呂新雨:儀式、電視與國家意識形態(上)

——再讀2006年“春節聯歡晚會”

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從1983年開始創辦至今,覆蓋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時期。全家團聚,在除夕晚上守歲的時候看晚會,已經成為中國一個獨特的電視事件,也被稱為中國人的“新民俗”。無論是對於今天中國的文化研究還是傳媒研究來說,它都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一)


趙斌在《春節聯歡晚會:大眾家庭電視與黨的意識形態》[1] 一文中,曾解讀了1997年春節聯歡晚會中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主宰力量,1997年香港回歸,也是政治敏感的一年,她更多是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從民族主義的“主旋律”角度來細讀“國家”與“家”的關系,雖然她看到了市場化和商業主義對晚會的影響,但她更著重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在制造認同方式上的轉換,認為它是古老的儒家 “大一統”傳統的現代實現。在這個過程中,她認為:

“晚會如果服從嚴酷的市場,它就會逐漸消失,或者轉換為完全不同的形式,但是,正是因為黨/國的誡命,使得它得以繼續,只是因為黨發現了這是個最好的機會去向可能是最廣大的受眾同時傳送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信息。春節聯歡晚會因此可以被看成是一個特殊情況,在這裏家庭通過電視被連接到了國家中心,古老的家天下的儒家理想,突然變得從未有過的真實。”

因此,西方發明的電視在以家庭為中心的中國社會被發掘出一個特殊的功能:一方面它強化了傳統的家庭中心主義,另一方面把家庭聚集成“想象的共同體”的國家。這裏,首先,趙文忽略了市場和國家合謀而形成的資本與權力的結合對晚會的共同塑造,它建立在對傳統習俗的挪用上;第二,與其說家國一體的意識形態是中國社會特有的傳統與黨/國的結合,毋寧說它是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國家與電視媒介的共同關系,戴維•莫利在《電視、受眾與文化研究》[2] 中曾詳細分析了電視作為一種儀式,在西方社會中具有建構家庭生活,提供參與到民族共同體中的符號模式的功能,指出廣播電視在把家庭和國家結合成一個“民族家庭”(national family)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裏需要強調的是,傳統中國並不宜簡單等同與今天的民族國家,儒家的“大一統”思想所包含的分封制與郡縣制、“天下觀”與“夷夏觀”之間的覆雜關系也不能簡單地等同於現代民族國家對領土的主權要求 ,“大一統”和“祖國統一”的背後各有不同的歷史涵義。而傳統的宗法意義上的“家”的概念也不同於今天以核心家庭為代表的多元的現代家庭形式,要言之,“國”、“家”以及“大一統”/“統一”都應該放在具體的歷史變遷中去討論,現代社會的“國”/“家”已經極大地不同於儒家思想中的“家”/“國”概念,它的背後是百年來中國社會覆雜的現代性轉換,這個轉換本身的歷史動機更應該成為關註和解讀的焦點。春節聯歡晚會作為一種電視形式進入中國人的家庭,這與其說是對傳統家族觀念的認同,不如說正是因為傳統家族儀式所連接的天、地、神、人的觀念及其實質在現代社會中的衰落,它所留下的結構性空缺被電視予以填補,才使得晚會成功地鑲嵌到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中,而這個時間過去是屬於神和祖先的。以宗法家族為單位的覆雜的祭祀儀式及其意義的沒落,使得這個節日的內涵產生了結構性的塌陷,這就是為什麼每年春晚之後媒體上罵聲不絕,但是其收視率卻依然堅挺,因為對於這個社會來說,除夕夜有一個結構性的儀式饑渴虛席以待,這就為電視作為現代民族國家之儀式行為的介入提供了前提。“想象的共同體”本身正是現代性的產物,在本尼迪可特.安德森看來,在天堂和宗教退潮之後,“通過世俗的形式,重新將宿命轉化為連續,將偶然轉化為意義,……很少有東西會比民族這個概念更適合完成這個使命。” [3]

筆者認同文本研究,但是並不把文本僅僅看成是作者的文本,它同時也是讀者的文本,文本研究也可以是受眾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在大眾傳媒的時代,受眾的參與是內在與文本生產之中的,電視制作者和觀眾出於各自不同的立場,攜帶著各自的理解視野在這裏相遇和碰撞,而他們的背後是一個社會共同的文化、歷史和政治,這既決定了他們對話的可能性,也預設了利益的沖突和博弈。在James .Carey看來傳媒研究有兩類:作為傳播觀念與作為儀式觀念,它們分別形成了實證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範式。[4] 作為社會科學的傳播觀念研究是主流,它關註信息的傳送與接受,是一個空間和地理的概念,它追求信息穿越空間的速度和能量,目的是對距離及人的控制。因此,信息並不客觀和中立,傳播觀念最初和宗教相伴隨,歐洲基督教和白人文明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白人基督徒與土著異教野蠻人在美洲的相遇都是在傳播形式下的空間運動,它的目的是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城,因此傳播具有不言而喻的道德意義。十九世紀現代傳播技術發明以後,美國人首先是把它作為更快更好傳播基督教箴言的方法。而作為儀式的傳播觀念有著更古老的來源,與關註空間內信息傳播的密集與否不同,它關註時間概念上的社會的延續和發展,是社會共享信念的表達。在他看來,當今美國主流傳播研究只關註行為和功能,忽視了人類行為的文化意義,社會科學從文化中孤立,事實從文化中剝離,而這裏的文化恰恰是種族中心主義的,因此“剝離”其實是遮蔽。作為儀式的傳播不是否定傳播過程及其導致的行為改變,而是認為只有在儀式和社會秩序的範圍才能明白傳播的意義。在此基礎上,Horace Newcomb 和 Paul Hirsch發展了電視作為文化論壇的(TV as a culture forum)意義 [5],儀式應該被看成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結果,它具有修覆共識的功能,它提出問題比回答問題更重要,盡管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內,比如在美國它成為檢驗政治多元主義功能和界限的公共論壇。電視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它提供給受眾的是內在於文化的意識形態譜系。它是流變的文本,比如電視節目類型具有共同的模式,但最有挑戰性和個性的節目往往是這一類型中最成功的。電視是一種意識流,它提供的是豐富的變化,而不是給出一個固定的主宰性的意識形態地圖,所以觀眾是有多元選擇權的,並通過這種權利參與到文本的討論中。本文作為中國語境下的討論,更關註傳播的儀式意義在現代國家和市場社會語境中所具有的時間和空間的雙重轉換。每年對春節聯歡晚會的議論也的確驗證了電視的論壇意義,二十多年來的春節聯歡晚會一路走來充分構成了主流意識形態變化的譜系,但是變動軌跡之背後的社會動力是什麼?這卻是問題的關鍵,僅僅用觀眾的遙控器所具有的投票權不足以解釋觀眾邊罵邊看春晚這一獨特現象。在Horace Newcomb 和Paul Hirsch“電視作為文化論壇”的框架下,著重的是社會差異性在協商中的和平共處,忽略了媒體、制作者和觀眾各自不同的力量、立場和利益沖突。觀眾的批評對晚會的影響和改變的確存在,但卻是在一個主宰的結構性框架的內部;也忽略了媒體的市場化發展對電視文本的塑造,而這一點對於解讀今天中國的電視尤其重要。

這裏希望由多重視角來透視“春節聯歡晚會”的意義,既有國家意識形態對傳統民俗儀式和民間戲劇、曲藝形式的挪用;也有社會內部的危機與沖突在國家意識形態譜系中敏感而覆雜的表現;更有中國電視市場化發展以及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對晚會強有力的塑造。這構成了晚會在多重話語中的展開,它們之間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給晚會帶來的危機,應該成為關註的重點。

 

(二)

 

筆者曾經在解讀2002年春節聯歡晚會的時候,特別指出“北京時間”所營造出的“天涯共此時”從民俗意義向國家意義的轉換。 [6] 趙斌的論文也強調了“北京時間”對於晚會的意義,1997年春節聯歡晚會第一次把北京時間作為主題,作為祖國的心跳和脈搏,分別由主持人宣告了三次。“北京時間”已經是春節晚會的結構性要素,特別是零點報時。但是,有意味的是它也越來越成為最重要的廣告投標時間。2006年春節聯歡晚會設了兩個報時時段,除了零點報時,還將春晚開始前的20點也安排報時廣告,據媒體報道20點與零點兩個報時廣告的起價分別為539萬元與966萬元,而2005年春晚的零點報時廣告時段價格僅680萬元。在中國本來就沒有不同的時區概念,因此北京時間的實質體現的是國家的領土主權意識,是以時間概念體現的空間。在全球化的今天,它開始追求對海外華人的招募,並著力建構新的“視聽領土”。2006年晚會通過網絡電視以及中央台不同語種的國際頻道進行全球直播,使得“北京時間”最大限度地實現它的非地域性。這也可看成是民族國家理念追求非領土化的過程。它為安德森所敘述的“同質與空洞的時間”(homogenous ,empty time)之於民族國家想象的重要性提供了一個例證,只是安德森所謂的印刷資本主義已經轉換為“電子資本主義”和“網絡資本主義”,因為後者能提供更直接的“共時性”(simultaneity)因素,它是儀式得以發生的必要條件。與此相呼應的是晚會對網絡及網絡人群的高度重視,這已經構成春晚的特色,2006年春晚就招募了年輕的網絡歌手走上舞台。在臨近晚會的2005年12月22日,中央電視台中視網絡發展有限公司特別舉辦了“2006央視網絡電視全球華人網絡春節主題活動” 啟動儀式,推出了“網絡春節”這一網絡視頻品牌,這也被吹捧為中國互聯網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網絡電視主題活動。中視網絡發展有限公司是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所屬的全資子公司,是中國中央電視台擁有版權的各類電視作品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網絡傳播交易的總代理,目標是服務“全球華人社群”。全球華人既是一個民族國家概念的衍生,同時也開始成為一個市場概念。

小品/相聲作為春節聯歡晚會的重要的結構性因素,一向是北方方言的天下,它與作為統一的民族語言“普通話” 的親緣關系,是其獲得霸權的原因。但是,在2006年北方/東北小品一統天下的局面已經改變,南方的語言類節目:四川、湖南和湖北的方言小品進入2006年的春晚,再加上台灣的相聲,在晚會的10個語言類節目中已經占據近一半的比例,但是這些方言其實都只是帶有方言腔的普通話,就如台灣的相聲在題目中所表達的那樣:《學說普通話》,是用地方方言對普通話進行轉譯,而不是取代,它依然是普通話中心主義的,只是更積極地把方言納入其中。與此相對照的是從2004、2005年以來,由於地方台方言節目勃興,為此國家廣電總局相繼三次出台相關政策規定予以打壓,強調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標準的普通話。如果以此來衡量,春節聯歡晚會已經違規。普通話與方言之間的關系是今天的國家與地方關系的折射,而它之所以成為2005年廣電業熱烈討論的話題,也是市場化發展的產物,地方台需要培養自己的方言受眾群,以此與中央台的壟斷地位抗爭。而國家廣電總局的三道金牌,既是國家民族主義的自我維護,同時也構成了對中央媒體壟斷市場地位的維護。戴維•莫利認為當國家媒介系統為公眾服務的準則不斷弱化的時候,全球主義和地方主義的關系便緊張起來 [7]。對於中國的情況來說,方言電視節目的興起正是國家媒介系統從公共服務原則向市場化方向發展的產物,它導致中央台與各個地方電視台之間的利益沖突越來越明顯,因此對方言小眾收視人群的培養目的其實是廣告目標受眾的細分策略,是從全國的廣告市場以及中央台口中奪一杯羹,並不能簡單認為是媒介草根意識的興起,因為這些方言區都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和地區,對地方認同的培養背後是媒體的廣告營銷策略,這種策略叫做市場區隔理論(Segmentation),它被稱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營銷概念之一,只是這裏它利用/挪用了地方方言作為其區域分割的基礎。但是分布在廣袤鄉村的諸多方言以及少數民族語言就沒有相應的“自發”方言/少數民族語言之節目出現,因為深陷“三農問題”之中的農民不是廣告商的目標人群。如果與中國傳統戲劇聲腔的演變做一對比,問題會更清楚。中國豐富的方言正是其絢麗多彩的地方戲劇聲腔的基礎和溫床,但是這些聲腔並不是限定在固定的地域中互相隔絕,或者說它們之間並不以互相區分作為存在的前提,它們的地域性是流動和變化的,其聲腔的源流變化就是南北雜糅的過程,比如說皮黃腔,按照周貽白先生的說法,系由“非出一源的兩種聲調的合流”,西皮調出自“秦腔”,通過湖北的“襄陽調”成為漢水一帶的“楚調”,後才成為湖北地區所謂“西皮”;而“二黃調”源於“徽調”,由“弋陽腔”變為“四平腔”, 通過“吹腔”及“四平調”成為安徽地區的“二黃”。這兩種曲調在漢水一帶會合,流行到北京,成為在京徽班的主要聲調,再經由徽班與“昆曲”和各類“梆子腔”相參合,成為“京劇”,而京劇也一直沒有停止對其他地方劇種在念唱做打上的吸收。[8] 而同樣的劇目(本事)會有不同的地方戲劇/方言版本,可以互相借鑒和轉換,它們之間又有著共同的繼承,從周先生編定的《中國戲劇本事取材之沿襲》可以看到後代對元、明、清雜劇和傳奇的清晰承襲,而這恰恰是中國傳統戲劇作為民間/草根藝術形式的重要性質。而今天的地方認同的背後卻是壟斷的後果,它是以分割為目的,而不是相反,中央台在廣告市場上的超級霸權地位和地方台的自我區隔化是一對互相依存的市場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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