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206年(宋開禧二年),鐵木真在漠北斡難河(今鄂嫩河)豎起九腳白旄纛,拜受“成吉思汗”稱號,建立大蒙古國始,僅用了十六七年,便占中亞、越高加索、跨克裏米亞半島、抵第聶伯河,橫掃歐亞大陸;21年後滅西夏;28年後滅金朝。然而,蒙古對偏安的南宋王朝,自1235年(宋端平二年)宋蒙戰爭全面爆發始,至1279年(宋祥興二年)崖山海戰最後一役止,浴血45年才告得手。這其中,南宋在四川盆地的山城堡壘戰,對左右戰爭局勢、延長宋朝統治,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1259年(宋開慶元年)夏,蒙古國第四位大汗蒙哥、以驍勇善戰著稱的蒙軍大將汪德臣,均在蜀中前線的釣魚城下負傷,相繼殞命於嘉陵江溫湯峽。臨終時,蒙哥汗憤恨不已:“我之不治傷疾皆源於此城也,我去世之後,若克此城,當盡屠之。”
為什麽蜀中這些星羅棋布,看似並不起眼的城堡,竟然讓縱橫無敵的蒙古鐵騎也斷鞭折戟呢?我在四川盆地的自然與人文考察中,探訪了這個古城要塞體系的許多重要之地,力圖從地理背景的角度去尋求答案。


天然自成的形勝之地


蜀中的南宋古城要塞,皆依托紅色丘陵中的方山而築。而這種紅層方山地貌,是四川盆地最具代表性的一種獨特地貌。

構成四川盆地紅色丘陵的巖層,皆為恐龍時代的侏羅紀、白堊紀時,內陸河沼湖泊中的沈積物。當時盆地裏氣候濕熱,泥沙沈積物中的三氧化二鐵大量富集,所以使巖石帶上了鮮明的紅色,而後這些巖石作為丘陵的基巖,被侵蝕暴露於四川盆地,人們便把這套巖層稱之為“紅層”,把四川盆地也稱為“紅色盆地”。

由於紅層中常含有厚大的砂巖層,它比紅層中的泥巖層抗風化能力更強,加上四川盆地內的巖層少有褶曲,多呈水平狀,因此在長期的風化侵蝕中,這些砂巖層多殘留在山丘頂部,形成山頂平闊、四周峭壁圍繞的方山,狀若城郭。由於這些砂巖層的厚度一般都可達到二三十米,厚者可達五六十米,因此方山周圍這種數十米高的垂直峭壁,遠比人造的城郭更為險要,更加易守難攻。而且,砂巖層是良好的含水層,鑿井取水不是難事,平闊的山頂也適於農耕,可屯田以自給,這就給建立能長期固守的軍事要塞提供了優越條件,從而使看似不起眼的紅層方山,更勝於盆地周邊的、以及川東平行嶺谷中的高大山嶺,成為更適合憑險據守的天設之地。

四川盆地這些方山中的一些出類拔萃之地,實際上早在南宋以前,就多被僧家看中,在方山頂上建寺立廟,成為信徒朝拜、香火繁盛之所。而這些方山的軍事價值,在面臨危難多事之秋,而又為傑士名帥慧眼所識之後,終於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煥發出了一道十分耀眼的光芒。


堡壘在慘痛浩劫之後催生


宋代時“蜀”或“四川”之行政及地理概念,與今大不相同。北宋時四川最北邊的利州路包括了文州(今甘肅文縣)、興州(今陜西略陽)、興元府(今陜西漢中)、洋州(今陜西洋縣),蜀之北界的一部分在太白山一帶的秦嶺主脊。南宋時,因秦鳳路、永興軍路(今甘、陜主體部分)大部為金朝所占,宋廷把秦鳳路、永興軍路殘存的部分劃入利州路,並把擴大了的利州路分為利州東路和利州西路。此時,蜀之北界已全面推進到作為嘉陵江—漢江與渭河之分水嶺的秦嶺主脊,漢中盆地之於蜀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成都平原(蜀漢的劉備當年立國之初,自稱為漢中王,不知是否也有此種地緣的考量)。寶雞與鳳州之間的大散關,牛嶺關等,為蜀之外口,而沔州(今略陽)、西縣(今勉縣)以南沿大巴山、米倉山山隘分布的雞冠隘、陽平關,為蜀之內口。二者之間還有扼沔州、興元之北門戶的七方關、白水關、武休關等隘口。

金朝在對南宋的作戰中,雖然也曾突破大散關、武休關,一度攻占漢中,但終被擊退,並未能越陽平關、雞冠隘一線。蒙古的崛起,對於金宋之爭來說,恰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1232年(宋紹定五年),蒙古在對金作戰中,借道宋境,攻破大散關、沔州、陽平關,左路順漢江而下,襲鄧州(今鄧縣)、唐州(今唐河);右路則順嘉陵江而下,攻破四川城寨一百四十余處,至西水縣(今閬中與梓潼間)而還。這是宋朝的內蜀關隘第一次被攻破,也為蒙古後來的大規模入川埋下了伏筆。

1236年(宋端平三年),宋蒙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年,蒙軍分三路大規模南征,闊端率西路軍全面突破蜀口防線,攻占興元、利州(今廣元)、劍門關,長驅直入攻陷成都,成都慘遭屠城,死者數十萬眾(若據《清容居士集》記載,宋將賀靖事後在成都錄驗骸骨竟達一百四十萬具,城外者不計)。蒙軍並在川內大肆攻掠,除川東的夔州路外,四川五十四州俱破,川西人死之七八,這是四川有史以來遭受的第一次慘痛浩劫,也開北方遊牧民族攻掠四川之先河。

所幸的是,蒙古在對宋戰爭的早期,延續了遊牧民族的征戰特點,以燒殺掠奪為目的,不以據城守地為重。攻掠得手以後,北返草原,再待來年,這就給了南宋重整防務的機會。但轉機並未很快出現,蒙軍的塔海、禿雪等部,分別於1238年(宋嘉熙二年)、1239年(宋嘉熙三年)、1241年(宋淳元年)、1242年(宋淳二年),幾度入川。攻陷諸多州城,大肆掠殺,並深入川東,進逼夔門,試圖打通三峽,夾擊長江中下遊的宋軍。

1243年(宋淳三年),對於南宋的西部屏障四川來說,是重要轉折的一年。因成都已遭毀滅性破壞,南宋在四川的軍政中心四川制置司治所由成都遷至重慶,名將余入蜀主事,他采納冉、冉璞的建議,在原重慶知府彭大雅修建的基礎上,增築加固重慶城和合川釣魚城,作為川防基地。而最重要的是,余將此築城法推廣至大巴山以南的四川全境,建成了第一批以方山為依托的城堡群落,初步構成較完善的防禦體系。自余始直至南宋滅亡,四川歷年所築的此類山城要塞有八十余處。但其中最重要者,皆始建於1243年余初任之時,後有“川中八柱”之概稱。

雖然紅層方山在四川盆地內普遍分布,但余對城址的選擇頗具匠心。

一是以嘉陵江、渠江、沱江、涪江、岷江、長江等幹流為軸線,以山口、峽口等為支點,進行布設,以控扼水陸交通要沖。例如:合川釣魚城,當嘉陵江穿過華鎣山形成的小三峽之上口,下可與重慶相互應援,上可阻自北面來犯的蒙軍,為重慶屏障;金堂雲頂城,地處沱江切穿龍泉山形成的金堂峽之下口,歷來為川西門戶,在成都平原無險可守時,它便成為扼守沱江、拱衛川中丘陵地區的重要據點;樂山的三龜九頂城,岷江由此穿過龍泉山南端的余脈,並與大渡河、青衣江交匯,形成川西至川南的水陸要津;瀘州神臂城,當華鎣山余脈與長江交會處,是控制重慶以西長江上遊水路的關鍵;

二是靠近原有的州府城鎮,便於軍政的治所及軍民遷入城堡固守;

三是充分利用天然的險要地勢,提升堡壘的防禦能力。我在考察中看到,不少古城都利用了河流的屏障作用,盡量選擇三面臨江或兩面臨江的環境,讓江流成為天然護城河,使方山四周的峭壁之下,更多了一道障礙。例如瀘州神臂城、合川釣魚城、南充青居城、蒼溪太獲城等,分別利用了長江、嘉陵江、東河形成的曲流半島,江流環繞成天設之險。劍門關為南下入蜀的必經關隘,因大劍溪、小劍溪橫切山嶺,形成劍門關、苦竹隘左右兩道關口。歷代多於劍門關設防,但宋軍卻選擇苦竹隘作為劍門天險的主要據點,正是由於苦竹隘為四面皆被懸崖深峽隔斷的四方形孤山,比劍門關更易固守。苦竹隘一帶的巖石是比砂巖更為堅硬厚大的礫巖,因此形成的峭壁更加雄峻,其險要程度非川內其他古城能比;

四是盡量選擇面積廣闊的方山,便於聚兵屯田,長期堅守。這些古城的面積多在一二平方公裏以上,其中的耕地多在數百畝至千畝以上,由於山頂平台有相當集水面積,可鑿十數口或數十口水井,且四時不枯,城內可容納的軍民至少在數千人至萬人以上。像合川釣魚城這樣重要的堡壘,面積約4平方公裏,城內聚集的軍民最多時有十余萬人。



宋蒙戰爭中,南宋一方在總體上一直處於守勢。四川的方山城堡體系的主要功能,也在於防禦自保,它使四川盆地內原來無險可守,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狀態的眾多州城,能夠遷徙到各個方山城堡內,有了起碼的安全保障。而且由於這些城堡地處要沖,它們也在阻滯攔截蒙軍的進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246年(宋淳六年),蒙軍分四路再次入蜀,在初具規模的城堡要塞體系面前,嘗到了苦果。蒙軍元帥汪德臣率部攻蓬州運山城,汪德臣所騎戰馬被飛石擊死,其弟汪直臣被擊斃。七月,蒙軍費盡周折攻下運山城外城,但卻無奈內城。整個四川戰局也一直未能取得打通三峽,東出江漢的目標。為此,蒙軍不得不開始試探在後來被證明是極具膽識的“斡腹”計劃,即繞行川西高山峽谷區及吐蕃境,攻取大理國,由黔、桂、湘大迂回南宋的側翼。

1247年(宋淳七年),蒙軍即開始沿著今之松潘、瀘定、大渡河一線向南推進,取道青羌欲入大理,但為諸蕃所阻。次年,蒙軍再次欲經吐蕃境攻大理。余派遣俞興、楊文出碉門(今天全禁門關),在巖州(今瀘定縣北)馬鞍山與從吐蕃境南下的蒙軍激戰,在大渡河畔擊潰蒙軍。

在逐漸有了較穩固的基地以後,余也開始主動出擊,試圖履行他對宋理宗“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的承諾。1250年(宋淳十年)10月,余為收覆漢中北征,在米倉山道、陰平道、金牛道、西縣敗蒙軍,並圍困興元府,但因蒙軍幾路來援,余被迫撤兵。他不會想到,這次北征竟成了宋軍最後一次北返漢中盆地。接下來的兩年,又發生了一些轉折性事件。

1252年(宋淳十二年),宋軍的築城戰法開始為蒙軍所仿效,蒙軍元帥汪德臣在嘉陵江上遊的沔州修築城寨,作為取蜀的基地,開了以堡壘對堡壘的先河,這在蒙軍的戰術上是一個重要變化,也反證了余構建城堡體系的成功。同年十月,在間斷了六年之後,蒙軍的火魯赤部又大舉入蜀,抄掠成都,進逼嘉定府(今樂山)。余調全蜀精銳進行“嘉定會戰”,這也是他最後的輝煌一戰。依托建於龜城山和淩雲山上的三龜九頂城,以及嘉定府旁的萬山、必勝兩堡,余敗蒙軍於嘉定城下。蒙軍在敗撤途中,又於苦竹隘、劍門關等多處遭襲阻。


1253年(宋寶元年)春,蒙帥汪德臣繼沔州之後,更深入蜀中七百裏,在嘉陵江畔的利州築城建寨,墾荒屯田。在川內開辟了重要的立足點,並堵死了宋軍北進收覆失地的大門。對這一事件的嚴重性,當時宋臣牟子才曾評論道:“敵反用其計,出沒於劍、閬兩州之間,抄掠糧道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脈絕矣。”在此危急關頭,宋理宗反聽信讒言,忌余擁兵坐大,突發牌符召余入京,並命余晦入蜀接替余,余積郁成疾,竟服毒自盡,自此川蜀形勢發生逆轉。余之境遇竟和南宋初年之岳飛、明末之袁崇煥驚人相似。令人感嘆南宋的自敗之舉,也不禁想起杜牧《阿房宮賦》中的警句:“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也是在1253年,忽必烈受蒙哥汗命,率軍分三路遠征大理,他與吐蕃首領八思巴修好,吐蕃諸部歸附。蒙軍西路入阿壩草原,經色達、甘孜、新龍、理塘、得榮南下,過金沙江進逼麗江城;東路軍取川西北草原通內郡之古隘道,經松州(今松潘)、茂州(今茂縣)之境,循南宋沿邊軍州,出岷江故道,越雅州(今雅安)、黎州(今漢源),過大渡河南下。忽必烈自領中路,循大渡河西岸南下,然後自瀘定東渡大渡河,入宋境,過巖州(今瀘定北)、翻飛越嶺、抵滿陀城(盤陀寨),再由富林越大渡河,取清溪古道,經安寧河南下,跨金沙江,攻陷大理。並於次年滅亡了立國316年之久的大理國。此次“斡腹”的成功,打開了南宋側翼的門戶,為蒙軍後來平定安南國(今越南北部)、由昭通進擊川南、由右江入廣西、進擊湖南,鋪平了道路。也為後來忽必烈繼蒙哥汗位,建號“大元”奠定了基礎。而四川自此開始要面臨來自南面的進攻,因此在盆地南緣山區新築了興文淩霄城、南川龍崖城等要塞,以扼守滇川、黔川通道。雖然從地質地貌特征來看,淩霄城、龍崖城等已不屬於紅層方山的範疇,但它們仍然是方山城堡戰術思路的延伸。

南宋四川城堡體系的淪陷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一是1258年(宋寶六年)至1259年(宋開慶元年),蒙哥汗親率大軍入蜀,占領除釣魚城之外的嘉陵江、涪江、沱江的諸城堡,他自己卻死於釣魚城下,蒙軍喪主之後只得退軍,但此時他們已懂得派軍留駐於被占的南宋城堡,建立攻戰的基地;二是1275年(宋德元年)至1278年(宋祥興元年),此時已是南宋滅亡的最後時刻,元軍在占領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俘宋恭帝,追殺小皇帝宋端宗、宋帝的同時,也相繼占領了四川岷江、長江、渠江的各城寨。1279年正月,釣魚城在堅守36年之後,成為最後陷落的四川南宋城堡,同年二月,宋帝在廣東崖山投海而死,南宋最後的殘余力量也徹底敗亡。

盡管在余之後,四川防禦體系的頹勢已顯現,但紅層方山上的城堡群憑其天設之險,仍然給蒙(元)軍制造了巨大的障礙。蒙哥死後,蒙軍不得已改變了戰略方向,主攻荊襄,並以襄樊會戰揭開了最後滅宋的序幕。另外,四川城堡中最重要的苦竹隘、鵝頂堡、太獲城、運山城、青居城、釣魚城、雲頂城、三龜九頂城、紫雲城等,最後皆因降才告破,而非武力所攻取。其中許多城堡也是反覆爭奪,尤以瀘州神臂城歷經九次易手為最。


憑險築塞的典範之作


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體系,巧妙地借助了紅層方山的地形地貌,以崖為墻,倚山借勢,就地取材,在城堡的布局以及城門、城墻、甕城、炮台等的構築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這些城堡或城池,是中國建築史中沒有引起足夠註意但又十分重要的單元。
這些城堡的平面形態,完全依紅層方山山頂平台的形態而定,多呈不規則的多邊形。而且,由於厚大砂巖層常常呈多層產出,因此方山也往往形成階梯狀,在最高的山頂平台之下,還會有低一級的平台環繞,築城中常依此分為內城與外城,構成多道防線,在一些規模較大的城堡,如釣魚城、太獲城、雲頂城等,這種特征最為明顯。

方山城堡雖然以懸崖峭壁為天然城墻,但為了防禦作戰,仍然要沿懸崖頂端構築連續的人工城墻,不過,由於借助了天然的懸崖,所以人工砌築的城墻並不高,一般數米即足矣。上有垛口,城墻內側一般有兩三米寬的跑馬道,以利運動軍隊。在城堡轉角處或懸崖的突出部位,多砌築有炮台。另外城門的兩側也是炮台設置的主要地點,例如釣魚城的護國門、三龜城的北門、九頂城的南門、東門等。在一些懸崖平直的城墻段,也沿襲傳統城墻“馬面”的築法,構建了突出於懸崖之外的石台,以作炮台,在釣魚城出奇門西側即存有這樣的遺址。

城堡的城門都修築在通往方山頂部的天然隘口處,完全依地勢而設,與一般城鎮的城門相比,分布不規則。而且為了防禦的需要,城門一般較少,如偌大的苦竹隘,僅有唯一的東南門,開於懸崖半壁,地勢險要。四川南宋城堡的城門,都是宋代開始流行的典型的圓拱形券門,而且多為雙拱制式,加大了門洞的進深。這些城門比一般城鎮的城門要小許多,據現有的城門測量數據統計,其門洞高一般在2.2米至3.2米之間,門洞寬一般在1.56米至2.2米之間,兩人要並排而行都很困難,與城內可容納的人口不成比例,可謂小氣,但對防禦來說,這卻是不錯的考慮。

甕城,是中國古代城池獨創的制式。即在主城城門之外,加築一小城,如甕形圈住主城城門,以加強防禦,一旦敵軍突破甕城城門,可憑借甕城周邊的城墻進行圍擊,猶如給主城城門加了一道保險鎖。甕城也被創造性地運用於四川的南宋城堡體系中,宋軍主要選擇方山城堡周邊地勢稍顯平緩,且易受敵軍攻擊的地段設置甕城。例如:金堂雲頂城之北門外,沿方山向外突出的一平緩山梁築有甕城,它圈住了北門東側一段峭壁高度不大的城垣,也控制了經此山梁攻擊雲頂城的通道;瀘州神臂城北、西、南三面為臨江的峭壁,唯東邊與丘陵相接,因此在東門外築有甕城,也被稱為耳城,而且在耳城下築有護城池塘;紅層方山因周邊溪流的溯源侵蝕,也會使方山懸崖的頂端曲折迂轉,形成一些向內凹進的谷地或窪地,形如口袋,它也被利用來構築甕城,其最典型者莫如廣安大良城南門外和西門外的兩個甕城。


四川的南宋城堡建築中,最值得註意的是獨創了“一字城”和“一字墻”的形制。一字墻是砌築在方山懸崖邊、由懸崖向外突出、與懸崖的走向呈垂直相交的石墻。方山周邊的懸崖一般都很難攀登,但偶然也有伸出的山嘴或山梁,或有突出的巖坎,易被敵軍利用。一字墻就主要選擇在懸崖外側地形變化轉折處,主要起到隔斷懸崖外側通道的作用。我在考察中發現,懸崖邊的地形變化轉折處,多是城門所在的位置,因此一字墻也常和城門配合使用。如蓬安運山城的東門旁、金堂雲頂城的北門旁,均有構築。一字城的基本格局和一字墻相似,又被稱為橫城墻,它也是為了阻斷方山城堡外緣的通道,但規模大得多,類似長城,可布置和運動軍隊。最重要的是,一字城皆選擇在三面臨江的半島狀方山城堡的兩側,從懸崖邊伸出一直延伸到江中,從而封鎖住城堡外側沿河岸的半環狀通道,使整個半島構成一完整封閉的城防。另外,一字城也是由城堡直達江邊的通道,可借此與水路發生聯系,同時護衛一字城內側的補給碼頭。瀘州神臂城的東門與南門之間,即有一字城直貫江渚。而合川釣魚城的南、北一字城更是規模宏大的典範之作,它甚至跨過嘉陵江的河汊,與河心灘相連。
我國古代城墻與城門系統的構築,多用夯土,或用夯土加包磚。而四川的南宋城堡充

分利用了紅層方山固有的砂石資源,就地取材,全部采用了砂巖塊石或條石砌築,是為它的一大特點。因此,在這些城堡內或附近,幾乎都可發現遺留下來的南宋采石場遺址。



方山堡壘流進時光的長河


余在四川首創的憑險築寨的堡壘戰法,由於功效顯著,被南宋朝廷推廣運用於當時的京湖、兩淮戰場,同樣大顯神威,甚至蒙軍將帥也加以仿效。在四川作戰的後期,蒙軍除了充分利用已攻占的南宋城堡,作為屯兵和指揮之所外,還於戰略要地築城建寨,以鉗制宋軍。1262年(宋景定三年)至1267年(宋鹹淳三年),蒙軍就曾因釣魚城屢攻不克,於今武勝境內,建母德彰山城,以控扼釣魚城的北路要沖。

元朝平定四川之後,逐漸把遷徙於山城堡壘中的軍政治所又返遷原地。但這些堡壘的作用和影響卻並未因時過境遷而消亡。在以後的歷史長河中,每逢戰亂,這些舊城故壘又一再成為民眾的避亂屯守之地,或成為不斷興起的武裝勢力攻擊或盤踞的場所。尤其是在明末清初、清末民初,諸如張獻忠屠戮四川,白蓮教、義和拳聚眾起事的大動蕩時期,這些方山城堡內外,血雨腥風的場景屢屢重現。


我在考察這些南宋城堡時,常訪談於當地的老人。除了偶而有人語焉不詳地提及余的傳說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老人幾乎都耳熟能詳地說起八大王(即張獻忠)的殺人故事。在苦竹隘,帶路的當地老農講述說,八大王剿遍四川,唯朱家寨(即苦竹隘)屢攻未下,後來探知寨子北面有一條秘密險徑,便前驅羊群,尋路而上,攻破朱家寨,盡屠城中居民,血染小劍溪達十余裏。我在讀《蜀難敘略》、《蜀碧》、《蜀破鏡》、《荒書》這些親歷者記述張獻忠剿四川的史書時,常常不寒而栗,難以置信。但居民傳自祖輩的記述,又印證著這些記載。我常常想,也許只有最慘痛的經歷,才能如此清晰和頑強地存在於民間世代相傳的記憶中。我有些不解的是,在蒙軍面前尚能一戰的川中堡壘,明末清初竟沒有留下多少憑險自保的事跡。相反,四川遭受的屠城之慘烈、殺人之殘毒,達於空前絕後,對社會和生靈造成的大破壞,遠比外族入侵有過之而無不及,並使四川的人口損失超過宋末元初,人口數創下了歷史最低點。(據譚紅主編的《巴蜀移民史》的數據,1175年(宋淳熙二年)統計的四川人口為264萬戶,751萬余口。到南宋滅亡後不久的1282年(元至元十九年),僅余12萬戶;經過元、明時期的恢覆,到1593年(明萬歷二十一年)統計的四川人口已達310萬人以上,但到了清初的1651年(清順治八年),四川人口竟不足10萬人)。更值得深思的是,張獻忠們的暴行一旦被戴上了“農民起義”的光環,竟會成為被歌頌讚賞的對象。另據記載,張獻忠攻破這些山城堡壘之後,也實施了最嚴重的破壞,使我們能看到的這些城堡,在尚存的南宋遺跡之上,往往疊加了清代及民國重修的部分。


透過這些城堡要塞積澱的血色,很容易讀出王朝皇權時代,暴力的不斷輪回。無論是尚武嗜戰的強悍外族,還是鋌而走險的本朝流民,他們都是要用新的暴力去取代一個舊的暴力,用自己的新帝位去替換一個別人的舊帝位,並等待另一個暴力來將自己終結。

在暴力稱王、刀槍出政權的封建朝代,這種哪怕是只能提供暫時自保的堡壘體系,也會對後來者產生巨大的影響。自南宋以後,經過多次戰亂禍害,這種寨堡在四川盆地大大小小的方山上,已發展得不計其數。大到如清嘉慶年間始築的周長大於100公裏、有36個大城門,72個小城門的墊江鶴遊坪古城堡;小到如僅供一家大戶使用的武勝寶箴塞。其中都可以看到南宋城堡的影子。

始建於1910年的武勝寶箴塞,可以說是四川盆地內保存最完整的方山城堡之一,雖然其規模較小、年代較近,但卻並不影響它作為研究這種要塞建築的一個鮮活標本的價值。寶箴塞是武勝縣大戶段襄臣家族所建,與寨外的段家大院相呼應,平時在段家大院居住,戰亂時則舉家入城堡內躲避,這和四川的南宋州府與方山城堡的關系如出一轍。寶箴塞選擇了段家大院旁的一座紅層砂巖方山構築,在砂巖陡壁上砌石為墻,墻高6至13米,厚50厘米左右。墻內側是環繞全寨的防禦通廊,通廊全為屋頂覆蓋,城墻每隔一定距離便設置有望孔、射擊孔,使墻外任何角度的來犯者均在射擊視線之內。寨內居室、倉儲、水井、廚房、戲樓、天井、花園等一應設施俱全,水井內據說有暗道可通段家大院。和南宋古城一樣,寶箴塞充分體現了依山借勢、據險築寨、進退自保、長期固守的特點,且建築具有濃厚的川中民居特色。我國著名古建築專家羅哲文稱讚寶箴塞為:“全國罕有蜀中一絕之軍防要塞式住宅。”


歷經近八百年的風摧雨侵,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更彰顯出它的特殊價值。

當我在四川盆地的這些南宋古城中探尋時,常常為這些分布範圍如此之廣、遺存如此豐富、自然與人文結合如此完美的歷史遺產而驚嘆。

歷經近八百年的風摧雨侵,在數十座城堡遺址中,仍然可以看到相當數量的南宋時期的城墻、城門、炮台保存下來。在這些方山的石壁上,也保留了不少記載當時史事的南宋摩崖石刻,頗為珍貴,尤以萬州天生城為最,在它的前寨門和中寨門之間的石壁上,就保留有1241年(宋淳元年)至1276年(宋景炎元年)的五方摩崖石刻。在探訪劍閣苦竹隘時,當地人告訴我,上世紀60年代,在苦竹隘城門之下的溪溝修建水庫時,於河灘中曾發現大量生銹的鐵箭鏃。站在這些無聲的歷史遺存之前,總會讓人眼前浮現那些血火交織、刀槍齊鳴的活劇,從而生出讓人揮之不去的厚重悠遠的思緒。
我國現存的古代城市的城池建築並不罕見;歷代為防禦自保興建的城堡式村寨也遍及各地;歷史上為躲避戰亂將居民點遷徙於山城要塞也非四川獨有。但是,像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這樣,以獨特的紅層方山地貌為背景,以遷入要塞的州府軍政治所為支撐,構成一國一朝大區域的防禦體系,形成“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的堡壘群落,卻是絕無僅有。而且由於明、清以前完整的城池建築已十分罕見,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遺址群更彰顯出它的特殊價值。

令人頗感遺憾的是,承載著豐厚的自然與歷史遺產的這些古城要塞群落,幾乎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不用說大部分南宋古城遺址都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就是在世界遺產地樂山大佛所在的三龜九頂城,情況也令人汗顏。在龜城山和淩雲山上,現仍殘留有總長近2000米的南宋城墻以及5座炮台遺址,除淩雲山南門的炮台經修覆展示外,其余遺址不僅未能很好地保護與展示,而且在景區的各種建設工程中,也遭到一些損毀。在對淩雲山的景區介紹中,這段歷史遺產幾乎成為空白,在景區的遊客接待中心,當我詢問時,導遊們居然都對三龜九頂城不知其詳。

近幾十年來,也是這些古城遺址遭受人為損毀最嚴重的時期,城墻等建築被大量地拆除去修田建房。我在考察中還發現,如蒼溪太獲城的西門、南充青居城的北門及城墻等,均是在最近幾年因公路、電站的修建而遭拆毀的。

另一種擔憂來自所謂的旅遊開發,喜好“大手筆”、“大改造”,熱衷於造假古董,已成為一種流行病,這使歷史遺產的遭遇更加不堪。我們看到不少例子,在重修重建過程中,不考慮古城原物原件原態原境的保護,自以為比古人高明,使古建築喪失了它的歷史文化價值。

我常常想起在埃及盧克索參觀過的一所重建的神廟,它在歷史上已遭到十分嚴重的毀壞,專家們把能找到的建築構件仔細清理、逐一編號,重建的神廟嚴格按照原來的形式,而且構件中哪部分是原件,哪部分是新仿制的,都區分明顯,一目了然,無法覆原到建築中去的原構件,也編上號,在神廟旁陳列展示,這頗值得我們借鑒。而且對有些遺址來說,保護好它殘存的原貌,並科學地加以展示,是比重建更好的選擇。


四川盆地歷史上曾經是易於偏安自保的封閉之地,但站在這些古城要塞的遺址前,卻給人一種宿命難逃、浩劫不能幸免的悲愴。紅色的山巖恰似鮮血浸染的歷史之頁,當它翻過去以後,暴力與封建專制的苦難輪回也應當永遠終結。(收藏自 中國國家地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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