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開第三屆年會,我也想觀觀光;故“不遠千裏”的從浙江趕到上海,決於七月二日附赴會諸公的車尾而行。

 

一 殷勤的招待

七月二日正是浙江與上海的社員乘車赴會的日子。在上海這樣大車站裏,多了幾十個改進社社員,原也不一定能夠顯出甚麽異樣;但我卻覺得確乎是不同了,“一時之盛”的光景,在車站的一角上,是顯然可見的。這是在茶點室的左邊;那裏叢著一群人,正在向兩位特派的招待員接洽。壁上貼著一張黃色的磅紙,寫著龍蛇飛舞的字:“二等四元a,三等二元a。”兩位招待員開始執行職務了;這時已是六點四十分,離開車還有二十分鐘了。招待員所應做的第一大事,自然是買車票。買車票是大家都會的,買半票卻非由他們二位來“優待”一下不可。“優待”可真不是容易的事!他們實行“優待”的時候,要向每個人取名片,票價,——還得找錢。他們往還於茶點室和售票處之間,少說些,足有二十次!他們手裏是拿著一疊名片和鈔票洋錢;眼睛總是張望著前面,仿佛遺失了什麽,急急尋覓一樣;面部筋肉平板地緊張著;手和足的運動都像不是他們自己的。好容易費了二虎之力,居然買了幾張票,憑著名片分發了。每次分發時,各位候補人都一擁而上。等到得不著票子,便不免有了三三兩兩的怨聲了。那兩位招待員買票事大,卻也顧不得這些。可是鐘走得真快,不覺七點還欠五分了。這時票子還有許多人沒買著,大家都著急;而招待員竟不出來!有的人急忙尋著他們,情願取回了錢,自買全票;有的向他們頓足舞手的責備著。他們卻只是忙著照名片退錢,一言不發。——真好性兒!於是大家三步並作兩步,自己去買票子;這一擠非同小可!我除照付票價外,還出了一身大汗,才弄到一張三等車票。這時候對兩位招待員的怨聲真載道了:“這樣的飯桶!”“真飯桶!”“早做什麽事的?”“六點鐘就來了,還是自己買票,冤不冤!”我猜想這時候兩位招待員的耳朵該有些兒熱了。其實我倒能原諒他們,無論招待的成績如何,他們的眼睛和腿總算忙得可以了,這也總算是殷勤了;他們也可以對得起改進社了,改進社也可以對得起他們的社員了。——上車後,車就開了;有人問,“兩個飯桶來了沒有?”“沒有吧!”車是開了。

 

二 “躬逢其盛”

七月二日的晚上,花了約莫一點鐘的時間,才在大會註冊組買了一張旁聽的標識。這個標識很不漂亮,但頗有實用。七月三日早晨的年會開幕大典,我得躬逢其盛,全靠著它呢。

七月三日的早晨,大雨傾盆而下。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講演廳舉行。該廳離我所住的地方有六七裏路遠;但我終於冒了狂風暴雨,乘了黃包車赴會。在這一點上,我的熱心決不下於社員諸君的。

到了會場門首,早已停著許多汽車,馬車;我知道這確乎是大典了。走進會場,坐定細看,一切都很從容,似乎離開會的時間還遠得很呢!——雖然規定的時間已經到了。樓上正中是女賓席,似乎很是寥寥;兩旁都是軍警席——正和樓下的兩旁一樣。一個黑色的警察,間著一個灰色的兵士,靜默的立著。他們大概不是來聽講的,因為既沒有賽瓷的社員徽章,又沒有和我一樣的旁聽標識,而且也沒有真正的“席”——坐位。(我所謂“軍警席”,是就實際而言,當時場中並無此項名義,合行聲明。)聽說督軍省長都要“駕臨”該場;他們原是保衛“兩長”來的,他們原是監視我們來的,好一個武裝的會場!

那時“兩長”未到,盛會還未開場;我們忽然要做學生了!一位教員風的女士走上台來,像一道光閃在聽眾的眼前;她請大家練習《盡力中華》歌。大家茫然的立起,跟著她唱。但“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有些人不敢高唱,有些人竟唱不出。所以唱完的時候,她溫和地笑著向大家說:“這回太低了,等等再唱一回。”她輕輕的鞠了躬,走了。等了一等,她果然又來了。說完“一——二——三——四”之後,《盡力中華》的歌聲果然很響地起來了。她將左手插在腰間,右手上下的揮著,表示節拍;揮手的時候,腰部以上也隨著微微的向左右傾側,顯出極為柔軟的曲線;她的頭略略偏右仰著,嘴唇輕輕的動著,嘴唇以上,盡是微笑。唱完時,她仍笑著說,“好些了,等等再唱。”再唱的時候,她拍著兩手,發出清脆的響,其余和前回一樣。唱完,她立刻又“一——二——三——四”的要大家唱。大家似乎很驚愕,似乎她真看得大家和學生一樣了;但是半秒鐘的驚愕與不耐以後,終於又唱起來了——自然有一部分人,因疲倦而休息。於是大家的臨時的學生時代告終。不一會,場中忽然紛擾,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東北角上;這是齊督軍,韓省長來了,開會的時間真到了!

空空的講壇上,這時竟濟濟一台了。正中有三張椅子,兩旁各有一排椅子。正中的三人是齊燮元,韓國鈞,另有一個西裝少年;後來他演說,才知是“高督辦”——就是諱“恩洪”的了——的代表。這三人端坐在台的正中,使我聯想到大雄寶殿上的三尊佛像;他們雖坦然的坐著,我卻無端的為他們“惶恐”著。——於是開會了,照著秩序單進行。詳細的情形,有各報記述可看,毋庸在下再來饒舌。現在單表齊燮元,韓國鈞和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博士的高論。齊燮元究竟是督軍兼巡閱使,他的聲音是加倍的洪亮;那時場中也特別肅靜——齊燮元究竟與眾不同呀!他咬字眼兒真咬得清白;他的話是“字本位”,是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字與字間的時距,我不能指明,只覺比普通人說話延長罷了;最令我驚異而且焦躁的,是有幾句說完之後。那時我總以為第二句應該開始了,豈知一等不來,二等不至,三等不到;他是在唱歌呢,這兒碰著全休止符了!等到三等等完,四拍拍畢,第二句的第一個字才姍姍的來了。這其間至少有一分鐘;要用主觀的計時法,簡直可說足有五分鐘!說來說去,究竟他說的是什麽呢?我恭恭敬敬的答道:半篇八股!他用拆字法將“中華教育改進社”一題拆為四段:先做“教育”二字,是為第一股;次做“教育改進”,是為第二股;“中華教育改進”是第三股;加上“社”字,是第四股。層層遞進,如他由督軍而升巡閱使一樣。齊燮元本是廩貢生,這類文章本是他的拿手戲;只因時代維新,不免也要改良一番,才好應世;八股只剩了四股,大約便是為此了。最教我不忘記的,是他說完後的那一鞠躬。那一鞠躬真是與眾不同,鞠下去時,上半身全與講桌平行,我們只看見他一頭的黑發;他然後慢慢的立起退下。這其間費了普通人三個一鞠躬的時間,是的的確確的。接著便是韓國鈞了。他有一篇改進社開會詞,是開會前已分發了的。裏面曾有一節,論及現在學風的不良,頗有痛心疾首之概。我很想聽聽他的高見。但他卻不曾照本宣揚,他這時另有一番說話。他也經過了許多時間;但不知是我的精神不濟,還是另有原因,我毫沒有領會他的意思。只有煞尾的時候,他提高了喉嚨,我也豎起了耳朵,這才聽見他的警句了。他說:“現在政治上南北是不統一的。今天到會諸君,卻南北都有,同以研究教育為職志,毫無畛域之見。可見統一是要靠文化的,不能靠武力!”這最後一句話確是漂亮,贏得如雷的掌聲和許多輕微的讚嘆。他便在掌聲裏退下。這時我們所註意的,是在他肘腋之旁的齊燮元;可惜我眼睛不佳,不能看到他面部的變化,因而他的心情也不能詳說:這是很遺憾的。於是——是我行文的“於是”,不是事實的“於是”,請註意——來了郭秉文博士。他說,我只記得他說,“青年的思想應穩健,正確。”旁邊有一位告訴我說:“這是齊燮元的話。”但我卻發見了,這也是韓國鈞的話,便是開會辭裏所說的。究竟是誰的話呢?或者是“英雄所見,大略相同”麽?這卻要請問郭博士自己了。但我不能明白:什麽思想才算正確和穩健呢?郭博士的演說裏不曾下註腳,我也只好終於莫測高深了。

還有一事,不可不記。在那些點綴會場的警察中,有一個瘦長的,始終筆直的站著,幾乎不曾移過一步,真像石像一般,有著可怕的靜默。我最佩服他那昂著的頭和垂著的手;那天真苦了他們三位了!另有一個警官,也頗可觀。他那肥硬的身體,凸出的肚皮,老是背著的雙手,和那微微仰起的下巴,高高翹著的仁丹胡子,以及胸前累累掛著的徽章——那天場中,這後兩件是他所獨有的——都顯出他的身份和驕傲。他在樓下左旁往來的徘徊著,似乎在督率著他的部下。我不能忘記他。

 

三 第三人稱

七月a日,正式開會。社員全體大會外,便是許多分組會議。我們知道全體大會不過是那麽回事,值得註意的是後者。我因為也忝然的做了國文教師,便決然無疑地投到國語教學組旁聽。不幸聽了一次,便生了病,不能再去。那一次所議的是“采用他,她,牠案”(大意如此,原文忘記了);足足議了兩個半鐘頭,才算不解決地解決了。這次討論,總算詳細已極,無微不至;在討論時,很有幾位英雄,舌本翻瀾,妙緒環湧,使得我茅塞頓開,搖頭佩服。這不可以不記。

其實我第一先應該佩服提案的人!在現在大家已經“采用”“他,她,牠”的時候,他才從容不迫地提出了這件議案,真可算得老成持重,“不敢為天下先”,確遵老子遺訓的了。在我們禮義之邦,無論何處,時間先生總是要先請一步的;所以這件議案不因為他的從容而被忽視,反因為他的從容而被尊崇,這就是所謂“讓德”。且看當日之情形,誰不興高而采烈?便可見該議案的號召之力了。本來呢,“新文學”裏的第三人稱代名詞也太紛歧了!既“她”“伊”之互用,又“她”“它”之不同,更有“佢”“彼”之流,竄跳其間;於是乎烏煙瘴氣,一塌糊塗!提案人雖只為辨“性”起見,但指定的三字,皆屬於也字系統,儼然有正名之意。將來“也”字系統若竟成為正統,那開創之功一定要歸於提案人的。提案人有如彼的力量,如此的見解,怎不教人佩服?

討論的中心點是在女人,就是在“她”字。“人”讓他站著,“牛”也讓它站著;所饒不過的是“女”人,就是“她”字旁邊立著的那“女”人!於是辯論開始了。一位教師說,“據我的‘經驗’,女學生總不喜歡‘她’字——男人的‘他’,只標一個‘人’字旁,女子的‘她’,卻特別標一個‘女’字旁,表明是個女人;這是她們所不平的!我發出的講義,上面的‘他’字,她們常常要將‘人’字旁改成‘男’字旁,可以見她們報覆的意思了。”大家聽了,都微微笑著,像很有味似的。另一位卻起來駁道,“我也在女學堂教書,卻沒有這種情形!”海格爾的定律不錯,調和派來了,他說,“這本來有兩派:用文言的歡喜用‘伊’字,如周作人先生便是;用白話的歡喜用‘她’字,‘伊’字用的少些;其實兩個字都是一樣的。”“用文言的歡喜用‘伊’字,”這句話卻有意思!文言裏間或有“伊”字看見,這是真理;但若說那些“伊”都是女人,那卻不免委屈了許多男人!周作人先生提倡用“伊”字也是實,但只是用在白話裏;我可保證,他決不曾有什麽“用文言”的話!而且若是主張“伊”字用於文言,那和主張人有兩只手一樣,何必周先生來提倡呢?於是又冤枉了周先生!——調和終於無效,一位女教師立起來了。大家都傾耳以待,因為這是她們的切身問題,必有一番精當之論!她說話快極了,我聽到的警句只是,“歷來加‘女’字旁的字都是不好的字;‘她’字是用不得的!”一位“他”立刻駁道,“‘好’字豈不是‘女’字旁麽?”大家都大笑了,在這大笑之中。忽有蒼老的聲音:“我看‘他’字譬如我們普通人坐三等車;‘她’字加了‘女’字旁,是請她們坐二等車,有什麽不好呢?”這回真哄堂了,有幾個人笑得眼睛亮晶晶的,眼淚幾乎要出來;真是所謂“笑中有淚”了。後來的情形可有些模糊,大約便在談笑中收了場;於是乎一幕喜劇告成。“二等車”,“三等車”這一個比喻,真是新鮮,足為修辭學開一嶄新的局面,使我有永遠的趣味。從前賈寶玉說男人的骨頭是泥做的,女人的骨頭是水做的,至今傳為佳話;現在我們的辯士又發明了這個“二三等車”的比喻,真是媲美前修,啟迪來學了。但這個“二三等之別”究竟也有例外;我離開南京那一晚,明明在三等車上看見三個“她”!我想:“她”“她”“她”何以不坐二等車呢?難道客氣不成?——那位辯士的話應該是不錯的!

1924年7月14日,溫州。

(原載1924年《時事新報》副刊《文學周報》第1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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