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曉娟/周曉光·利瑪竇傳播西學的文化適應策略

——以《坤輿萬國全圖》為中心

【專題名稱】明清史
【專 題 號】K24
【復印期號】2008年02期
【原文出處】《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蕪湖)2007年6期第716~721頁
【英文標題】Cultural Accommodation Strategy in Matteo Riccrs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s Seen trom Analysts of 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
 Mei Xiao-juan, Zhou Xiao-gu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School of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作者簡介】梅曉娟(1974-),女,安徽無為人,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譯史,詞典學,安徽師範大學 外國語學院。
周曉光(1964-),男,江蘇昆山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明清史,歷史地理,徽學,安徽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3
【內容提要】 基於對《坤輿萬國全圖》的細致分析,探討利瑪竇在傳播西學過程中采用的文化適應策略。這種將西方科學知識和中國本土文化融合的文化適應策略有助於知識階層接受西學,從而間接地促進了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
Based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 discuss the cultural accommodation strategy Matteo Ricci adopt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mitting Western learning into China and point out that the cultural accommodation strategy, which emphasized the comb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Chinese culture, contributed to the popularity of Western learning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refore,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Catholicism in China indirectly.

中圖分類號:G1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2435(2007)06-0716-06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談及中外學術交流時曾寫道:“明未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歷算學之輸入……要而言之,中國智識線和外國智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1]8-9梁氏所言之學術“大公案”,實指明末清初以天主教耶穌會士為主角的我國歷史上第一次西學東漸。這場持續兩個世紀的學術交流活動的奠基人和傑出代表就是享有“西學東傳第一師”美譽的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利瑪竇在華28年(1582-1610)間成功地將包括數學、天文學、地理學、制圖學、倫理學、音韻學等在內的西學知識介紹至中國,並為隨後浮槎東來的耶穌會士開辟了一條行之有效的“學術傳教”路線。利瑪竇傳播的西學知識之所以能被明末士人接受,除了其內容多涉及中國人聞所未聞的新理念、新方法,順應了明中後期要求社會變革的大潮這個原因之外,他所采用的適應中國知識階層的心理需求、將西方科學知識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的“文化適應”策略也起到不容忽視的作用。曾為利瑪竇贏得極高聲譽的中文世界地圖便是這一策略的集中體現。該圖初版時名為《山海輿地全圖》(1584),後來又多次增補修訂,圖名也屢經變更,其中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為1602年李之藻(1565-1630)在北京刻印的《坤輿萬國全圖》。本文擬在分析1936年禹貢學會影印的明萬歷三十年李之藻印《坤輿萬國全圖》復刻本[2]173-222的基礎上,探討利瑪竇在傳播西學過程中采用的文化適應策略。

利瑪竇傳播西學中的文化適應策略,是早期來華耶穌會士奉行的適應性傳教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傳教士面對國力強盛、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發達的中華帝國時不得不采取的迂回妥協政策。16世紀中後期,當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羅明堅(Michel Ruggieri,1543-1607)、利瑪竇等早期耶穌會土試圖將天主教傳入中國時,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雖已有所發展,但工業革命尚未開始,“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當時名副其實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3]169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加上長期以來的自我封閉政策,促生了中國人的文明優越感和對外來文化的排斥心理。“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在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誇耀的”。[4]181在這樣的背景下,那種“一手拿著十字架,一手拿著寶劍”、崇尚強制皈依和同化的主流傳教模式顯然難以奏效,而以尋求共同性和互補性為原則、采取“適應”而不是“摧毀”中華文明的策略方為明智之舉。
於是,經過沙勿略的初步醞釀,範禮安的具體謀劃,羅明堅的最早實踐,直至利瑪竇集其大成,適應中國傳統文化和風俗的傳教路線,便一環扣一環,一層深似一層的傳承下來和基本形成了。作為這一路線的代表人物,深受基督教人文主義熏陶的利瑪竇在瞿汝夔(1549-1612)的指點下,認識到“傳道必須先獲華人尊敬,以為最善之法莫如漸以學術收攬人心”,[5]32決意采取“學術傳教”的方式,通過傳播西學爭取被視為帝國精英的知識階層的認可和容納,最終達到在中國發展天主教的目的。而要將西方學術思想移植到有著深厚歷史傳統和豐富文化遺產、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中國學術體系中,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以西政西、以中化中”[6]98,尊重和適應中國文化傳統,根據中國知識階層的思維習慣和承受能力,有選擇地突出或者省略某些內容。
利瑪竇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深入了解和知識階層心理的準確把握,為他在傳播西學中采用文化適應策略提供了基礎和保障。1584年9月13日,利瑪竇來華僅兩年之後,便已經在給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的信中“相當熟練地介紹了中國歷史演變、地理位置、山川河流、行政區域、氣候、物產、礦藏、稅收、貨幣、貿易、科學技術,以及國家治理、皇室生活、官吏選拔、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內容”,[7]319並極力稱贊中國的精神文明,認為其成就與歐洲不相上下。利瑪竇去世前不久完成的那本震驚西方的《利瑪竇中國劄記》更顯示出他已經完全融入中國主流社會,正如貴州巡撫郭子章在《坤輿萬國全圖》縮刻本(1604)序中所寫的:“利子居中國久,夫夷而中國也,則中國人也”。[8]213
利瑪竇潛心鉆研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經典,他“凡我國書籍無不讀,請先輩與訂音釋,請明於《四書》性理者解其大義,又請明於《六經》疏義者通其解說”,[9]35被士大夫們尊稱為“西儒利氏”。[10]1581593年,利瑪竇將《四書》譯成拉丁文,並在致耶穌會總會長阿桂委瓦的信中對其贊譽有加:“四書所述的倫理猶如第二位塞尼加(Seneca)的作品,不次於古代羅馬任何著名作家的作品”。[11]135“神學家與儒者”的身份使利瑪竇得以廣泛接觸長期受儒家文化浸潤的中國知識分子,他也因此能較為準確地把握知識階層的心理需求。他們渴求西方科學新知,但又不希望外來文化以“打倒一切”的方式摧毀固有的學術架構。利瑪竇在尊重中國文化傳統的前提下傳播西方科學知識,恰好可以滿足他們在兩種知識體系之間尋求平衡的心理取向。

《坤輿萬國全圖》一幅六張,由主圖、附圖和說明組成,主要取材於16世紀歐洲佛萊明學派制圖學家的作品,包括麥克托(Gerard Mercator,1512-1594)、奧代理(Abraham Ortelius,1527-1598)、普朗修斯(Peter Plancius, 1552-1622)分別於1569年、1570年、1592年出版的世界地圖。[12]323主圖與西文原圖一樣采用橢圓投影法繪制,但卻將中國從原圖極東之處挪至中央,並畫得十分詳細精確,這顯然是利瑪竇為迎合中國人“天朝上邦”心理而作的巧妙變通。萬歷十一年(1583)利瑪竇在肇慶教堂展出他從歐洲帶來的世界地圖時,中國人的世界地理意識還停留在中古水平,盛行的是羅洪先(1504-1564)根據元代制圖家朱思本(1273-1333)《輿地圖》增訂重編的《廣輿圖》中傳播的知識體系。“他們對整個世界是什麽樣子一無所知。他們確乎也有與這幅相類似的地圖,據說是表示整個世界,但他們的世界僅限於他們的十五個省,在它四周所繪出的海中,他們放置上幾座小島,取的是他們所曾聽說的各個國家的名字。所有這些島嶼都加在一起還不如一個最小的中國省大。因為知識有限,所以他們把自己的國家誇耀成整個世界,並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也就不足為奇了”。[4]179-180這種觀念在當時的士人中相當普遍,李之藻見到利瑪竇世界地圖前曾繪制過中國15省的精確地圖,“這對他就意味著全世界”。[4]432教堂裏掛著的寫滿國名的地圖滿足了知識階層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但他們很快發現中國被置於偏東一隅而不是中央,幾千年來積澱下來的“天下唯中國為中”的地理意識因此受到嚴重沖擊。“他們認為這種想法和他們的大不一樣,簡直是不可能的”,“他們深信他們的國家就在它的中央。他們不喜歡我們把中國推到東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4]180
當知府王泮要求利瑪竇繪制一幅中文世界地圖時,利瑪竇意識到要迎合中國人的“天下”觀念,就必須對歐洲原圖作適當變動。原圖依照歐洲制圖學傳統,將穿過福島(Fortunate Islands,今非洲西北岸外之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的本初子午線置於中央,中國則被擠到右邊一個很不顯眼的位置,而且畫得非常簡略。利瑪竇苦心孤詣地“抹去了福島的第一條子午線,在地圖兩邊各留下一道邊,”[4]180這樣本初子午線就向左移動170度,中國正好出現在地圖中央。利瑪竇的做法滿足了中國人惟我獨尊的自大心理,為其後繼者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意大利耶穌會士)、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德國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時耶穌會士)等沿用。他還參閱《大明一統誌》、《廣輿圖》、《古今形勝之圖》、《地理人子須知》、《中國三大幹龍總覽之圖》等中文地理圖籍,結合親身地理觀察詳細標註了中國的海岸線、山脈、水系、城市,[8]215其精密程度遠非同時代的歐洲地圖所能及。此外,他采用近代科學方法和儀器作實地測量,畫出北京、南京、大同、廣州、杭州、西安、太原、濟南八大城市的經緯度。[13]5因此,《坤輿萬國全圖》的中國部分不僅比西文原圖要翔實精確,對中國原圖也有所補充。日本和朝鮮兩國同屬中國文化圈,利瑪竇也參考中國地理圖籍加以詳細標註。利瑪竇采取的這些“漢化”措施顯然迎合了中國土人的口味,“這更符合他們的想法,使得他們十分高興而且滿意”。[4]181

《坤輿萬國全圖》主圖中有不少或詳或略的釋文,主要介紹五大洲,即亞細亞(亞洲)、歐羅巴(歐洲)、利未亞(非洲)、南北亞墨利加(南北美洲)和墨蠟泥加(南極附近)以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景觀物產、風土人情等。大部分釋文譯自普朗修斯1592年世界地圖,[14]204註重科學性和嚴密性,但為了迎合中國人喜好地理傳說的心理,也夾雜了少量頗具《山海經》風格的奇聞異說,如“其(指南亞墨利加州——筆者註)至南又有巴大溫地方,其人長八尺①,故謂之長人國”。[2]202伯西兒國人“好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2]202“矮人國條:國人男女長止尺余,五歲生子,八歲而老。常為鸛鷂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侯夏三月,出懷其卵雲。以羊為騎。”[2]210“女人國條:舊有此國,亦有男子,但多生男即殺之,今亦為男子所並,徒存其名耳。”[2]211
有關北地(即今西伯利亞)一帶的記述,利瑪竇則參考宋元之際著名史學家馬端臨(1254-1323)的《文獻通考》,其中鬼國、牛蹄突厥、嫗厥律、烏洛侯、區度寐、襪結子、北室韋七條更是直接抄錄自《文獻通考》,僅有個別文字上的出入。“鬼國條:其入夜遊晝隱,身剝鹿皮為衣。耳、目、鼻與人同,而口在頂上。啖鹿及蛇。”[2]205可對應“鬼國……其國人夜遊晝隱,身著渾剝鹿皮衣。眼、鼻、耳與中國人相同,口在頂上……啖鹿豕及蛇。”[15]卷348“牛蹄突厥條:人身牛足。水曰瓠K24S203.JPG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澈底,常燒器消冰乃得飲。”[2]205對應“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K24S203.JPG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澈)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16]卷345“嫗厥律條:地嚴寒,水出大魚,又多黑、白、黃貂鼠。其人最勇。”[2]206對應“西北至裕庫哷……地嚴寒,水出大魚……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15]卷345“烏洛侯條:上②下濕,多霧氣而寒,人尚勇,不為奸竊。”[2]206對應“烏洛侯……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人尚勇,不為奸竊。”[5]卷345“區度寐條:其人甚長而衣短。只有豬,無別畜。人輕捷,一跳三丈,又能浮水,覆水浸腰,與陸走不異。”[2]206對應“驅度寐……其人甚長而衣短……惟有豬,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余,又能立浮臥浮,履水浸腰,與陸走不異。”[16]卷347“襪結子條:其人□③首,披皮為衣,不鞍而騎,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其三面皆室韋。”[2]206對應“東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被皮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其國三面皆室韋。”[15]卷347“北室韋條:地多積雪,人騎木而行,以防坑陷。捕貂為業,衣魚皮。”[2]206對應“北室韋……地多積雪,懼陷坑阱,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15]卷347。
歐洲人雖已於15世紀末開辟了西北新航路並發現美洲大陸,但東北新航路的探尋直到16世紀中期才開始。在《坤輿萬國全圖》的幾部西文原圖相繼出版的16世紀末,歐洲人的探險歷程尚未超出今俄羅斯歐洲部分的喀拉海地帶[16]122,可以說16世紀的歐洲制圖學者對西伯利亞這片遼闊的地理空間幾乎一無所知。實際上,歐洲最早的西伯利亞地圖直到1687年才由荷蘭人維特森(Nicolas Witsen, 1641-1717)繪制完成[12]327。利瑪竇參閱、甚至直接抄錄《文獻通考》中的相關記載,既可以解決西文原圖缺乏相關描述的問題,又可以迎合中國人的世界地理觀念,可謂一舉兩得,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在地圖上“加上了新的註釋,那更符合中國人的天才,也更適合於作者(利瑪竇——筆者註)的意圖”[4]180。

《坤輿萬國全圖》除主圖外,還有說明和多張附圖,主要介紹經緯度、赤道、南北極、五帶等地理學知識,以及地圓說、日蝕月蝕、九重天說④等天文學知識。對其中占相當篇幅的天文學知識,臺灣學者林東陽解釋說:“在一本世界地圖上,能夠有這樣多的天文學知識與方法的介紹是相當罕見的。……毫無疑問,利瑪竇特別註重西方天文學方法的介紹應與當時中國人急需這方面的知識具有關聯。我們知道明代士人不斷向利瑪竇請教天文數學的為數極多。利瑪竇世界地圖內容的選擇便受到這個趨勢的影響”。[12]352《坤輿萬國全圖》傳播的天文新識中最具震撼力的顯然是“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2]173的“地圓說”。利瑪竇譯繪世界地圖前已經預料到地圓說對當時盛行的天圓地方說可能會造成沖擊:“他們認為天是圓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們不能理解那種證實大地是球形、由陸地和海洋所構成的說法”,[4]180對中國傳統文化了如指掌的他於是轉向古代的“渾天說”尋求依據。利瑪竇介紹地圓說時用了一個生動形象的比喻:地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雞子,黃在青內”,這儼然就是張衡《渾天儀圖註》中“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內,天大而地小”的翻版。[17]92利瑪竇在中國古典文獻中尋章摘句、溯本求源的做法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明清時期的“西學東源說”,但從促進知識階層對地圓說的接受這個角度來看卻大有裨益。官方的《明史·天文誌》就對地圓說作出如下評價:“渾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裏黃’,則……地為渾圓,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說,既不背於古,而有驗於天,故表出之”[18]340。
即便如此,利瑪竇依然擔心地圓說會激起中國士人的抵觸情緒,於是他對“天道曰圓,地道曰方”的儒家宇宙觀作出巧妙解釋:“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⑤”。[2]173這既可以表明對天圓地方說的否定態度,又能保存天朝大國子民的自尊心,在明末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和清初南懷仁的《坤輿圖說》中依然得以沿用: “可見天圓地方乃語其動靜之德,非以形論也”[19]1;“世謂天圓地方,此蓋言其動靜之義、方圓之理耳,非言其形也”[20]14。而對佛教以須彌山為中心的四大部洲觀念,利瑪竇卻給予了正面攻訐:“釋氏(佛教徒——筆者註)謂中國在南贍部洲,並計須彌山出入地數,其謬可知也”[2]175。對儒佛兩家截然不同的態度,歸其原因,在於利瑪竇對中國知識階層“崇儒貶佛”心理的準確把握,這與他接受瞿汝夔的建議,放棄僧人裝束、改換儒服儒冠的動機幾乎完全一致。
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適應或者說是妥協,還表現在對地圖中諸多細節的處理上。他盡可能沿用中國古地誌中已有的海外諸國名稱,因此中國士人“看到許多地名和他們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這時候他們承認那張地圖確實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狀”[4]181。此外,他還使用中國長度單位和時間概念,如“裏”、“丈”、“尺”、“寸”、“午時”、“正一刻”等,以拉近與中國人的心理距離。同時,為了消解中國人因倭寇長期侵擾而產生的對域外來客的恐懼感,利瑪竇故意把歐洲與中國之間的距離從“六萬裏”擴大到“八萬裏”。解釋九重天說時,他也沒有沿襲西方天文學中星座的概念,而是改用中國古已有之的28宿體系。
利瑪竇譯繪的世界地圖刊行後雖然遭到守舊派的質疑和抨擊,但其傳播的糅合中國傳統文化的世界地理新意識還是吸引了明末一大批知識分子。僅有明確文字記載的各種正統版本和摹刻本、仿刻本就達12種以上,商人和梓工為盈利而私刻的版本更是無法計算,創造了中國古代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跡。[8]210萬歷三十一年(1603),身在北京的朝鮮天主教徒李應試根據《坤輿萬國全圖》制成八幅一張的《兩儀玄覽圖》,後來被傳至朝鮮和日本,擴大了利瑪竇地圖在中國文化圈的影響。世界地圖的廣泛傳播固然得益於新知識、新理念本身的吸引力,但利瑪竇采取的文化適應策略也起到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由於不符合歐洲行之已久的世界地圖繪制規則,《坤輿萬國全圖》將中國置於中央的做法曾受到西方制圖界的批評。[8]216鄒振環也談到利瑪竇將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距離擴大至八萬裏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種迎合中國人盲目自尊自大的做法,這種似是而非的地理上的模糊數字,沒有給中國帶來一種真正科學意義上的‘世界意識’,而且助長了中國傳統中原本不註重數字精確性的惡習”[13]5。以筆者愚見,如果結合利瑪竇當時所處的特殊環境,這些批評都是有失公允的。比利時著名漢學家斯坦戴德(Nicolas Standaert,1959—,中文名鐘鳴旦)說,“兩種不同文化的接觸的一條重要原則是,在初級階段,一種文化只接納那些或多或少符合它自己文化模式的新的因素……第二步才是接納並不適應現有模式的東西。外來的思想很少有原封不動被接納的情況,首先要根據源語文化加以剪裁和解釋,新的解釋可能和原意大有出入。但這通常是最終接納或抵制的前提”[21]88。從這個角度看,利瑪竇在西學傳播過程中奉行的“和解”而非“對抗”[22]98的文化適應策略符合異質文化交流的規律,是特殊歷史條件下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
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利瑪竇傳播西學時置中國文化於不顧,采取強制灌輸的方式,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所描繪的西方“近代科學幾乎馬上與中國傳統科學接觸”[23]196的情況可能不會發生,利瑪竇將天主教傳播到中國的夢想可能也會化為泡影。所幸的是歷史不會重演,所有的可能都沒有變成現實,利瑪竇用對中華文明有保留的妥協,換得西方學術和宗教在中國的發展,也使他本人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收稿日期:2007-05-20
註釋:
①明代長度單位“尺”有裁衣尺、量地尺、營造尺三種,其中裁衣尺最短,1尺合34厘米,8尺應為272厘米。
②此處的“上”可能是朱維錚書中的錯誤。根據其它文獻綜合分析,該字應為“土”。
③□表示該字空缺。
④日心說早在1543年就由哥白尼提出,但直到18世紀才被西方天文學界廣泛接受。16世紀盛行的依然是亞裏士多德—托勒密以地球為中心的同心水晶球式宇宙體系,即《坤輿萬國全圖》中介紹的九重天說。參見江曉原,“耶穌會士與哥白尼學說在華的傳播”,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2年10月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4072g.htm
⑤《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中“語”、“形”、“體”三字空缺,現參考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5頁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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