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十七世紀的跨文化之夢(下)

第六個側面可能是最不重要,但對我而言最有意思的側面,那就是沈福宗的遊戲世界。我也很難從這個側面找到意義。沈福宗和海德先生下國際象棋,我不知道為什麽,但是沈福宗似乎對國際象棋非常著迷。海德晚年還寫了一本書,寫的就是象棋的全球比較,他讓沈福宗寫了一些評語。海德在書中特別提到,這本全球象棋比較的歷史書的很多部分,來自於一個生於南京的沈福宗。所以突然我們有了沈福宗的另外一個形象,除了作為一個宗教的信徒,一個圖書館翻譯和編目的協助人員,他可以坐下來,和博德利圖書館館長一起,探討他們見過的各種象棋的規則。他們探討在國際象棋的64個內各種對弈規則。當然,中國象棋是全然不同的,它自身就有不同的變體,還有中國象棋衍生出來的將棋等等。這些全球的不同下棋方法有些是沈福宗介紹給西方世界的——棋的下法是這麽多,有馬來的,印度的,巴黎的,沒有哪一種是有上帝欽定的,而僅僅是我們覺得舒服的辦法。因此沈福宗可以被看作是遊戲的世界化普及的先驅之一。我們還知道沈福宗把國際上不同的象棋和當時國際的政治理論放到一起比較,試圖利用這個遊戲解釋當時不同的政治理論。當然那個時候還沒有博弈論(game theory),但是這麽做是很有趣的,也是很不尋常的。我不知道這一點有什麽歷史的重要性。無論如何,那本海德的書1691年得以出版,沈福宗的貢獻有所提及。

最後一個側面是沈福宗和科學的世界的關系,主要是自然科學的世界。當時最重要的科學家是英國的羅伯特·波義耳。大家知道波義耳定律,是關於氣體體積,溫度和壓力關系的。波義耳在倫敦工作,但也有國際聯系,他有自己的實驗室,一輩子都在科學領域工作。當海德問起沈福宗有沒有什麽他特別想見的人時,沈說我想見見羅伯特·波義耳。這就好像幾十年前我到美國,去大學裏說,我想和愛因斯坦聊聊。我們有一封海德寄給沈福宗的信,是關於和波義耳會面安排的。波義耳和沈福宗在倫敦會面了,並且記下了當時的談話,這份記錄後來被保存在巨大的波義耳檔案之中。波義耳的這份記錄使得我們確認沈福宗確實和他會面了,並且我們得知了他們交談了一些問題。對於他們的交談,我們不是特別清楚細節,但是我們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方面。首先波義耳和他談了中國文字的覆雜性,中文對於西方人來說一直是非常困難的,非常難以掌握,並且有很多騙子教師,不太懂得這門語言的人,在兜售他們的中文課程。你可以想象那時的報紙上會有這樣的小廣告:免費中文課,十節速成中文課。不過這裏面大多是騙子。對於沈福宗之後到歐洲的中國人,一個最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你得認識多少個漢字,才算得上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沈福宗和其他人通常的回答是:大概一萬兩千個字。然後英國的學者通常回答:啊……那謝謝了。


在科學世界裏,我們還知道沈福宗的一些情況。他和一些皇家科學院的成員見過面,那是1687年左右,恰好是牛頓在寫作《自然科學的哲學原理》一書的時候。從一些間接的關於波義耳的資料,我們還知道沈福宗和波義耳討論了度量衡的一些問題,他們討論了比較性的衡量溫度的辦法。他們還同時對草藥感興趣,根據其中一個資料,沈福宗的父親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一位草藥醫生。博德利圖書館編目在冊的中文圖書顯示,沈福宗也對煉金術特別感興趣。


結論



關於這個研究的結論是很難作的,因為可能還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資料,可能有對他非常熟悉的人留下的資料我們還沒有看到,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也不斷會有進展。最近幾個月,就有兩本關於這個時代重要的書出版,一本關於當時的經濟情況,另一本關於當時的科學技術的交流,而且都利用了關於沈福宗的一系列資料。學者依然在找尋當時的資料,依然在尋找關於當時中西交流的意義。


我們剛才對我們確定所知的故事做了分類整理,不過我同時也想談談學者們,包括我,對這個故事背後意義的看法。一些學者對於沈福宗這個故事的看法是,沈的故事應該從對其個人的解讀,轉向一個全球的解讀。我們應該跳出沈福宗個人的經歷,而更加關註當時的全球交流的情況:全球化的城市似乎在那個時候開始出現了,一些帝國的中心城市開始全球化。因此我們希望更好的對於當時政治的分析,更清楚的當時人物的交際圈子:波義耳都認識誰?那時主要的書商是誰?為什麽非洲的圖書市場這麽大,以至於書商都要借錢從事這種圖書貿易?有一條線貫穿了這些變化,比如國際法和經濟秩序的建立。


還有一些學者希望我們關心當時宗教的本質,重啟孔子是否是一位宗教式的思想家這個討論;學者也關心語言的本質這一問題,當時的人就對這個問題感興趣,中文怎麽會和其他語言如此不同?語言的組織怎麽會這麽覆雜?一個人怎麽能學會一萬兩千個字?這是不是真的,還是一種誇張?還有一些人,希望我們能更清楚的理解倫敦,沈福宗對於倫敦的訪問和與詹姆士二世的會面恰巧發生在這麽一個時間——倫敦開始成為一個金融上有重要意義的中心,連接了歐洲大陸,中東和非洲。還有關於法國啟蒙的探討,這些被翻譯的儒家經典顯然影響了當時的幾位重要的啟蒙思想家。我們可以更仔細的觀察這些思想家,尤其是馬勒伯朗士,他曾被教授如何理解儒家的思想。當時有一個語言學習風潮的轉變,似乎西方人對於學習中文更加感興趣,而之前他們很想學馬來語,還有幾種中東的語言,包括波斯語。


有些學者認為17世紀是一個和計數——和計量非常相關的時代。這些關於數目的研究認為計數這個行為——比如經濟學還是數學的發展——對於當時的思想家都有影響。這些事情對沈福宗的影響是什麽?沈福宗的朋友們會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沈福宗告訴他們的,關於中國的狀況?他們討論了中國的皇帝嗎?還是他們會更關心中國的稅負問題?他們對於中國理解的邊界是什麽?


最後是象棋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該忽略這件事情?還是把它放到離我們心更近的距離上,體會象棋的各種變體對應的當時政治和文化的多樣性?象棋能不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和西方交流的過程?


我願這樣結束我的講座:上述哪一條詰問的精神會為我們帶來沈福宗故事的意義?我們如何衡量這些方法的價值?這是未來的歷史學家和他們的學生需要面對的挑戰。最後的最後,我想感謝杜華,我向他致敬,同時也向在座的所有歷史學者致敬。謝謝!

(感謝東方歷史公益項目負責人李遠江在取得講座版權方面的幫助,北大出版社的王晨玉在收集和整理錄音稿上亦有貢獻)來源: 東方歷史評論(收藏自 2014-03-05愛思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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