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講解描述十世班禪喇嘛如何圓寂、靈童跟著如何轉世之後,我們這班喜歡參與精神活動的海外華文作家訪華團成員們,意猶未盡,試探地問能否拜見一下今日塔爾寺最高主持第十二世賽赤活佛。當然我們知道活佛不輕易見人,而且賽赤活佛的地位非常崇高,僅次於十一世班禪喇嘛與十四世達賴喇嘛。我們近乎癡心妄想。

不想我們的癡想竟然成真。

在專人帶領之下,我們這群紅塵凡人驅車到達蓮花山頂賽赤活佛的藏式四合院裏。於是,屏息靜氣,放輕腳步,在客廳前脫鞋之後,魚貫而入。賽赤六歲甄選為活佛,現年三十五歲。只見活佛五官寬厚,氣定神閑,一臉慈祥;又感到活佛深藏不露,超然脫俗,具有一種不同凡響的大氣。

……肅穆突然降臨整個所在。虔誠突然充滿整個心靈。我們順次移步上前,把哈達獻給活佛。哈達各有黃、白、藍三種不同顏色——黃色代表財富,白色代表平安,藍色代表長壽,以各人最大的願望選用之。活佛口吐祝福藏語,抑揚頓錯,如訴如歌,接過哈達之後,又回掛在參拜人的脖子上(當然現在祝過福的哈達已不是原來的哈達了),並以手掌輕輕按一下參拜人的腦門,之後,贈送一條開過光的、中間有個金剛如意結的紅繩子。大家還把隨身攜帶的各種物件交給活佛開光祈福。


我們這群紅塵凡人中,有信基督有信聖母有信關公的,也有信佛的,大多卻是無神論者,但此時此地,大家是一片虔誠。

有道是佛法無邊,心誠則靈,似乎每個人心裏都祈望著什麽。

此時,肯定每個人心裏還為“緣份”兩字而美美琢磨。

是啊,我們分別來自萬裏之外的地球的各個角落,此日竟然一起接受了活佛“摸頂”,這只能用“有緣”解釋。連陪同我們的省僑辦金麗華處長都說,她在青海工作幾十年,但見到賽赤活佛還是第一次!

我為我們在這裏的一個奇特而難得的經歷而久久思索。

下山之後,我們見到一些藏民還在靜靜的大金瓦殿前廊下,一拜一趴反覆不斷地磕著長頭。他們手掌上的布墊已經磨穿。木頭地板也因為他們經年累月的拜磕被磨出了一道道身體大小的凹溝(因此據說三、五年就得更換一次)。我們還見到兩個年輕藏女從某個大殿裏一路長頭磕出去——站起,向前走兩步,趴下,五體投地,再站起……一絲不茍,旁若無人,全心身地,或者簡直是固執地,重覆這套動作。這是一條了無盡頭的崎嶇山路,烈日之下,車馬經過,砂塵滾滾。她們從什麽地方來?現在再回到那個地方去?她們要跋涉多少天?要經受多少苦難?為了還願?為了贖罪?這是怎樣一種誠勇和苦行?!望著兩個慢慢遠去的身影,我一下子感到天地萬物不可思議。我的靈魂顫抖。

我們無法與之相比。我們達不到那種境界。但在特定時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和這些虔誠的藏民不是有些相似嗎?

我切實地感受到宗教的神奇的力量。

是否由於生老病死難以捉摸,由於生命的奧妙,由於人事多舛與無奈,由於死亡的悲劇性質,蕓蕓眾生其實多少都有些宗教情懷?

 

 

佛教有一名詞——“慈航”。佛經《大智度論》二十七曰:“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佛、菩薩以大慈悲救度眾生出生死苦海,有如舟航,所謂的人生就是“苦海慈航”。

“慈航”,好一個名詞!我記起來了,這也是一部長詩的名字——這是昌耀流放四部曲中的一部。

我們一行在青海西寧期間,曾到文聯大樓和省裏文藝領導及作家、編輯座談。那天上午,一進入室內,就看得出主人很是慎重其事。領導縱談全省文藝發展形勢,有兩位作家給我們介紹了各自的創作體會,談了西部文學、西部電影……

我們問起了昌耀。也請介紹一下昌耀吧,我們誠懇地要求。

主人好像預先沒有想到。怎麽想到我們這些萬裏迢迢來自異國他鄉的人記得他們青海的昌耀?主人一陣驚喜,馬上吩咐工作人員出去拿來一疊書,每人贈送一本。這是青海省作協主席董生龍主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紀念昌耀的書:《昌耀:陣痛的靈魂》。


昌耀去世的時候,我們在海外也有所聞。

2000年3月23日,清晨七時。當時昌耀,年六十五歲,遭受肺癌的侵襲和折磨。

天界晨鐘隱隱作響。太陽說,來,朝前走。

昌耀朝著滿目曙光,從醫院三樓的陽台縱身一躍。這樣,他——“駕起慈航之舟,絕塵而去,直向著雲間堂奧莫測的化境。喜馬拉雅叢林,為他燃起一團光明的瀑雨”。

昌耀是在1955年到青海的。當年黨和政府發出“開發大西北”的號召。未達弱冠的昌耀欣然響應,他的浪漫的革命情懷顯然也為他對中國西部異域情調的向往所激發。請看他寫於1957年的那首總共只有八行的〈高車〉:

 

從地平線漸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車

從北鬥星宮之側悄然軋過者

是青海的高車

而從歲月間搖撼著遠去者

仍還是青海的高車呀

高車的青海於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車於我是巨人的軼詩

 

所謂“高車”者,不過是當年西北各地那種極普遍的牛挽或馬挽的大木輪車,但突厥時代北方草原上又的確有過一支以這種高車為自己命名的高車部族。於是,正如論者所指出,一種陌生古遠的聯想立時產生。在天低地曠的大高原,那恍然是從地球脊線下端漸漸隆起,逶迤而來,又緩緩而去的高車,一霎時被無限放大在整個天地之間。真是對青海的大感覺!此詩為古漢語浸滲的、帶有滯澀感的語境,由現實場景向歷史空間推移的陌生化方式,化平淡為神奇的奇崛的詩思,在在令人嘆服。而且,人們還會追問,與同一時期作為主流詩歌的郭小川的〈向困難進軍〉、賀敬之的〈三門峽歌〉,以及同是抒寫西北或雲南邊地風情的聞捷、顧工、公劉等人的詩歌相比照,它為什麽如此不同?昌耀如何獲得這種完全脫離了一個時代基本詩歌語境的語言方式?他怎能如此無視同時代的詩歌時尚?他如何建立這種在對大地之美的追取中決不動搖的自信?

當時昌耀年僅二十一歲。人們感到他對自己詩歌未來的期許,甚至隱隱感到一個不同凡響的大詩人就會誕生。

然而,他發表在《青海湖》1957年第八期的〈林中試笛〉中兩首加起來共總不過十六行的短詩竟一下把他送到地獄之門。從1957年下半年起,年青的昌耀開始了被流放的生涯,加上流放中反覆抗爭,結果刑役層層加碼,越走越險惡地流徙於祁連山重巒幽閉的山谷,進入遠離人煙的監獄農場。在流放、勞教、勞改期間,作為一個異類,語言上的交流被認為是額外的。在青海廣袤無垠的土地上,孤獨的昌耀甚至渴望有一只狼過來和他交談。二十二年之後,“囚徒”生涯結束,昌耀慶幸自己居然存活了下來,但不禁淒然發覺,自己已年過中年,不過是一個流落西部山鄉領有五口之家的拖兒帶女的“賤民”。

今天的研究者還進一步指出,昌耀如果不是因為那兩首短詩的偶然事端,大約仍難逃過1957年或此後的厄運。一個卓爾不群的藝術個性,其生命姿態往往桀驁不馴,具有決不接受任何搖撼擺布的定向性,因此更易折斷。昌耀二十多年後重新露面時,依然故我——他這樣向世界宣布:“九死一生黃泉路/我又來了/骨瘦如柴/昂起的/還是那顆討厭的頭顱”(昌耀,〈致友人〉,《詩刊》1979年第十期)。事實上,昌耀覆出後的成就很長一段時間並不為中國當代詩壇普遍認可。一個殘酷得令人心頭發寒的例證是:詩人駱一禾為昌耀寫評論時,赫然發現:從1954年到1988年的三十四年間,有關其作品的系統性評論竟然一篇也難以找到。他不由得深深感嘆:“民族的大詩人從我們面前走過去了,竟無人認識他。”九十年代,雖然已和毛時代非常不同,雖然昌耀已“貴”為青海作家協會副主席,然而,他要出版一本《命運之書》,也為多家出版社退稿,而自己又無錢自費出版(最後總算於1994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完成此事)。他在屢次評獎中屢次敗北,直至到臨終前僅僅被恩賜了一個年度獎(此時他已重病不起,沒能親自到京領獎)。不平人禁不住發問:中國詩壇何以如此遲鈍?眾佰樂們的見識和尺度何在?這般對待昌耀,使中國詩壇蒙羞,叫詩人汗顏!

昌耀無論在生命的前期或後期,似乎都不屬於他那個時代。鮮花和掌聲不屬於他。他註定苦命一生。他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時,在遺囑裏已經淒酸地想好了:青海作協窮,醫藥費只能報一部分或者久久拖欠。既然如此,僅有兩三萬塊積攢不必用作治病了,不如留給子女讀大學……真是令人心頭作痛的遺言。只是,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心存大愛和大悲憫。他領悟了天地間大愛,終於能夠說出:“在善惡的角力中/愛的繁衍與生殖/比死亡的戕殘更古老/更勇武百倍”——這是他〈慈航〉的終極體驗。

我聽到人們說,行吟詩人昌耀以其畢生的苦難和咯血般的吟哦,以他對詩寫的宗教般的虔誠,以他的大愛大悲憫生發出的詩藝的大美,使中國當代詩歌達到了一個高度。這是昌耀的高度,是難以企及的獨特的高度。人們說,昌耀是不可替代的,如青銅般凝重而樸拙的生命化石,如神話般高邈而深邃的星空,他留給詩壇一個博大而神奇的認識空間。人們說,昌耀對中國西部那種悲劇性的生存處境有一種深入骨髓的感受。與他的同代人相比,昌耀不僅將個人的悲劇歷史作為反思民族、國家的悲劇的契機,並且有能力將之上升到一種人類普遍的悲劇處境的地步。人們說,讀昌耀,讀得人發抖,為生命之卑微,為生存之苦難;讀昌耀,讀得人感激,為上天之賜予,為活著之幸運。昌耀羞澀又莊嚴,內心清澈、堅忍。他是一位聖子聖嬰。他用詩歌堆壘了一座西部高原,或者說,他已經成為青海高原上的一座巍然聳立的山脈。

而我,在昌耀落難之處又成聖之處,能夠親身感觸,應是不虛此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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