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郁達夫與陳馬六甲的越境之旅(21)

評論:談鍾怡雯的中國圖象楊聰榮

鍾怡雯這篇文章必須從相反的方向來閱讀,放到不同的架構中,特色才能夠凸顯出來。表面上看,這是又一篇討論馬華作家之中國性的論文,無疑地這是馬華文學的重要題目,值得再三從不同角度論述。如果這樣理解這篇論文,則不免失望, 至少論文中並沒有提供什麼獨特的新論點,老生常談之外,論述馬華作家與中國性的對話顯得直接而平板,比不上林建國所舉的例子之曲折隱晦又適切精準,引用理論也是點到為止,比不上黃錦樹論證豐厚又迭有新意。然而細觀其文,與其說是論馬華文學的中國圖像,倒不如說是表述作者的中國圖像,如果換個架構來看,視為作者藉這個題目來表達新生代馬華作家的自我認同,也還算是具有個人風格之論文式的馬華散文,而表現出另一種馬華作家消解中國性的手法。

我們得用「徵狀閱讀法」將作者想說而沒有直接說出來意圖表達出來。

如同作者所說,「對於在馬來西亞以華文創作的華人,除了身分的追尋和確認這個複雜的認同課題之外」,「或許也該為創作主體尋找新的方向」,「更重要的, 恐怕是如何運用屬於自己的語言創造個人的風格吧!」,作者是的確是對其自己的認同有話要說,衹是不直接說出,而以馬華作家散文作品所呈現的中國象徵為對象,反覆表明的自己的立場,作簡明而清楚地否定,因此他們的中國圖像是誤認(論溫瑞安與方娥真)、是幻覺(論林幸謙)、是修辭(論古典的挪用)、是偽裝(論遊記),都不是真實之物。作者的論述參考座標,雖然沒有直接表明, 但從文中不難得知,是新一代馬華人的認同。依作者所言,這種認同對中國已經是沒有實質感覺,如果有的話,衹不過是因為是用中國文字書寫,會有中國圖象被召喚出來,別當成是真實的。


這種處理中國性的手法可能比其前字輩的馬華作家的路徑更具顛覆性。


先來看看如何個別消解馬華作家的中國性。對溫瑞安,作者指陳溫瑞安的中國認同激情是一種誤認,並且指出神州詩社的崇高目標與其實踐手段之不相稱,無須再經由對溫瑞安的情結做複雜的理論辯證以免重覆其在新生代中已經不存在的中國情結。舖陳其文字與活動足以指陳誤認,誤認的說法既是指稱溫的認同等同於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以及表明溫以出身異域的認同與其大中國情結的對比,同時也包涵方娥真視台灣為真正的中國,在作者筆下,這些荒繆性都是清楚明白的,由是清描淡寫地否證了神州一代馬華人的中國情結之必要性,對照出來的是以新一代馬華人的意識形態去質疑舊一代馬華人意識形態,「如今再讀這段文字,不免有俱往矣之慨」,「今日思之令人惋惜」,以今論昔,正是作者理直氣壯而視之當然的支柱。為了完成消解中國性的立場,作者也有相當程度地偽裝,宣稱自己的立場是所有的文化認同都是意識型態,無是非對錯,而故意錯置重點,認為真正可議論的是,溫利用社員來完成小我,以及沒有找到正確的實踐方式。

因此作者對林幸謙的流離則多一分寬厚,雖然作者認為林的追尋也是中國認同,是幻覺是喬裝也是迷思,但是至少林是對這種幻想迷戀的本質有相當自覺的,這與作者所要消解的中國性的意圖,有殊途同歸的關係,因此作者不斷地暴露林自我邊緣化的位置,並以邊陲位置的流離失落,反證其中國認同的虛幻性,從而間接表述其與馬來西亞的確定關係,藉林的例子說明「馬來西亞至少是成長的土地,…若非不公的待遇,可能產生多重認同,如此華人流離鄉愁就不會被召喚出 來」,表明了其中國性認同並非必要,但是為可諒解的,是「不得不的選擇」。諒解之餘不忘告誡一番,歷史與文化是中性的,身分邊陲化的同時,文化和歷史要必須被邊緣化。作者藉林的例子表明否定的否定,隱含間接肯定作者自己的認同立場。這裡似乎也包含作者的誤認,作者以為林做為「海外人」的立場是和作者自己的對「海外性」的理解系出同源,假如這樣的話,作者也必須將自己的立場邊陲化,這又和作者所標舉的多重認同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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