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傑 王曉蕾:記憶·文本·性別——以20世紀30年代賽金花為中心 (二)

你們不必害怕,洋人是最講道理不過,公買公賣,不欺不瞞,現在要辦糧台,由我主持。你們誰願意承辦,就請到琉璃廠羅家大門去找我——這時我已搬在此處——有賽二爺給你們作擔保。經我這樣一說,第二天果然有些膽大的就來找我,表示願意承辦。[4](P34)

此時,在賽金花的眼中,“最無紀律,整日價在外邊吃酒尋樂,胡作非為”的外國侵略者已經“不必害怕”;洋人也已經變成“最講道理不過,公買公賣,不欺不瞞”。而她自己不僅擁有了新的社會角色“辦糧台,由我主持”,還有了新的居所“琉璃廠羅家大門”以及新的威權“有賽二爺給你們作擔保”。

此外,賽金花也必須獨自應對覆雜的戰爭環境,處理各種充滿風險也頗為棘手的事情。於是,賽金花從外在形象上也做出了一定的性別重整:身著男性服裝,騎上高頭大馬。於是,她還多了一個男性化的名稱:“賽二爺”,意在肯定、重申這種具有權威性的全新性別身份。不能忽視的是,該稱謂還暗示了她對其自然性別的憎惡,以及她對身邊各色人等的某種控制力。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公共空間內充斥著對男性權益的尊重。因此,賽金花通過對自己性別身份的調適,滿足了這一需求。由於賽金花利用她與瓦德西的特殊關系獲得了一定的權威,讓一些希望在戰爭中獲得生存空間的人依附於她,使得在傳統中國社會所形成的既有性別權力關系、傳統性別身份不斷地被消解,同時又在性別關系國際化的建構中得到新的機會和可能。而動蕩的戰爭環境更迫使她一方面強化女性固有的依附性及去獲得並擁有資源和權力,另一方面則通過去除女性特質而爭取行動自由、地位提升。由此可見,性別身份的建構是個人選擇和社會選擇雙向互動的結果。

戰爭後期,清政府同各國的和談遇到了阻力。由於克林德②夫人的堅持,德國要對中國予以最嚴酷的懲罰,因此條約遲遲未能簽訂。清政府的外交官員由於無法突破“男女有別”的障礙,沒人出面勸說克林德夫人放棄部分苛刻要求,遂使和談蒙上了一層陰影。盡管清政府官員不願承認賽金花重新構建的性別身份,但需要利用她在戰爭期間確立的權威,希望她能夠出面勸說克林德夫人。

於是,賽金花以女性的身份勸說起克林德夫人,卻全然沒有半點脂粉氣:

好吧!你們外國替一個為國犧牲的人作紀念,都是造一個石碑,或鑄一個銅像;我們中國最光榮的辦法,卻是豎立一個牌坊。您在中國許多年,沒有看見過那些為忠孝節義的人立的牌坊麽?那都能夠萬古流芳千載不朽的!我們給貴公使立一個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跡和這次遇難的情形,用皇上的名義,全刻在上面。這就算是皇上給他賠了罪。[4](P40)

在她的努力下,清政府的目的終於達到,立即以漢白玉為克林德修建牌坊,並命名為“克林德碑”。於是,賽金花也就成了名震一時的人物。盡管如此,她的行為仍然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她在戰爭中的這些活動被認為是受政治化的欲望支配抑或是情欲化的權力遊戲,其出發點是謀求個人的利益。然而,她在思想深處仍然效忠於決定和影響性別制度、性別關系的權力。眾所周知,女性作為一個敏感的文化象征符號,受到民族、宗族、家庭的多重制約。在戰爭的環境中,民族作為女性的支配力量顯得空前重要,並最終決定女性身體的歸屬。而女性同外國侵略者的情欲交歡,雖然在歷史上確實存在,但是最終卻很難被接受和言說。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再次面臨民族危機的時候, 賽金花在中外戰爭中所呈現出來的性別意義才重新被賦予了某種言說價值。那麽,不同的言說者又是如何挖掘並利用這種價值的?對集體記憶的形成、演變產生了怎樣的作用和影響?

 

 

20世紀30年代,為達到動員女性支援抗戰的目的,社會輿論急需從各類女性的個人生命歷史中發掘和制造與戰爭相關的社會性別議題。因此,沈寂多年的賽金花再次受到關註。為重塑民眾的集體記憶,以賽金花為題材的文本在這一時期大量出現。這些文本的作者既包括賽金花本人,也包含立場並不完全相同的他者。賽金花希望擺脫自身先前長期處於“失語”狀態的尷尬境地,自我言說,以爭取人們的同情和理解。他者則希望將歷史記憶工具化,用以創造出認同真理的工具性敘述,從而獲得人們的廣泛認同。

此時,在不同社會力量的推動下,賽金花不斷地參與對自身經歷的言說。這使其在人們的心目中,她不再是文人墨客筆下遙遠的歷史人物,而成為了一個穿越過去與現在、隱蔽與公開、真實與虛構並具有豐富社會性別意義的現代形象。她的自我言說和對歷史問題的主觀見解,不僅是人們重新認識歷史的重要途徑之一,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其個人生命歷史的論斷。

福柯曾經說過:“人是在結束自己人生的時候關心自己的靈魂的,而不是在人生的開端。”[7](P96)不可否認,賽金花對於個人早期生命歷史的言說同其晚年的生活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她希望通過自我言說獲得社會支持,進而改善並不如意的生活境遇。因此,賽金花比以往任何一個生命階段都更樂於向人們剖白內心、表達自我:

先生,從前我這酒渦是很美的,如今老了,肉偏長在腮頰上,臉蛋也與舊日不同,舊日是輕薄的瓜子臉,今則圓不圓方不方之間。唉!可憐的賽金花今非昔比了!今非昔比了![3](P82)

她采用了今昔對比的手法談論自己的容貌,而這也正是女性口述中常有的現象。對此,一些從事性別研究的學者曾做出過這樣的詮釋:對於女性來講,“生活幸福的人會肯定地重構過去;反之,現在感到不幸福的人,也會追溯過去尋求緣由”[8](P249)。與多數女性口述不同的是,這種表述又比較符合常見的“受難娼妓期待拯救”敘述模式,有利於爭取人們對她——重新為娼者的同情和憐憫。

1932年,一篇題為《請求額免賽氏房捐》的聲明登載在北京的《實報》上:

竊據轄境居仁裏十六號住戶魏趙氏報稱:伊院內計南北瓦房各四間,僅住有北房四間,每月按二等瓦房捐洋八角,南房空閑,但近因友人存放破爛椅凳等項,無處安置,遂將南面四間空閑瓦房占用。但氏孤身無依,每月又無收入,實無力繳納南房捐,懇予轉請額免,以示體恤。③

這則聲明中所言及的、等待救助的這位魏趙氏,正是曾在歷史上顯赫一時的賽金花。她在借助報紙媒體表達自己的訴求。同時也使見過晚年賽金花的人們感到:“現在不用和她談話,一看她穿著20年前的服裝就可知道,毫沒有目下自稱老摩登的心情。”[9]

然而,作為歷史記憶的保存者,她不僅需要以“穿著20年前的服裝”襯托晚年淒涼的景象,展現苦難、消化苦難、提煉苦難、抹去苦難,更要喚回20世紀初的記憶,進而獲得新的希望和可能。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她不失時機地借助無法驗證的朝廷肯定對其個人歷史行為進行自我合理化的敘述:

事情平靖後,太後皇上都回到京中,西太後問朝裏大臣,知道了聯軍屠殺京民及和議之中,有個賽金花,故也曾宣我入宮一次,但文武官員極多,也沒有說什麽話。後來魏先生④的親戚告訴我,光緒皇帝曾親筆寫了一篇文章議論我的,但我自己卻未見過。我當時也實在沒有開心來理會這個。[3](P93)

由上面這段口述資料可以得知,賽金花進行自我合理化敘述的手段是選擇性記憶。當談及自己的光榮歷史時,賽金花往往會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當采訪者問及一些敏感經歷時,她時常會環顧左右而言它。為了迎合他人的需求,她對自己的經歷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有時,賽金花在敘述中還會針鋒相對地提出帶有批判性的女性論說:

我為著生活驅使,安得不重墜平康呢?他們自己肥馬輕裘,飽食暖衣,只知有舊禮教,而不知人們是會受饑寒驅使的,對於我,當然不會體諒。[3](P101)

她之所以會選擇這樣的敘述策略,源於戰爭對於不同階層男性、女性的影響及其結果是不同的。因此,他/她們對戰爭的實際感受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這也是他/她們主動或被動地選擇不同生活道路的關鍵所在。饑餓、痛苦和窘迫的生存環境,是戰爭強加給女性的不幸。賽金花既可以以此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合理的解釋,又可以賺取大量的同情與憐憫,行使話語權。她深知只有按照人們的一般生活邏輯和對自己的理解重構並解釋個人生命的歷史,才有獲得改變自身命運的希望和可能。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歷史人物口述的過程及其形成的文本不是靜態而是動態地存在於言說者和訪談者、預設聽眾的互動之中。

賽金花的自我言說沒有超越一己的經驗,對歷史的關註範圍也比較有限。更為重要的是,她的某些回憶只能提供有關這段歷史的部分信息,雖然具有不可替代性,但也存在記憶上的偏差和缺失等問題。因此,這就有待於與他者言說的比對,從而印證或豐富、補充其意義。

其中,報刊媒體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它通過對當事人的采訪,形成某種對話,賦予歷史人物以現代言說價值,同時滿足著人們的偷窺心理,從不同的角度予以持續關註和解讀。特別是它具有重要的自我描述機制,可以使同一歷史人物在與不同類型、社會階層的人士的言說中,自我詮釋,做迎合與適應時代需要的某種調整。此外,它還是集體記憶生產、傳播和表達的重要渠道,能夠將原本分散、獨立的事情聯系起來,使集體記憶成形並得以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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