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梅宋克夫:吳承恩著《西遊記》新證(2)

如果從這一角度理解《西遊記》,就不難發現明代心學思潮、《西遊記》與《吳承恩詩文集》三者之間的有機聯系。而弘揚主體人格並要求這種人格實現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則正好構成了這三者之間聯系的基點。吳承恩所處的時代,正是明代心學思潮盛行的時代,吳承恩與一些心學人物,如萬表、徐階等有著直接或間接的交往,明代心學思潮不可避免地要對吳承恩的思想產生影響(注:參見宋克夫《吳承恩與明代心學思潮及〈西遊記〉著作權》,《湖北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因而,在《吳承恩詩文集》中有一些作品明顯地透露出吳承恩批判主體放縱,要求道德自我完善的詩文創作特色,《贈張樂一》便是這樣的作品:

魯郡張君登我堂,手持素卷求詩章。

自云所樂在於一,平生此外無他長。

世人嗜好苦不常,紛紛逐物何顛狂。

猿驚象醉無束縛,心如飛鳥云中翔。

多歧自古能亡羊,羨君執策由康莊。

清寧天地合方寸,妙含太極生陰陽。

靈臺拂拭居中央,殊形異狀難遮藏。

吉兇倚伏視諸掌,指揮進退知存亡。

逝將去我遊四方,盧敖雀躍無何鄉。

春風陌上送君酒,古梅忽透先天香。

多君此樂真少雙,熙然能使予心降。

舉頭忽見天上月,金波一片□流光,散彩皎皎分千江(注:《贈張樂一》,劉修業輯校《吳承恩詩文集箋校》19-2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仔細考查全詩的思想內容及語言風格,就可發現,《贈張樂一》與明代心學思潮及《西遊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邏輯聯系。



二、《贈張樂一》與明代心學思潮


關於《贈張樂一》詩的寫作時間,未有確切記載,張樂一當為吳承恩之一友人。詩中處處反映了作者反對放縱主體,要求明心見性,強調以自省的方式實現人格的自我完善的倫理思想。這種思想基調是陽明心學“心即理”、“心外無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等哲學思想。因此,全詩所透露出來的作者思想與明代心學思潮存在著明顯的一致性,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對“猿驚象醉”、放縱主體的批判。陽明心學認為,“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人而不自得之謂耳。”(注:《答舒國用》,《王陽明全集》19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儒家傳統中被肯定的“灑落”不是指肆意放蕩,無所顧忌,而是指在道德完善前提下心靈自由的一種特征,是擺脫了一切聲色貨利的占有欲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而達到的超越限制、牽擾、束縛的人生境界。因此,王學諸子一方面追求灑落自得、無滯無礙的境界,強調主體人格;另一方面也主張戒慎恐懼,注重倫理精神,反對放縱主體和脫離道德修養的灑落,希望在倫理道德的規范下達到一種超脫一切得失榮辱的人生境界。陽明心學這一特點在《贈張樂一》詩中得到較為清晰的體現。吳承恩對張樂一“所樂在於一”、“平生無他長”之以平常心求樂表示肯定和贊揚,同時很自然地聯想到“世人嗜好苦不常,紛紛逐物何顛狂”的社會現狀。在作者看來,主體意識和自私欲念是一對形影不分的孿生兄弟,“張君”與“世人”的思想和行為都體現了一種對主體意識的呼喚,都要求按照自我心中之“所樂”去處物行事,以達到一種任心而為,率性而行的人生境界。但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張君”能夠“所樂在於一”,而“世人逐物”卻達到了“何顛狂”的程度,走向了放縱的極端。這種放縱主體的傾向,必然引起私欲的膨脹,表現在現實生活中就是對功名利祿、富貴榮華的狂熱追求。這一點卻是作者極力批判的。吳承恩對蕓蕓眾生顛狂逐物而引發的“猿驚象醉無束縛,心如飛鳥云中翔”的狀態表示否定,認為主體意識不應脫離道德的軌道任意馳騁,而應將其納入倫理的規范,才能避免“多歧自古能亡羊”的結局。而吳承恩在這幾句詩中所流露出來的一方面肯定主體意識,一方面又反對主體毫無限制地放縱的思想,正是《贈張樂一》詩與明代心學思潮相契合的一個層面。

第二,對“靈臺拂拭”、人格自我完善的強調。根據陽明心學,“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復明,非自外得。心猶水也,汙入之而流濁;猶鑒也,垢積之而光昧。”(注:《別黃宗賢歸天臺序》,《王陽明全集》23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人心本然之體如水如鏡,但現實的人心因受物欲之蔽,產生了私我的意識。那麽,怎樣才能去除私欲,達到人格的完善呢?從理論上講,人格的道德完善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以倫理束縛的方式達到道德的強制完善,一是以倫理自省的方式達到道德的自我完善。這正是程朱理學與明代心學在倫理觀上的主要分歧。陽明心學認為,“心外無理”,強調“良知”的主觀性,在道德修養上主張不應向外求理,而應反求諸心,用加強內心修養的方法去體認天理。只要“明心見性”(注:《答顧東橋書》,《王陽明全集》4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反身而誠”,復得本體明凈,就能實現主體意識與倫理意識的和諧統一,達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在本心固有的倫理觀念規范下最大限度地弘揚主體人格。

吳承恩在批判了“猿驚象醉”“心如飛鳥”的主體放縱意識之後,自然會讓我們感到迷惑,怎樣才能在發揮主體意識的同時又能避免自私欲念的膨脹?因此,詩中緊接著又提出“清寧天地合方寸,妙含太極生陰陽。靈臺拂拭居中央,殊形異狀難遮藏”,認為主體意識和獨立人格的高揚所帶來的私欲膨脹,必須通過不斷的自我修煉,完養此身,才能達到自身人格的完善。詩中作者以“方寸”之“小”而喻人心,認為心之於人,當如“方寸地”之於“天地”,卻能“妙含太極生陰陽”,包含著天地萬物之理,包含著陰陽交替的宇宙根本規律,進而也包含人類社會上下、君臣、父子、夫妻間仁、義、禮、智的倫理觀念。也就是說,宇宙的本體,倫理道德觀念都存在於“心”。所謂“靈臺拂拭居中央”,“靈臺”即“靈府”,《莊子•德充符》:“不可入於靈府”(注:[清]王先謙集解《莊子集解》35頁,上海書店,1986年版。),靈府,指心靈。“郭云:‘靈府,精神之宅也’”(注:[清]王先謙集解《莊子集解》35頁,上海書店,1986年版。)。這句詩隱括著人必須時刻運用“心”中所固有的是非準則、道德標準去規范和約束自己,“拂拭”私欲之昏蔽,去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只有這樣,才能使“殊形異狀難遮藏”,使形形色色的邪惡無藏身之地,最終實現人格的自我完善,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與灑落,達到“吉兇倚伏視諸掌,指揮進退知存亡”的人生境界。這便是《贈張樂一》一詩受明代心學思潮影響的第二個層面。

三、《贈張樂一》與《西遊記》

明確了《贈張樂一》與明代心學思潮的關系以後,我們再從思想和語言上來考察《贈張樂一》與《西遊記》之間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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