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迅·中國地方誌(2.2)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的地方誌

但是,中國歷代編修的地方志遠遠不止這個數字,還有更多的地方志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傳到今天,在歷史的長河中相繼湮沒了。 

在雕版印刷術廣泛使用以前,書籍靠手抄,難以廣泛流傳,所以多數不能保存下來。南齊的陸澄曾輯錄160家地理著作,編成《地理書》149卷。梁代的任昉又增補了84家,匯編成252卷,稱為《地記》。過了不過100來年,到唐朝貞觀年間編《隋書·經籍志》的時候,這200多種書的原本已經9/10找不到了。再過幾百年,到元明兩代,《隋書·經籍志》所記載的書也已十不存一,連陸氏、任氏的匯輯本也失傳了。可見古代書籍的散失有多麽嚴重。 

即使在印刷術發達起來以後,也有許多地方志從來沒有刊刻過。或者雖然刊刻了而印數卻很少。明清兩代地方志大多是官修,修成之後,向上級報送幾部,稿本或書板就藏在府縣衙門,平時鼠咬蟲蛀,潮濕黴爛,不時遭到水災火災,一旦發生社會動亂或戰爭,府縣衙門更是首當其沖。如河北省束鹿縣(今辛集市)明代修過五次志書,明末天啟年間滹沱河水患,“俱沒於洪水”。湖北房縣,早在明嘉靖年間就編有志書,在明末戰亂中書板被毀。到清康熙年間重修,過了15年又“板毀而書亡”。吉林的臨江縣(今渾江市臨江區),曾於1926和1928年兩度重修縣志,兩次都因失火,原稿全部燒毀。1930至1931年再次重編,隨即遇到“九·一八事變”,東北淪於日軍鐵蹄之下,“已脫之稿,盡付劫灰”。翻開各地修志的歷史,這一類令人傷心惋惜的記錄隨處可見。 

歷代皇朝都曾經投入巨大的財力組織修志,修好的方志集中到中央,精心構築了堅固的書庫,設置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和其他圖籍一起妥善保管。但即使是這些得天獨厚的皇家藏書,同樣屢屢葬身於大規模的戰爭或火災之中。如唐朝皇室的藏書一毀於“安史之亂”,再毀於唐末戰亂。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一場大火燒光了皇室藏書處昭文館、集賢院、史館和秘閣的三萬多卷圖書。此後,宋朝的皇室藏書又在宋金、宋元戰爭中兩次被毀。這些被毀的圖籍中都包含著大量地方志。明朝政府曾經收集保存有不少宋元方志。明初編輯的《永樂大典》一共兩萬多卷,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部類書,其中許多寶貴的資料就是來自地方志。明末的戰亂,是圖書的又一次浩劫,編《永樂大典》的人曾經看過、用過的不少宋元志書,從此就再也看不到了。《永樂大典》有一個正本,一個副本,正本也在明末戰亂中被毀,副本則在清末經過英法聯軍的搶劫和八國聯軍的焚燒,喪失殆盡,幸免於難的部分僅及原書的千分之三,也多數被劫走。許多僅靠《永樂大典》得以保存的宋元方志資料,終於隨同《永樂大典》一起從這個世界上永遠消失了。 

封建統治階級的文化專制政策,也往往殃及地方志。司馬遷在《史記·六國年表序》中說:“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諸侯國的“史”和“記”,從現在看來,都是珍貴的地方文獻,由於其中往往有對秦國不恭的文字,所以在秦始皇焚書的時候尤其難逃厄運。 

清代從康熙到乾隆年間,為了取締不利於清政府的思想,盛行文字獄。一些地方志就因受文字獄牽連而遭到禁毀。規模最大的一次禁書是在乾隆年間,清政府借修《四庫全書》之名征集天下圖書一一審查,凡內容有不符合要求的,統統銷毀,或者部分抽毀挖改。有些地方志中至今還能看到刪改的痕跡。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安徽巡撫奏請檢查天下郡縣志乘,乾隆皇帝批示令各省照辦,僅安徽省查出上繳的就有《黃山志》、《寧海志》、《吳縣志》、《金山志》、《松江新志》等多種志書。 

到了近代,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成為地方志散失的主要原因。除了流散到國外的以外,還有不少方志毀於侵略者的炮火。例如,《(道光)廣東通志》書板藏在廣州越秀書院,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被英法聯軍的炮火所毀。遠東著名的上海東方圖書館,經過幾十年慘淡經營,收藏地方志2600多部,其中有140種珍貴的元明版本。1931年“一·二八事變”,東方圖書館先遭日機轟炸,又被日人縱火,它的50多萬冊藏書連同這些地方志全部被燒光。更有許多新完成的志稿,由於國難當頭而不能出版,在戰火和流徙中散失。它們剛剛來到這個世界就夭折了,使多少修志者的心血付諸流水。 

這些被湮沒了的地方志,其中一部分在歷史上還留下了一點影子。它們在其他古籍中被引用過,或者被提到過,有的只留下一個書名,有的可以知道作者和成書時代,有的還保存下來一些斷篇零句,或者有幾句關於它的簡單介紹。僅是這些“有據可查”的,數量已經極為可觀。 

張國淦的《中國古方志考》一書,記錄了元代以前的方志類圖書2000多種,其中現存的不過40種左右。有人根據各種目錄統計,明代地方志失傳的約為現存數的將近兩倍。清代早期方志佚失的也不在少數。從地區來說,如元代以前山東地區地方志有名可考的有36種,幸存至今的只有元代編纂的《齊乘》一種;元代廣東地區可考的地方志有14種,只剩下《(大德)南海志》一種,還不是全本;明代浙江有據可考的方志有637種,現存的僅102種;1911年前的貴州地區方志可考的有271種,現存只有89種,還不到1/3。至於那些隨著歲月的流逝消失得無影無蹤的地方志究竟有多少,那就無法查考了。 

枯燥的數字,蘊含著確切的事實。我們不能不為我國歷代修志的規模驚嘆,不能不為國家的多難和文獻的散亡扼腕嘆息。而那些穿過了歷史的風風雨雨,幸運地留存到今天的地方志,就越發值得我們珍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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