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2)

春天,蒲公英開花的時候,我就邊走邊採,採完一小束就交給外祖父:

「阿公,先替我拿著。」

然後繼續採,採滿集成一大束捧回家,過不了多久,大概就任由它們枯萎在什麼地方去了吧。快樂是在採花的過程中。我在前頭,外祖父在後頭跟著,替我捧著蒲公英花的那些過程中。

外祖父和我在虹口公園散步過多少次呢?我一天天長大,外祖父一天天衰老,直到他不再要我陪他去散步,永遠也不再能一齊去虹口公園散步、採蒲公英的花。

一日,我被帶去外祖父的住所。許多大人哭泣流淚。我的阿公全身覆蓋白布,不再喊我:「阿熊」。


那一年,外祖父五十九歲,我四歲。


虹口公園的外側,是一條鋪著石板路的人行道,人行道外側種植著高大的法國梧桐樹。夏天,樹葉濃密,往往遮蔭半邊人行道。秋天,葉子始落,我最愛聽枯葉飄落碰觸石板路的聲音,十分清脆,也有一些些淒涼;雖然當時我還不真切懂得什麼叫做淒涼,可是那清脆的聲音,總叫我心頭突然收緊,微微疼痛。其實,是長大以後多讀了一些文學的書,才逐漸明白那種心頭微疼收緊的生理變化,就是所謂淒涼。冬天,枯葉落盡,只剩粗大的枝幹矗立於灰濛濛天空的背景裡,倒反不會令人難過。冬天的梧桐樹很好看,教人感覺十分硬挺,很可信賴的樣子。

寫到這裡,已經超過江灣路的範圍了,應該屬於北四川路,但我無法控制自己,必需提上一筆。


虹口公園的外側人行道,順著北四川路一直走下去,是我小學一年級讀書時,每日往返必經的路。

第一國民學校,在日本租界內,係為日本居民的子弟而設的小學。當時臺灣人在法律上屬日本公民,故我的啟蒙教育,便是給分發到那所位於北四川路的小學。

不過,我只讀一年,便又給再分發到另一頭的第八國民學校。閘北日租界的日本人子弟實在太多,所以日本學校不停地擴展,總共有九所。我後來讀到停戰的第八國民學校,便是其後增設的新學校。全校都是來自日本各地的小學生,只有我和四妹是臺灣人;後來,我弟弟也入學讀了半年的時間。

至於第九國民學校,離我們的學校並不遠,卻是一所比較特殊的日本小學,係專為韓國人的子弟而設立。那時我們都管韓國人叫做朝鮮人。朝鮮人也同臺灣人一樣,法律上隸屬日本人。可能是日租界裡的朝鮮人太多,所以才專門設置一所小學而將他們集合起來的吧。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學校修建教室,曾有十天左右的時間,借用第九國民學校的教室上課。我的日本同學都十分鄙視朝鮮學生,嫌他們有大蒜臭味兒,嘲笑他們的日語有朝鮮腔調。我和四妹也都嫌他們大蒜臭,笑他們有朝鮮腔。因為當時我們並不太了解自己跟別的日本同學有何分別。


話岔遠了,再回到北四川路來。

那北四川路上有一座日本式的上海神社。上海神社再過去一點,就是有軌電車的終點。上學要趕路,不敢分心,但放學時,我們結隊走回家,往往不約而同地佇立,等看電車到站,再掉轉車頭。

北四川路底的電車終點,是來回的電車掉換行車方向的地方。我們站在人行道上等電車噹噹噹噹地順著軌道駛入,於是有許多乘客陸續下車。所有乘客都下來了,最後,剪票員也跳下來,他肚子上繫了一個陳舊的皮包,裝著車票子,鼓鼓的。他把聯在空中電纜上的一根繩子用力往下拉,車廂上頭那一截粗鐵絲便鬆開。然後,很專心用力地拉著那繩子跑半圓的圈子到車廂的另一頭,瞄準電纜,讓那個粗鐵絲尖端的滑輪嵌進電纜裡,於是,原先的電車頭就變成車尾,駕駛員將車廂開到岔軌上,再滑駛一下,那來的車,馬上又變成了去的車。

一切的動作都很熟練順利,而這些手續進行的時候,人行道上往往都站了一排小孩子,好奇地瞪著眼睛看。

有些男童發願長大後要當電車剪票員,大概就是佩服那種英雄似的作為之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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