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幼垣《三寶太監西洋記》與《西洋番國志》(14)

獨具隻眼的晚清小說評論家黃人(黃振元,1868-1913)早在1907年已這樣替《西洋記》定位:「《西洋記》記鄭和出使海外事。國土方物,尚不謬於史乘,而仙佛鬼怪,隨手扭捏,較《封神榜》、《西遊記》尤荒唐矣。近時碩儒有推崇此書而引以考據者,毋亦好奇之過歟!」 。字字珠璣,語語中的,直揭隨後數代史家和文評家過度熱心抬捧《西洋記》之弊。鼓吹《西洋記》的史料價值無論如何是不符事實的。

 幾乎任何以明代小說為論述範圍的書都會講及《西洋記》的性質及其如何套用《西遊記》的模式,其中最現成之例為隨後注(3)所介紹的趙景深文(頁289-290),一般均不必細表。確值得細讀的是Roderich Ptak, 「Hsi-yang chi-An Interpretation and Some comparisons with Hsi-yu chi,」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7:1-2 (July 1985), pp. 117-141。此文考述《西洋記》和《西遊記》之異同較任何報告精詳。  覺明(向達),〈關於三寶太盛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小說月報》,20卷1期,1929,頁63;修訂本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561。 

趙景深在這方面的主要貢獻是〈《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青年界》,9卷1期,1936,頁121-144,後收入趙景深,《小說閒話》,上海:北新書局,1937,頁153-207,和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0,頁264-295,以及陸樹侖(1931-1984)、竺少華校點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1298-1328。趙景深此文以下簡稱為趙文,並以見於《中國小說叢考》者為據。 

陳麥青,〈關於《西洋朝貢典錄》的成書年代〉,《文史》,30期,1988,頁146,以為該書寫成於正德十三年至十五年之間。  此文未知原刊何處,而在趙景深諸小說研究結集中,並見於《小說論叢》,上海:日新出版社,1947,頁66-71,和《中國小說叢考》,頁296-300。幸收入《中國小說叢考》時,在文末補說寫於1946年,尚能指出其在趙景深考索此問題的歷程中所代表的層次。

向達整理之本的出版數據隨後正文有交代。自孤本歸公至向達的整理本行世,祇有少數專家有幸看到影件,其中卻有疑其為偽書者。此書應是真品,有關討論見陳育崧,〈《西洋番國志》鈔本的發見〉,《南洋學報》,14卷1-2期,1958,頁1-2,並收入氏著《椰陰館文存》,冊1,星加坡:南洋學會,1984,頁168-181;陳育崧,〈鞏珍《西洋番國志》的真偽問題〉,《南洋學報》,15:2,1959,頁1-8,並收入《椰陰館文存》,冊1,頁172-185;饒宗頤,〈《西洋番國志》書後〉,《南洋學報》,16卷1-2期,1960,頁15-17;徐玉虎,〈鞏珍《西洋番國志》庋藏經過考〉,《大陸雜誌》,30卷6期,1965,頁17-21,並收入氏著《明鄭和之研究》,台北:德馨室出版社,1980,頁67-577;徐玉虎,〈鞏珍《西洋番國志》之研究〉,《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第8期,1979,頁251-292。  如J.J.L. Duyendak, 「A Chinese Divina Commedia,」 T』oung Pao, 41 (1952), pp. 255-316; 包遵彭,〈論《三寶太監下西洋記演義》與天後故事的影響〉,《幼獅月刊》,3卷6期,1955,頁8-12,並收入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編,《文藝論評集》,台北:正中書局,1955,頁1-20,以及《包遵彭文存》,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歷史博物館,1980,頁115-131;W. Goode, 「On the Sanbao taijian xia xiyang ji and its Source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6; 二階堂善弘,〈《三寶太監西洋記》他小說影響〉,收入道教文化研究會編,《道教文化展望》,東京:平河出版社,1994,頁242-267;二階堂善弘,〈《西洋記》見玄天上帝下凡說話〉,《中國古典小說研究》,2期。1996,頁42-51。 

如蘇興,〈《西洋記通俗演義》的金碧峰長老與張天師〉,《明清小說論叢》,4期。1986,頁213-220;時覺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人物辨析〉,《鄭和研究》,1993年4期,頁19-20;黃永年,〈《西洋記》裏金碧峰的本來面目〉,《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2期,1995,頁144-155,並收入黃永年,《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590-601,又以〈《西洋記》之金碧峰〉為題(有修訂)收入黃永年,《樹新義室筆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248-255;廖可斌,〈《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主人公金碧峰本事考〉,《文獻》,1996年1期,頁24-46。 

如張火慶,〈《西洋記》的兩個問題──出使動機和西洋所在〉,《興大中文學報》,1期,1988,頁69-82;張火慶,〈論《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的華夷之辨〉,《小說戲曲研究》,2期,1989,頁129-158。  張穎、陳速為劉葉秋等所編《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寫的〈《三寶太監西洋記》〉條,謂《西洋記》「通篇雜取《瀛涯勝覽》、《星樣勝覽》、《西洋番國志》」(頁677)。另外,薛克翹,《西洋記》,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頁41,和劉紅林,〈《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神魔化淺談〉,《明清小說研究》,2005年3期,頁210,俱謂羅懋登書用了《西洋番國志》。

這類斷言雖悉未言何所據,顯屬想當然的說法。  三書所記地域之異同,向達編有簡明對照表,用作其《西洋番國志》整理本的一附錄(頁58-60)。  此事說明參考近人著述,務必要用原版。引用重印資料而不提供原版的數據,僅記下重印日期,學術演進之先後層次就會被淹沒了,其至因而得出錯誤結論。  引文條7有此情形之一例。趙文謂:「令弟兄子侄權(下有脫字)國王往……」(頁269),其實該句可讀作:「令弟兄子侄權國,王往……」,而不必視為有脫字。 

這樣說總不應忘記趙景深該文是抗戰以前的作品,劃時代的價值很明顯。和注6所引徐玉虎(1926- )四十多年後所作〈鞏珍《西洋番國志》之研究〉一文相較,情形便會更清楚。在那篇頗長的文章裏,徐玉虎祇管把《西洋番國志》的原文大量整段,機械地抄錄過去,人名,地名,和方物均絲毫不試作任何解釋,好像那些絕大多數都艱僻得很的詞彙讀者會一目瞭然似的。到了七十年代末,鞏珍書的排印本早就唾手可得,還用他大耗篇幅去抄錄,卻不加註釋,復不與其他行紀的相應段落作比較嗎?這篇冗長而無聊的文章充份證明在這知識爆發時代裏,學術急劇倒退仍是可能發生的事。 

陳信雄亦贊成這三種行紀都運用時,先後次序應為馬書、鞏書、費書;見陳信雄,〈評龍村倪迷人的貢禮──龍涎香〉,收入陳信雄、陳玉女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352。  Champa,宋元以來稱占城,在今越南中部。林邑、環王、占婆、摩訶贍波、占波、臨邑等皆此國之別稱或別譯。

參看Henry Yule and A.C. Burnell,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p. 183(以下該書簡稱Yule and Burnell);Friedrich Hirth and W.W. Rockhill, Chau Ju-h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St. Petersburg: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1), p. 54(以下該書簡稱Hirth and Rockhill);小川博譯注,《馬歡瀛涯勝覽──鄭和西征見聞錄》,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頁13(以下該書簡稱小川書);J.V.G. Mills (1887-1987), Ma Huan: Ying-yai Sheng-lan-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77(以下該書簡稱Mills);陳佳榮 (1937- )、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277-280、481-482、493-496(以下該書簡稱《南海地名》);海軍海洋測繪研究所、大連海運學院航海史研究室,《新編鄭和航海圖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頁48(以下該書簡稱《航圖集》);韓振華,〈鄭和航海圖所載有關東南亞各國的地名考釋〉(原刊於1996年),收入韓振華,《中外關係歷史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9,頁392-393(以下該文簡稱〈航圖地名考釋〉);韓振華,《諸蕃志注補》,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頁12-13(以下該書簡稱《韓注補》)。

至於何以《西洋記》用金蓮寶象國之名,趙景深以為既因馬書記該地番人騎象出入,復因費書又記其酋長頭戴金花(趙文,頁266)。其實「頭戴金鈒三山玲瓏花冠」,「出入騎象」之語,馬書盡皆有之。況且依此處所引占城國各條去看,也難確指羅懋登寫此國之事時曾用過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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