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煒《走進耶魯》芳草天涯 (13)

北京時光:愛樂的流金歲月

1986年底,我在取得加州大學的文學碩士學位,又到哈佛費正清東亞中心熬了兩年“研究”以後,自己獨自浪遊一圈歐洲,然後“學成歸國”,選擇在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落腳任職。如果說“海龜(歸)”,我大概是全中國最早的幾只馱著硬殼兒橫渡重洋的“大海龜”之一了。在當時,那是一個“逆潮流而動”的舉止:“出國潮”正是方興未艾,我的回國——彼時確是滿懷在改革年代回國大幹一場的熱血豪情,在京中朋友們中間,引起了持久的驚詫和震動。而最“震”人的話題之一,則是:這小子,竟然動用海運集裝箱,帶了兩三千張LP回國,再勞師動眾地把如山如海的唱片,從廣州運進北京!

一時之間,我似乎成了京城中第一LP大戶。有一個說法我一直無法核實:據說,連中央音樂學院當時的資料館,都沒有我一個人的LP收藏底氣足。朱偉兄從我手中借去據說是當時全北京唯一的一套瓦格納歌劇《指環》全集轉錄(記得是索爾弟指揮的費城愛樂版)。後來聽說,中央音院的資料室,好像也從這個“唯一”裏轉錄了一套。我就是在這樣牛屁轟轟的傳聞中和當時北京愛樂圈子裏最牛氣、檔次最高的“趙越勝沙龍”相遇的。

“趙越勝沙龍”?什麽古怪東東?今天北京的愛樂年輕人,大概一定聞所未聞了。可是,在80年代中後期的北京文化圈子裏,“趙越勝沙龍”卻是一個文化符號——一個不見經傳卻人人口耳相傳,圈子外遙相聞問而圈子內如雷貫耳的門檻極高的處所。當年以寫改革年代的長篇小說《新星》轟動一時的作家柯雲路,其《新星》續篇,就花了一個專章的篇幅,去描寫這個當時的“京城最高文化沙龍”,而且成為全書中幾乎最有意思的一段。這麽說吧,若要“像回憶五四一樣回憶八十年代”,要講起“八十年代的故事”,在北京,你就絕對繞不開這個“趙越勝沙龍”。

“趙越勝”何許人也?前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青年研究群體”的主力之一,專業研究的是西方當代哲學,主攻馬爾庫塞。氣質、長相十足像個河北農民,卻是地道的“高幹子弟”——父母是副部級高幹,住獨家四合院,卻偏偏視權勢、地位之類如糞土;秉性個性乃天生的“住家男人”,卻是公認的“最後的精神貴族”——妻子當時在外國留學,獨自帶著女兒買菜做飯,卻把日子過得有條不紊且有滋有味;人長得其貌不揚,卻絕對地以“貌”取人——不憑名氣也不憑學歷,但非得在氣質、趣味上讓他看對了眼,才會把你請進家門,進入這個“往來無白丁”的沙龍圈子。

咱們還是曲話直說吧——當時北京的人文知識界有三個以“叢書”為基礎的文化圈子:強調科學主義的“走向未來叢書”,以李澤厚、龐樸、樂黛雲等人為代表的強調傳統國學的“中國文化書院”,以及以甘陽、趙越勝、陳嘉映、周國平、徐友漁、蘇國勳、粱治平等為核心的高舉人文主義旗幟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這三大圈子都有一個中心舞台——就是當時北京的《讀書》雜志。在這三大圈子中,“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以移譯西方現、當代經典學術名著為主業,以社科院哲學所的年輕研究人員為主體,同時集中了當時京中以及全國各院校剛冒頭的一批最優秀的年青人文學術骨幹。今天坊間依然流行的幾十部西方現、當代大部頭的學術經典,就是他們當時組織人力、給予相對嚴格的審稿,而由北京、上海兩家三聯書店通力合作下推出的。

所謂“趙越勝沙龍”,就是以這一叢書的編委班底為中心組成的。“為中心”者,則就因為上面說的“以貌取人”了——不是凡編委都被歡迎踏進趙氏沙龍的門檻的,一切以趙越勝對某人的格調、趣味、氣質的評估而定。據周國平兄一篇短文的回憶,當初京中某位小有名氣(今天更大有名氣)的“江南才子”,有一回喝醉酒,就因為被“趙越勝沙龍”拒之門外而大哭過一通鼻子。所以,鄙人雖不算他們的叢書編委,卻敢號稱是“趙越勝沙龍”的中堅分子之一。正是因為在友人的引薦下,與趙越勝“臭味相投”,一見如故,而成為深交至今的知己英逆的。應該說,這個每月至少聚會一次、每次聚會都必定設有專題並且有備而來的“趙越勝沙龍”,其最引人註目之處,並不是它的“愛樂”,反而是它鼓吹的人文主義色彩濃郁的“為學術而學術”、“非政治的政治”的主張,在引領當時京中整個“打開眼睛看世界”的文化思潮上所顯現的號召力和凝聚力。自然,在一識“趙荊州”以後,一聽他的愛樂談吐,就知道他至少是“業余九段”的量級。再聽說了我有如此數量驚人的LP古典音樂收藏,兩位仁兄,更就是激動得抓耳撓腮地相見恨晚啦!

確實,趙越勝,是我認識的所有愛樂“發燒友”中,除李歐梵以外,另一位非音樂行當卻品位“段數”極高的“異人”。聽音樂,讀音樂(他有時會根據可以找到的譜子、劇本和歌詞,邊聽邊讀),和朋友談音樂,然後先後陪伴兩個女兒習音樂(鋼琴),不但是他每日生活的必需,簡直就成了他打通世俗生活和靈性生活的橋梁通道及其軸心內容。這裏強調的打通“世俗生活”與“靈性生活”,我以為正是所謂“趙越勝沙龍”最特出的特征:在煮飯買菜、迎來送住的“世俗”裏飽蓄靈魂心性的需求:在音樂文學、哲學宗教的精神靈性世界裏,又浸潤著豪飲放歌、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世俗。比方,趙越勝兩三年前在《愛樂》上發表的《論卡拉斯》等音樂欣賞文字,其實是為十多年前“趙氏沙龍”的哥們兒謀劃著要辦而後來夭折的人文雜志《精神》而寫的,早在手稿階段就在朋友們中間流傳並受到激賞;他在當年《讀書>雜志上連發的“精神漫遊”哲學劄記系列,和我同時在《讀書》上連發的“關於現代藝術的胡言亂語”隨筆系列,就是在這樣呼朋引友、吃吃喝喝、聽樂論文、品評文藻的沙龍氣氛裏完成的。

那是一個大家尚在青春年華而青春勃發的年代。我當時還是單身漢,趙越勝則是帶著女兒當“留守丈夫”的“準單身”,兩人又同在社科院上不用坐班的班,所以便有許多可以聚頭一起聽LP、侃版本、蹬著車子穿街過巷去淘唱片的機會和時間。作為單身和準單身,趙越勝在東三環上的兩居室公寓和我在雙榆樹的“鴛鴦樓”公寓,在當時都算稀罕之物。兩人又都愛交朋友、好熱鬧,所以,“趙越勝沙龍”,開始先在他們家的“副部級四合院”、後在他的兩居室公寓,以後便陸續在我們兩家的公寓輪流舉行。兩家都有一流的好音樂,便常常成為這種聚會上“熱場子”的最好媒介。而朋友們中間兩位最受歡迎的音樂專業人士——同是中央音院受業背景的作曲家麗達和男高音範競馬(後來還加上中央樂團的梁和平),一個伴奏一個放歌,則就更成為聚會中最亮麗的一道風景了。北京音樂廳當時為數不多的一流演出我們更是每場必到,為呂思清、範競馬的獨奏、獨唱音樂會,為作曲家瞿小松的最新作品發表會,為舞蹈學院剛剛起步的野心勃勃的現代舞作品的彩排,這一夥人更是四出張羅,跑跑顛顛,能量四溢。遇到卷夏之際的晴好天氣,大家夥便結伴出城郊遊。浩浩蕩蕩的二十來人,在殘破的古長城上度夜放歌,在河北老鄉的土炕上胡侃達旦,在黃松裕水庫、密雲水庫的碧波間縱情橫渡、戲水裸泳……清空下月華如水,湖山若壁,範競馬站在船頭上和火車小站上高歌的一曲《我的太陽》,玉振金聲而響遏行雲,成為朋友們多少年後依然留連沈醉的“經典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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