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時序(1 下)

自五更就響起的油餅店、胡餅店的搟劑、翻拍,節奏不斷地與桌案輕輕交談,遠近相聞,為市民傳遞去趕早市的訊音。

客店燈燭還未全熄,窗欞已被又一批來貨賣的商販之聲推開了。寺廟的早禱磬鼓還沒有敲,鷹鶻店出售的鷹鶻已被挑選者驚醒,發出了鳴叫。健步如飛的菜農的擔子上閃爍著露珠的晶瑩,閃花了來買新鮮蔬菜市民的眼睛。開門的浴池散發著濃濃的香氣,與不遠處的香藥鋪席上的香味混合在一起,緩緩飄逸。青衣素裹、白發蒼蒼的婆婆步履從容,笑容可掬,沿街拍打著那高大的朱門,向顯貴之家兜售珍珠。

是勞作奔忙的市民,使城市沸騰了!他們,有木匠、銀匠、鐵匠、桶匠、陶匠、畫匠,有箍縛盤甑的、販油的、織草鞋的、造扇的、弄蛇貨藥的、賣香的、磨鏡的、鬻紙的、賣水的、賣蚊藥的、賣粥的、賣魚飯的、鬻香的、販鹽的、制通草花的、賣豬羊血羹的、賣花粉的、賣豆乳的、貨姜的、販鍋餅餌蓼的……

千差萬別、填塞街市的眾多的市民,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奔向晨光中的市場。

當襆頭鋪擦洗的大字招牌被朝陽鍍亮,當染店又一匹新花布擺上櫃台被朝陽染紅,當拉貨的太平車輪被朝陽飛速地閃耀,當朝陽走入紙坊為金紙銀紙抹上一束光澤,當朝陽開始逡巡在色彩紛呈的果子行,當朝陽照射在尼姑的繡作上升起一片暖意,宋代城市數百個行業,隨著趕早市的市民洪流一齊“亮相登場”了,其數量為洋洋大觀410余行。

這是遠比宋代以前任何一個時代城市商業都豐富的行業的集中展示,這也是不弱於宋代以後的時代甚至遠比民國時期的商業都豐富的行業數目。宋代城市的商業已形成了龐大的網絡,這一網絡是由點面結合而構成的,點即是深入坊巷、遍布全城的各種商肆,面即是鋪店林立、位於全城中心地區的商業區。這種點面結合的商業布局,是一種較早較新的營業方式。

市場既有特殊的商品,也有一般的商品,還有零售商品等等,出售這些商品的早市鋪席,各式各樣,五花八門,主要有——紙劄鋪、桕燭鋪、刷牙鋪、頭巾鋪、粉心鋪、藥鋪、七寶鋪、白衣鋪、腰帶鋪、鐵器鋪、絨線鋪、冠子鋪、傾錫鋪、光牌鋪、雲梯絲鞋鋪、絳結鋪、花朵鋪、折疊扇鋪、青篦扇子鋪、籠子鋪、銷金鋪、頭面鋪、翠鋪、金紙鋪、漆鋪、金銀鋪、犀皮鋪、枕冠鋪、珠子鋪……小的如針鋪、顏色鋪、牙梳鋪、頭面鋪,大的如動輒以千萬計的肉市、菜市、米市、花市、珠子市……只要有用,就可設置。甲市鋪席兼批發性質,就是故楮羽毛這類貨物,在臨安也有“鋪席發客”。所以,全國各地的諸行、鋪席買賣商販,都紛紛到臨安來“侵晨行販”,利用早市來批發貨物,以便進行自己一天的生計。許多鋪席之所以在早市上一現,熱鬧至飯前,市罷而收,原因也就在於此。

盡管早市是在早飯前這一段時光,但可以說白日所有上市的商店鋪席均在早晨的市場上一一展現了。像臨安的陳家畫團扇鋪,顯然是陳姓者以畫團扇而出名的鋪子,它很可能是陳畫家根據市民需求在團扇上作畫,因其畫技卓絕而贏得了讚譽,遂做此賣團扇生意的。

這也說明了宋代城市的早市經營者,已具備很強的品牌意識,一旦經營狀況看好,就以自己姓氏或特征命名設店。這樣的商家相當之多,如東京的醜婆婆藥鋪、潘家黃耆圓、余家染店、王道人蜜煎、李慶糟姜鋪……

臨安的雙條八剗子店、李官人雙行解毒丸、許家槐簡鋪、朱家裱褙鋪、張家金銀交引鋪等等,其中久經時間檢驗而享盛名的名牌店鋪亦不在少數。像東京大相國寺的書鋪,經營者都是些有很高鑒賞眼光的版本專家,他們不僅售書,而且集編輯、刻印、出版、發行於一身。

實際上,這樣的書鋪,在臨安早市上並非一家。如賈官人經書鋪、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太廟前尹家書籍鋪、陳宅書籍鋪等。它們都是非常有名的批發兼零售書鋪,在臨安書業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從遺存的這些書鋪所販賣的書籍來看,都有品牌的標明,如尹家書鋪所出書均記有“臨安府經籍鋪尹家刊行”等字。各地書商、書販、好書者蜂擁於早市書鋪,多是慕類似尹家書鋪大名而來的,而各家書鋪在早市批發零售書籍,在宋代城市中營造了一片書香的天地……

臨安早市上的精神商品可謂既佳又多矣,物質方面的商品在早市上也是可與之平分秋色的,像在早市上批發零售的溫州漆器鋪,自東京到臨安,始終在早市上都穩穩占有一個位置,這顯然是由於漆器有著非常好的銷路的緣故。

1959年,淮安出土的北宋紹聖元年(1094)楊氏墓葬中有七十余件漆器,如八棱形漆盒、葵花瓣漆碟、漆碗、漆盤、漆缽,其中就有“溫州□家造”、“杭州胡家造”等黑書銘記。杭州出土的宋代漆碗、漆盤,也都在外口下朱書“壬午臨安府符家真實上牢”的銘文,於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東京、臨安早市上批發零售出去的溫州漆器是很多的,這是由於市民階層生活需要所形成的,也是與溫州漆器的制造精美分不開的。高濂在《遵生八箋》中為此讚嘆宋代漆器道:刀法之工,雕鏤之巧,儼若畫圖。這道出了宋代城市早市上的漆器鋪歷久不衰的一個原因。

的確,任何一種商品倘若沒有精美的外觀是很難打動顧客的,而這一點在宋代城市商品買賣中是特別講究的,每一種商品都是竭力美化,只求吸引市民購買。這就使人想到宋代城市早市上那種特殊的叫賣時的吟唱——

在描寫宋代城市生活的作家的筆下,外地到臨安來的人,見到頂盤挑架、遍路歌叫的商販,無不認為稀奇。這又使人想起英國著名作家阿狄生所寫《倫敦的叫賣聲》中的一段話:

初來乍到的外國人或者外地鄉紳,最感到吃驚的莫過於倫敦的叫賣聲了。我那位好朋友羅傑爵士常說,他剛到京城第一周裏,腦子裏裝的全是這些聲音,揮之不去,簡直連覺都睡不成。相反,威爾·亨尼康卻把這些聲音稱為“鳥喧華枝”,說是這比什麽雲雀、夜鶯,連同田野、樹林裏的天籟加在一起還要好聽呢。

兩相比較,何其神似!不過阿狄生所寫的是18世紀的倫敦叫賣聲,這顯然比11世紀的宋代城市早市上的吟唱水平要遜色得多。這種歷史的巧合,標示出了宋代城市發展遠遠領先於西方城市的發展。從宋代城市早市上叫賣商品的吟唱,我們難道感受不到宋代城市早市商品發展的程度嗎?更不要說宋代市民是將早市上的叫賣聲,當成一種藝術景致來欣賞的,這遠比18世紀倫敦關於叫賣應不應該和如何去叫賣的爭論先進得多,文明得多。據宋代《事物紀原》說:出賣商品的吟唱“必有聲韻,其吟哦俱不同”。以此我們可以去觀察四月東京早市上的賣花吟唱:

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靜院,曉幕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聞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懸生,最一時之佳況。

唐五代《賣花聲》曲調,為雙調,平聲韻,前後片各五句,共54字。北宋的張舜民曾以《賣花聲》曲調創作過兩首詞,這個曲調很有可能與宋代城市早市上的賣花吟唱接近。換言之,《賣花聲》詞至少在體制予賣花吟唱以很大影響。現無《賣花聲》的音韻詞調流傳下來,但從孟元老傳神的刻畫中,已經可以領略到宋代城市早市上這種賣花吟唱的獨特魅力了。而且孟元老在描寫東京“天曉諸人入市”時,曾用“吟叫百端”來形容東京早市上的吟唱景象,這種景象一定是十分熱鬧而又十分生動,所以到元代,有人寫了一出《逞風流王煥百花亭》,專用大段篇幅來記述宋代城市早市上水果商販的吟唱,足見當時商販為推銷商品而吟唱不絕已是早市上不可缺少的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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