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劉以鬯的南洋敘事(1)

提要:考察旅居南洋五年的劉以鬯的南洋敘事,我們不難發現他在描繪南洋風景層面的冷靜、銳利與溫情脈脈,而在敘事風格上,他堅持批判現實主義以及接地氣的現代主義,徘徊於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而若將之安放在馬華文學史和香港文學史的雙重觀照之下,他則既是馬華文學本土建構的參與者,又是年輕本土作家的模仿資源,同時反過來,南洋經驗又成為劉以鬯提升自我、轉化為香港作家的有力推助力。

作為一個筆耕不輟的文壇常青樹,香港作家劉以鬯先生(1918- )曾經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時稱馬來亞)度過了他卓有成效而碩果累累的5年(1952-1957)。毫無疑問,細膩敏感、銳意創新而又勤勞多產的劉以鬯並沒有辜負這段難忘的他鄉經驗,身處異域色彩濃厚的南洋,他恍如海綿積極汲取營養卻又努力伸縮奉獻出不少甘霖。在這一時期,他創作豐富,而有關南洋的敘事,結集的主要有《星嘉坡故事》(香港:鼎足出版社,1957)、《蕉風椰雨》(同左,1961)、《熱帶風雨》(香港:獲益出版,2010)、《甘榜》(同左,2010)等。 

粗略考察劉以鬯的南洋書寫,時間上恰恰和當時寬泛意義上的“泛黃運動”大致疊合。某種意義上說,那些被冠以黃色書刊的集子未必都算得上色情讀物,但往往都通俗易懂,且大多數將故事的發生地安放在南洋,毋庸諱言,這對當時讀者本土意識與認同的形塑反倒有種“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功能。[1] 相較而言,劉的此類書寫大多亦具有通俗性和顯而易見的本土色彩。從此意義上說,通俗與嚴肅、精英與大眾之間並非壁壘森嚴、界限分明的。而作為中篇的《星嘉坡故事》、《蕉風椰雨》作為劉氏“娛樂他人”的作品亦具有上述特征,比如流行元素方面的三角乃至多角戀愛,情節曲折離奇,甚至也添加了劉自身的經歷,從香港南來新馬,1952年應《益世報》之聘,到新加坡任主筆兼副刊編輯,但《益世報》辦了幾個月就倒閉了,1953年7月,改赴吉隆坡任《聯邦日報》代總編輯,他先後在新加坡的《益世報》、《新力報》、《聯邦日報》、《中興日報》、《鋒報》、《鐵報》、《鋼報》任職。由於是親身經歷,而且對於新加坡(包括一些娛樂場所,如歌廳等)相當熟稔,所以其中的愛恨情仇往往又令人唏噓、情節張力十足,文字也十分好讀。[2] 

相較而言,《熱帶風雨》作為短篇的合集,同時又大多是劉發表於1958年6月-1959年7月的作品,既具有現場感,又具有沈澱性,反倒更可以凸顯出劉以鬯更豐富的多元性和更隱蔽的實驗性過渡來。《甘榜》亦有4篇文字和南洋有關,《土橋頭》則尤其精彩。概而言之,這兩個集子反倒可以涵蓋《星嘉坡故事》、《蕉風椰雨》的書寫主題、通俗性,同時又可以呈現出劉以鬯作為骨子裏是現代主義者的多元性,故此本文更側重和聚焦後兩個集子。 

整體而言,有關劉以鬯的研究是相對豐碩的,而若將之置於香港文學研究的平臺上則更是如此。但相較而言,對劉以鬯作品著力最多的部分往往是其實驗性,尤其是大家熟知的“娛樂自己”的小說書寫,筆者也忝列其中,曾經寫過長文論述劉以鬯的小說的敘事創新以及香港性呈現等。[3] 而對其“娛人小說”研究相對較少,究其要因,一方面,人們會想當然認為其水平相對較低,缺乏可以細致挖掘的空間,而另一方面,因為其數量較多,且往往散居於各地報刊上,不易搜集和閱讀。而實際上,這類小說亦有其可觀之處。比如劉氏此類長篇《吧女》(香港:獲益出版社,2010)對於揭露和再現1960年代的香港時空,因為美國水兵到訪而帶來巨大生意的底層——吧女們的生存狀態,“工筆寫實,在描繪現實細節上顯見了它的優點”[4] ,無疑這對豐富香港文學的主題不無裨益。毋庸諱言,因為是連載作品,小說中不乏情節性用力過猛的情況,包括多女主人公玉蘭因一己身份導致全家落難的過於離奇和巧合都相對通俗和不乏類型化書寫,但除了主題拓寬以外,劉以鬯在敘事上亦有妙用“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5] 的匠心——他既點評了Richard Marson同類題材的作品The World of Suzie Wong的有關酒吧女的高下,同時又讓小說中的水兵史密斯寫了一部吧女的暢銷書,而作家劉以鬯亦在寫吧女,這種策略既有生趣,同時又呈現出劉以鬯對香港本土以及香港性的自我描繪和深重情感。 

本文著力於研究前人涉獵較少的《熱帶風雨》、《甘榜》並非只是簡單介紹,為劉以鬯的豐富多彩續上一筆,而是更著眼於其南洋經驗與敘事的獨到之處。主要從如下三個層面展開論述:1 南洋風景,作者如何狀描當地事物/事務;2 南洋虛構,作者以怎樣的敘事策略書寫南洋;3 南洋安置,若將劉以鬯放在兩地文學史聚焦角度思考,一方面,他如何幫馬華文學書寫本土,而另一方面,經由南洋書寫,劉以鬯又如何實現了自我的轉換? 


一、南洋風景:旁觀與介入

 

或者是通俗化寫作的需求,更或者是劉以鬯對底層的深切關懷,概而覽之,劉對南洋風景的呈現從主題上看,反倒是頗現實主義的(realistic)。這其中既有對底層苦難的敘述,又有對人間真情的贊許;既有對異族風情和心靈的刻畫,又有對華族內部群體/個體劣根性的撻伐,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但大致而言,有兩個主題特別顯眼,那就是底層生活與熱帶婚戀。 

(一)底層艱難。前去新馬打拼的劉以鬯沒有閉門造車、紙上談兵,亦沒有局限於一己的悲歡中輾轉反側,更沒有一心只讀聖賢書借此避世或自救,他將筆觸伸向了廣闊的底層和蕓蕓眾生,既描繪世態炎涼、審視人間冷暖,同時又感同身受,再現其溫暖與汙濁。 

1 底層苦難。這裏的底層更多是指中下層或中等收入以下的生人民眾,而非等同於狹義上的賤民 [6] (subaltern),不可觸摸的卑賤人群。毫無疑問,不同性別、種族、年齡段的人們各自有各自的不幸。


[1] 具體可參拙著《考古文學“南洋”——新馬華文文學與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54-74。 

[2] 這兩本小說,可見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館藏,有關簡單介紹可參如下網址:《星嘉坡故事》http://hklitpub.lib.cuhk.edu.hk/news/iss111/;《蕉風椰雨》http://hklitpub.lib.cuhk.edu.hk/news/iss107/index.htm。 

[3] 兩篇論文具體可參拙著《華語比較文學:問題意識及批評實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頁153-180,頁323-335。 

[4] 也斯《/span>吧女>的脈絡》,可參《吧女》(香港:獲益出版社,2010),頁4。 

[5] 有關理論介紹可參王瑾著《互文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和【法】蒂費納?薩莫瓦約(Tiphaine Samoyault)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L'Intertextualité : Mémoire de la littérature(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等。

 [6] 有關剖析和界定可參拙文《論魯迅小說中的賤民話語》,《中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1期。 

【此文原刊《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10期,如有需要,請參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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