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柱:“絲綢之路”的考古認知(1)

【內容提要】 從古代中國通往亞歐大陸各地曾經有多條“絲綢之路”,其中以“沙漠絲綢之路”最為著名。這些路線早已淹沒於地下、水下,今天人們的認知主要依據考古發現的“點”,結合文獻記載,再連接成“線”。絲綢之路主要是外傳了古代中國的精神與物質文明,西域受其影響最大並被納入中國版圖。沙漠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基本上可以說是單向的,往來的商人主要是中亞的粟特人。無論是陸路還是海陸,絲綢之路興盛之際都正值中國進入盛世之時。

【編 者 按】在世界歷史上,絲綢之路不僅是亞歐大陸諸國商業貿易往來的陸海大通道,而且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多姿多彩大舞台。交往才能分享,比較才能自省。不同的文明經由絲綢之路得以相互認知和相互借鑒,跨文化的交流和傳播不絕如縷。因此,絲綢之路既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商貿之路,也是社會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文化絲路,是推動文明融匯創生的希望之路。站在人類文明史的高度看,人類所從事的一切物質和非物質交流,皆為文化交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設立“文化絲路”研究專欄,將不定期地刊發相關文章,以饗讀者。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的《中國》一書出版。在該書中,他將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又稱“河間”)及印度的絲綢貿易路線,稱為“Seiden Stra Ssen”,英文將其譯成“Silk Road”,中文譯為“絲綢之路”。這是第一次出現“絲綢之路”的命名。1910年,德國學者阿爾巴特•赫爾曼(A. Herrmann)在《中國和敘利亞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又作了進一步闡述,並將絲綢之路延伸至敘利亞。現在,“絲綢之路”已成為古代中國、中亞、西亞之間,以及通過地中海(包括沿岸陸路)連接歐洲和北非的交通線的總稱。由於中國與中亞、西亞等地的這條交通路線必須途經一段沙漠地帶,所以人們又稱其為“沙漠絲綢之路”(或稱“綠洲絲綢之路”)。與這一名稱相對,後來學術界又陸續提出“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和“西南絲綢之路”等。那麼,這些絲綢之路在歷史上都起過什麼作用,又是怎樣被發現的呢?


一、對各條絲綢之路的基本認識


絲綢之路有多條,目前學術界認為主要有沙漠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和西南(或稱“南方”)絲綢之路。出現多條不同的絲綢之路是因為它的時空特點不相同,歷史作用也不一樣。

草原絲綢之路在中國境內東起大興安嶺,西至新疆,再向西是南西伯利亞、中亞的北部。它始於四五千年前,也許更早。這條路是因當時的遊牧民族生產生活活動而形成的。早期的草原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當然這種交流是遊牧民族生計活動的“副產品”。秦漢時期以後,沙漠絲綢之路開通了,這條路就變成一條“輔路”,所起的作用不像以前那麼大了。

現在一般所說的絲綢之路是指沙漠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以張騫通西域為開端,籠統地說,此路自陜西西安經甘肅、新疆,出境後經中亞、西亞至南歐意大利威尼斯,東西直線距離7000公裏,在中國境內長達4000公裏。

沙漠絲綢之路是西漢王朝官方開辟的一條“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就當時而言,“文化交流”和“商貿活動”是它的“副產品”。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要與西域(今新疆)36國及中亞各國建立友好關系,西域地區的酋長們也渴望擺脫匈奴的統治,加入到漢王朝統一的國家政體中。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沙漠絲綢之路是因絲綢貿易而形成的,但是無論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現,都證明西漢王朝開辟絲綢之路的目的,不是為了貿易。那時,通過這條路線來中國內地從事包括絲綢貿易的是中亞商人。迄今為止,在中國境內出土的駱駝俑的牽駝俑均為“胡人”,還沒有發現一例漢人牽駝俑,這說明當年絲綢之路上的商人是“單向”的。來往於絲綢之路經商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在洛陽出土的唐代胡商俑,及西安、太原、寧夏固原等地考古發現的粟特人墓葬,①再現了這個經商民族的特征。粟特人是進入中華帝國最多的中亞人。②

西南絲綢之路又稱“蜀—身毒道”或“南方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是從中國西南的四川成都、雲南大理,經保山、騰沖、盈江到達緬甸境內的八莫,從八莫到印度,又從印度至中亞、歐洲。有學者提出,西南絲綢之路可以分為東路、中路與西路。東路是由成都、貴州西北、廣西、廣東至南海;中路是由成都、雲南、步頭道、桑道至越南;西路有身毒道和五尺道兩條,二者均經雲南、緬甸至印度。

西南絲綢之路是一條商貿之路,文化交流是其“副產品”。它的商貿活動主要在民間,比沙漠絲綢之路還要早。《漢書》記載,張騫出使西域時,在阿富汗就見到了來自中國四川的“竹杖”和“蜀布”,這些東西是從四川經雲南、緬甸到印度,然後又北上轉運到阿富汗。③有學者根據近年來四川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出土的象牙等遺物可能來自印度,推測相對於夏商時代中國西南地區已經與南亞次大陸有了來往與交流,也就是說,西南絲綢之路的產生可以上溯至夏商時代。

由於西南地區銅鼓多,有人又將西南絲綢之路稱作“銅鼓之路”。中古時代以後,因這條道路多運送茶葉,也有“茶馬古道”之稱。

一般認為海上絲綢之路是從漢代開始的。《漢書•地理志》記載,南海航線最遠可達印度南部東海岸之唐契普拉姆(Conjevanam)。④漢代中國境內的番禺、徐聞、合浦、交州等地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早期港口,其中番禺尤為重要。後來考古發現證實,春秋戰國時代,從東亞經過南亞至西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存在。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進行商貿活動,也有個別政府主導的“朝貢”“外交”和“文化交流”。這條絲綢之路主要不是販運絲綢,從發現的沈船之內的“貨物”來看,中古以後主要是外銷中國的陶瓷。先秦至隋代以前,中國多是與西亞、中亞地區往來;南朝後期與波斯來往增多;唐宋元時期則以阿拉伯地區為多。中國唐宋元明時代的瓷器,在東南亞、中亞、南亞、西亞、北非等地多有發現,這應該是當年海上絲綢之路商貿活動的遺存。那時,陶瓷是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主角,因此這條路又被稱為“海上陶瓷之路”。


二、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歷史文獻上沒有絲綢之路的詳細描述,確認主要依據考古發現,再結合文獻記載。因此可以說,近代以來人們對絲綢之路的認知,源於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

絲綢之路是“一條線”,這條線現在已經看不到了,那麼怎麼知道古代有這條線路呢?“線”是由千千萬萬個“點”組成的,考古學正是通過對絲綢之路上若幹“點”的發現,連接了已經淹沒於地下、水下的“路”。


1、草原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在人類史前時代,東亞、地中海、中南美、南亞次大陸等地已經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近百年來的考古發現說明,上述不同“文化”發展出了東亞文明與地中海文明、中南美文明等,它們之間早在遠古時期已經有一定的文化交流。我國考古發現的史前與先秦時代的農作物小麥、家畜的牛羊與馬(這種馬是古代印歐人首先在黑海—裏海北岸培育成功的)、交通工具的馬車、金屬冶鑄、金器、玻璃器(鈣鈉玻璃)等,可能受到地中海文明的影響。東亞的中心地區——黃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也在史前時代已經西漸。公元前四千紀後半葉,仰韶中晚期文化進入河湟地區和岷江上遊;公元前三千紀前半葉,傳入到黃河上遊、川西北地區及河西走廊西部;公元前三千紀末,西進至新疆哈密,來自東方的蒙古人種與從新疆北部南下的原始高加索人種,在哈密發生碰撞並出現融合。西傳過去的也包括農業。⑤

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出土的古玉,有些玉石的礦物成分與和田玉相似,這說明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於闐(今和田)就可能與中原發生往來。先秦時代以於闐玉石制作的玉器在內地考古發現很多。1974年,殷墟婦好墓發掘、出土了500多件玉器,經過鑒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和田玉⑥。也就是說,在3000年前和田玉料就到了東方。它傳過來的線路是,從和田到吐魯番,然後北上通過新疆北部,到了現在的甘肅、內蒙古,再南至寧夏,然後再向東,經山西、河北南部至安陽,然後再往東到了山東,這是和田玉在3000年前的傳播路線⑦。與此同時,具有先秦時代特點的內地文物,也在西域遺存中屢次被考古發現,如巴澤雷克墓地出土了中國秦代漆器殘片、戰國時代“四山紋”銅鏡等⑧。考古資料還顯示,從甘肅進入新疆東部的古代先民並未停止西進的腳步,他們以哈密綠洲為基地,沿天山余脈南北兩路繼續西行,一路向北進入巴裏坤草原、準噶爾盆地南緣、烏魯木齊;另一路向西進入吐(魯番)鄯(善)托(克遜)盆地。

在沙漠絲綢之路開通以後,草原絲綢之路就居於次要地位了,但是在歐亞文化交流中仍然在發揮作用。魏晉南北朝時期,鮮卑人以平城(今大同)為首都,建立了北魏王朝,並在平城開鑿了中國第一個國家級的石窟寺即雲岡石窟。後期的草原絲綢之路,一直通到山西、內蒙古、河北、北京、遼寧等地,近年在上述地區的貴族墓葬中陸續發現了不少西亞和中亞的金銀器、銅器、玻璃器,波斯薩珊朝銀幣、拜占庭金幣、伊斯蘭玻璃器等文物⑨。

公元4—11世紀,草原絲綢之路成為東北亞的國際交通路線,對中國、朝鮮和日本與西方的文化交流有著極重要的作用。草原絲綢之路從中國往東發展,進入了朝鮮半島,然後通過對馬海峽到達日本九州,日本考古發現的大量中國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傳播過去的。


2、沙漠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沙漠絲綢之路首先是一條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鑒於西域三十六國與西漢王朝的友好關系與主動願望,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漢王朝先後在甘肅河西走廊設立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張掖郡四郡,爾後在今新疆地區設置西域都護府,治烏壘城(今新疆輪台東)搞屯田,使西域成為漢王朝的一部分,西域各族成為中華民族的成員。通過多年來在新疆地區開展的考古工作,發現了沙漠絲綢之路上的漢唐王朝軍政、經濟設施的遺存,主要有作為社會政治平台的“城址”,軍事與經濟雙重功能的屯田,軍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國家主權行為的重要物化載體,反映了當時西域地區的“國家主導文化”。

“城址”是國家的政治平台。據文獻記載,古代國家“築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中國古代史上的“城”是政治平台,都城是國家的縮影,皇宮是國家的政治中樞。不同形制的城址是不同政體的反映。以樓蘭地區為例,樓蘭早期的城就其平面而言有兩種,一種是圓形的,一種是方形的。在漢代經營西域之前,西域的城市布局主要是受中亞影響,城的平面為圓形;張騫通西域後,樓蘭城址發生變化,出現了內地特色的方城。方形城出土的遺物大多和內地基本一樣,如文書和官印,它們是漢王朝在這一地區行駛國家權力的物化載體。西域漢代城址是漢代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物化載體,目前考古已經發現的西域漢代城址有多座。其中以輪台和塔裏木盆地南緣的羅布泊和若羌地區的漢代城址較多、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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