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了解我們正處在什麼樣的媒體生態

故事,要先從“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談起。

什麼叫“後真相年代”?根據黃永、譚嘉昇、林禮賢、孔慧思、林子傑合著的《解困新聞學—後現象年代的答案》一書(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年9月,ix頁),這是一個“不理原因、不願分析、不講道理”年代。很明顯的,它有一個過去的年代所沒有的特徵:“每個人均有智能手機,每個人也可以是傳媒”。

在我們進一步詳讀黃永等人所合著的《解困新聞學》以前,先弄清楚“後真相年代”這概念,下面的載文可提供一點背景資料。



谷雨訪談·後真相”時代,公眾已不在意何為真相

在今天,真相還重要嗎?英國脫歐公投中,支持者喊出似是而非的口號(見下圖),美國大選中,川普煽動了公眾情緒。他們都贏了。英國《旁觀者》雜誌前主編、《衛報》專欄作者馬修·德安科納最近推出新書《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表達了對“後真相”時代的焦慮。

                                                                         脫歐派在公車上印出口號:“拿回控制權”。


2016年底,《牛津英語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選為年度詞匯,並將其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也就是說,事實已經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對此所產生的情緒。

《南方周末》在去年報道此事時指出,早在1992年,“後真相”一詞就已經現身於美國《國家》雜誌,2004年出現在《後真相時代》(The Post-truth Era)這本書的書名裏。所以嚴格來講這並不是個全新的詞匯。只不過隨著政治情勢的演變,這個詞匯由原本籍籍無名的邊緣角色,到去年年中之後成為英美政治評論的重要支柱,使用頻率瞬間一飛沖天,讓《牛津詞典》不得不重新評估它的地位。

《牛津詞典》向來在英語世界備受尊崇,英語世界又主宰著當今全球的話語權,牛津的這個年度詞匯無疑凸顯總結了2016年國際政治的現狀。

特朗普在選舉時的造勢運動。特朗普在選舉時的造勢運動。

那麽何為“後真相政治”?《牛津詞典》的博客以去年11月1日《經濟學人》雜誌的一段文字說明:“奧巴馬創建了伊斯蘭國。小布什是9·11事件的幕後主使。歡迎來到後真相政治。”英國《衛報》則稱:“在這個後真相時代,只要謊話說得毫不猶豫,就能稱王稱霸。不誠實地越明目張膽,越不在乎被抓包,就越能壯大成功。”

“只傳達事實是不夠的,後真相不會被數據的轟炸撼動。”在8月底的愛丁堡國際圖書節上,以“後真相時代”為題,英國《旁觀者》雜誌前主編、《衛報》專欄作者馬修·德安科納(Matthew d’Ancona)發表了演講。作為資深媒體人,他曾入選“英國媒體最具權力一百人”和“英國百位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之列。而他最近推出的新書,就叫做《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


《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書影。《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書影。


在書中,馬修·德安科納詳細闡述了自己對後真相的理解:它代表的不是政客的謊言,而是公眾對這些言論的反應,以及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影響輿論、左右民意的能力。他表示,後真相在腐蝕世界,人們有必要對此進行反思和反擊。

針對後真相問題,在書展現場,谷雨故事對馬修·德安科納進行了專訪。以下為采訪內容。


後真相與西方危機



谷雨故事:你如何理解後真相?為什麽從2016年開始,這個詞被廣泛提起,成為英美政治評論的焦點?

馬修·德安科納:後真相不是關於謊言的,而是關於人們如何認識、看待這些謊言的方式,是人們對謊言的回應,是人們的態度。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開始不在意謊言,不擔心說謊的危害,而更多地去關心某種主張所包含的情感因素,以及這種主張對個人的價值。這就是後真相時代的特征:人們不評價某種主張是否真實,只評估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否符合自身感受。

2016年後真相之所以成為西方的重大議題,主要是因為兩個標誌性事件: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此後後真相被《牛津英語詞典》選為年度詞匯。這幾件事表明,後真相已經成為困擾人們、令人深思的問題。

關心社會發展、社會運轉方式和社會凝聚力的人,都對後真相現象表示憂慮。令人震驚的是,後真相問題不僅存在於美國和英國,我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交流後,意識到後真相無處不在。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書能讓人們重視後真相,並采取行動。


谷雨故事:
後真相一直存在嗎?

馬修·德安科納:後真相的某些元素早已存在。但近期最大的變化,是人們對某些組織和機構的信任徹底崩潰了。這些組織結構包括議會、媒體和金融機構等。另一個重大的變化是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影響,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舊的政治觀點,比如‘自由’和‘民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保留和傳達真相。”這樣的說法已經和目前的狀況不搭調。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表述的很多觀點,諸如“真相是相對的”、“人們不得不接受謊言”,如今也正在非專制或非極權主義的社會中應驗,人們對此感到不安。

我今年49歲,冷戰結束時我21歲。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西方一直宣稱自由民主才行得通,而現在西方正遭遇危機:2008、2009年,金融體系潰敗,令人感到不適的民粹主義在歐洲和美國蔓延。冷戰結束時,我們看到糟糕透頂的西方方式的勝利:“我們贏了,我們沖破了共產主義的封鎖。”

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討論:這是政治發展的終點嗎?當然不是。政治不斷發展,沒有什麽是確定的。西方名義上倡導的民主和言論自由制度,依然可能導致劣質的結果。這正是西方吞下的一大枚苦澀的藥丸。目前我們需要超越西方,向其他國家比如中國、日本和印度學習如何處理這類問題。

                                                                     (美國大選時特朗普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

他的當選就是後真相的一部分



谷雨故事:你在書中指出,後真相不同於謊言、政治宣傳和歪曲造假。能舉例說明這一點嗎?

馬修·德安科納:在水門事件中,尼克松總統說了謊。謊言被識破,他被人們反對,最終不得不辭職。在去年美國選舉前的造勢運動中,特朗普說了很多謊,比如關於墨西哥、關於穆斯林的。在當總統後,他甚至在出席他就職典禮的人數問題上也說了謊——總統公開地、沒有任何羞恥感地說謊。他這樣做,支持他的人還會繼續支持他。這就很匪夷所思。這意味著,對競選而言,“說實話”不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在英國脫歐公投的過程中,公眾也不在乎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謊言。這樣的狀況是從未發生過的,這也是謊言和後真相的區別。


谷雨故事: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應該如何理解人們訴諸後真相的情感?

馬修·德安科納:首先,全球化、人口流動、氣候變化和恐怖主義等因素,都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會感到恐懼,甚至憤怒。很多情況下,他們對政客、官員頗為不滿,所以會有充滿情緒化的回應。

其次,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和10年前明顯不同了。互聯網、Facebook、Google等新技術,在某種程度上把人們聚到一起——新技術打破了空間障礙,讓人們更容易進行聯系和交談。但同時,新技術也導致人們只與“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種族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聚在一起,自由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聚在一起,左派和左派聚在一起。把他們聯系在一起的,是一種共同的情感。

作為數字部落的成員,人們失去了彼此辯論的機會。要知道,維持社會正常運轉,需要不斷質疑、核查和問責的制度。如果人們只停留在各自的數字泡沫中,就很容易情緒化。在英國脫歐公投時,這種情緒化隨處可見,到處充斥著仇外心理、本土主義,甚至還有種族主義,移民問題成為決定很多人投什麽票的重要因素。


谷雨故事:據你觀察,特朗普的言論和行事風格是智囊團有意包裝的嗎?特朗普現象是偶然還是必然?

馬修·德安科納:我認為特朗普就是他自己的公關團隊。特朗普之前的每位總統都被工作人員圍得團團轉,以確保他們說的每句話都深思熟慮過。即便是奧巴馬這樣一個非常雄辯、非常聰明的人,也有一群顧問,這些人會為他的講話稿把關。

特朗普不這樣。特朗普早上5點起床,起來就發Twitter,內容從亞馬遜到電視節目《周六夜現場》。所有關於媒體管理、媒體關系的規則都不適用於他。最近他原定在特朗普大廈就美國基礎建設問題發表講話,但他轉而對夏洛茨維爾發生的暴力事件進行評價,並認為在這件事情上,雙方都有責任:“新納粹”可能做得不對,但抗議者呢?特朗普不是被誰“控制”的,他說的是他想說的,盡管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

特朗普並不傻。他想當總統很久了,至少有20年。2016年,他意識到發揮自己才能——激發民憤、忽悠大眾——的時機到了。特朗普最擅長做什麽?他曾經是電視真人秀中的角色,是庸俗的炫耀者。這意味著什麽?他懂得如何調節氣氛。2016年,人們感到非常不安、憤怒,而特朗普所能提供的、他所發揮的“才能”,和這一時局正好契合。

我不認為他的這些方式在以往的選舉中會奏效。特朗普當選並非導致後真相的原因,他的當選本身就是後真相的一部分。


谷雨故事:以特朗普和支持脫歐的造勢運動為例,你是否認為事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傳達的信息能起到的作用,比如情感共鳴?

馬修·德安科納:在任何時候,事實都非常重要。但我認為,只傳達事實是不夠的。如果你面對的是說謊的人,你不能只說“你說2+2=5,實際上等於4”。你也必須用一種能觸動人們情感的方式進行回擊。

以去年的英國脫歐公投為例。留歐派向公眾展示了大量的統計數據:一旦脫歐,英國將失去95萬個工作機會,人們每周的平均工資將下降38英鎊,每個家庭每年要多支付350英鎊以購買生活品,歐盟在英國的6600萬英鎊投資將面臨風險……這些冰冷的數據令人難以消化——數字無法和人對話。

那些脫歐的擁護者呢?他們懂得情感共鳴的重要性。他們用了簡單明確的口號,用了講故事的方式。支持英國脫歐的造勢運動主管多米尼克·卡明斯當時指出,要把脫歐的原因表達清楚,特別要針對公眾的特殊不滿來表達。他們當時的口號“拿回控制權”就被證明是有效的。

脫歐派在公車上印出口號:“拿回控制權”。脫歐派在公車上印出口號:“拿回控制權”。
如果想和謊言對抗,就必須在人們的價值觀和內心信仰方面做文章,必須以能打動人們心靈和思想的方式來傳達事實。過去傑出的演講都是如此。


谷雨故事:那媒體在後真相中的責任呢?現在的新聞報道是否已經不能滿足公眾的需求了?

馬修·德安科納:是這樣的。為了打擊謊言,新聞報道者也必須學會同人們的內心和思想對話,信息把關者也要意識到這一點。只呈現事實是不夠的,必須以公眾能理解的方式呈現事實,並且盡量影響他們的情緒。

“我們必須比前人更警覺”


谷雨故事:具體而言,後真相會有哪些危害?

馬修·德安科納:如果數字技術是硬件,後真相就是一個強大的軟件。隨著世界的碎片化和復雜化,陰謀論、偽科學、否認大屠殺的信息,在網上普遍蔓延。

後真相如何影響社會民主?它影響我們對政治家的判斷,影響我們選出一個負責任的政客。人們需要質疑政客的言論,而不是感情用事。在西方,人們常犯的錯誤是認為“民主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實際上並非如此。現在,寫信向議員抱怨道路上的坑窪,抱怨街角坍塌的學校,質疑為何關掉醫院的某個部門的人越來越少。這些都是後真相時代的特點。


谷雨故事:你在書中提到了“谷歌大學”,人們依靠網絡信息做判斷,但網絡信息會產生很多誤導。如何避免人們繼續接受錯誤信息?

馬修·德安科納: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人們對谷歌等機構搜索信息的方式知之甚少。如果往谷歌裏輸入幾個單詞,很難解釋屏幕上呈現出的搜索結果是按照什麽邏輯排列的。我相信背後有非常復雜的算法,但大多數人對此並不太了解。

舉例來說,如果輸入“大屠殺是真實發生過的嗎”,你會獲得大量結果,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否認大屠殺。這太可怕了!因為大屠殺的幸存者和目擊者越來越少,大屠殺的實物證據在消失,比如含毒劑齊克隆B的頭發就在腐爛。不久之後,下一代人很有可能懷疑大屠殺是否發生過。

在谷歌等數字技術誕生前,這樣的事情很少發生。我上學時,大家都看歷史書,看電視裏大屠殺幸存者的采訪,雖然也有人否認大屠殺,但沒人把他的話當真。而現在網上到處是否認大屠殺的信息。

我們必須教孩子以全新的方式對待數字技術。我也覺得谷歌需要更透明。


谷雨故事: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如何辨別真實有效的信息?

馬修·德安科納:必須要有選擇,但不能僅僅選擇你喜歡的東西。必須學會質疑和挑戰,從多個信息源了解某一個事件。遇到不同觀點時,要善於思考為什麽它們會產生。

我們每個人都要成為網絡編輯,或者要有網絡編輯的眼光,隨時思考“這是真的嗎?”“為什麽會這樣?”“有哪些話被扭曲了?”我們必須比前人更警覺。

(本文轉載自騰訊文化,部分內容節選自南方周末《post-truth(後真相):牛津詞典2016年度詞匯》一文,文章有增改。)(騰訊網 201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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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朋友:“你们一定要上网做行销吗?”

他回答我:“网路行销对我们社团来说,是一个补助,不是替代;我们真正的优势是传统的人际关系。”

由于他所在的地方不是那麽城市化,在年纪大的会员之间,人际关系非常融洽。

有关开发网路攻略的想法,最早也是一位姓彭的老会员提出来的。

他原来并不懂得怎样上网,後来因为动了心脏绕道手术,不适宜太多太劳累的肢体活动。

另一方面又很想继续为组织尽心,于是开始学习电脑与上网,协助年轻一代在网上“传福音”。

老会员彼此接触久了,形成多向关系,比较容易巩固组织关系。

若只是因为某个人拉了某些人进入组织,很容易也因为这个人对组织的疏远,造成大家也不再出现于组织内。

我以为我会垮掉,可是我没有。

面对“老”这现象,我要保持这样的态度。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手提电脑大概是老了,常常无法上网;我周遭的一些人,脑子也常常无法接上新想法。

老电脑和老人脑,排除掉很大部分的可能性,只给你它(他)们硬盘(头壳)里还能显现的那些东西。接不上无限的新泉源,怎麽样都是那麽的有限。

像是偌大的城堡里,他们所拥有的世界就是那盒里的一根火柴,而且是潮湿的。

老彭为何这麽拥护这社团呢?

他说,在1991那年,原来属于两个不同阵营的种族,为了他们各自的党派议程开始“抱在一起”。

在一个庆祝晚会上,某个表演节目呈献了令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一幕:

两个部落达致他们的“历史性合作”,叫一位清朝服饰打扮、脑後拖着一条长辫子的所谓“华族”弓腰低头,把他的背部变成一张桌子似的,让他们好在上头签下一纸盟约。

那充满民族污辱的一幕,不仅叫他感到愤怒,更叫他感到害怕:自己的民族若不站在一起,就只有任人宰杀。

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只是当年的主角,分别姓“百”与姓“马”;今天“马”姓头头过世了,换着姓“慕”的和姓“百”在勾结。民间不能不忧心。

这个不能在广廷大众说出的感受,不是所有外地人都有兴趣知道的;大部分组织也只关心本身的事。

对于受到南中国海相隔的马来西亚来说,这个现象更明显。

偏偏有的组织都是这些党派的同路人;一切事物在他们眼里都只能分成两种:“支持我们党派的”和“反对我们党派的”。

地理距离并没有拉开他们的“关注”;虽然你关心的是在地乡土广大民众的福祉,他们也只在乎你是否“有益于我们”;若答案是“否”,你就是“我们的敌人”,必须尽一切可能挫败你、打击你,让你知道谁才是“大佬”。

很多事情虽不便明说,透过热情冲动的年轻人在网上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一样能满足他们自私的目的。

越看越覺得邊鄉岸說的“社團”,好像是政治團體。

當然,今天事事講政治、人人講政治,很多社團或多或少都沾染了政治氣氛。

很多時候,看事情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層政治的過濾鏡:喜歡某某政治人物,他的言行舉止怎麼樣看、怎樣聽,都是“真命天子”、“耶穌再世”;討厭某某政治人物,他說什麼、干什么,都是一個政棍、一個混混。

例如,前者要是涉及男女緋聞,可以標簽成“私人問題”;後者呢,則是“私德問題”。

一字之差,那人的“形象”就不一樣了--一句“天下那有圣人?”前者就平安無事了;後者則得面對十惡難赦的檢舉:“修身都有問題,怎來齊家、治國、平天下?”

寫新聞、看新聞,也不過是自己“看到的事象”吧了。

抱抱,看新聞:政黨與社團都是人組成的;有問題,都是當中的人搞出來的。我得說,事情往往就是讓那麼幾個人搞亂的。看看這些人的格局、視野與胸襟,也就決定了這個團體的將來。談媒體也是一樣的。大部份人一個不清醒,就陪葬進去了,什麼初衷都忘清光了。

今早讀報紙,知道隨在新加坡之後, 大馬早在1967年就設立了反貪污局,是全世界第二個設立反貪局的國家.

香港廉政公署在1974年成立前還特地來大馬取經。

怎麼45年過去了,香港已從一個亞洲最貪瀆之地, 變成亞洲乃至世界其中最廉洁之都?

香港廉洁和有效率的官僚體系和公民社會,不僅贏得了國際美名,也為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石。

諷刺的是,曾為“反貪師父"的大馬,卻在國際透明組織的評分中節節敗退,排名竟從2004年的39位,至去年跌至60位。

而在過去3年裡,只有23%的民眾認為,大馬的貪污情況已經有所改善;認為已變得更糟的人則高達37%。

這麼糟糕的記錄,難道純粹是刻板的印象而已?不是的。

一年1千500億令吉的“黑錢"、40年共8千930億令吉的“外逃資金",是不是“冰山一角"而已!

這里說到“網絡蝗蟲”,比一般媒體所說的“網絡暴民”更傳神; 一旦讓他們盯上,真的是群涌而上,將你嚼吞乾凈才罷休。

曾讀過中國大陸的一篇文字,對“網絡暴民”的形容放在馬來西亞也是很貼切的:

具備“廣博” 的知識,卻缺少智慧;有著“極高”的道德水準,卻缺失寬容之心;

擁有“洞察”一切真相的能力,卻認不清自己本身;

具有“大師”級別的文筆,日書萬言的能力,卻不停演繹著語言的暴力;

有著極大的團結心,目的卻是要致陌生人於死地;

時時刻刻高舉著法律的大棒,給別人定罪卻不需要證據;

將自己幻化為英雄和勇士,口口聲聲訴說著正義的故事,卻仇視一切;

不是並肩作戰的朋友,就是苦大仇深的敵人。

台灣著名時事評論人南方朔今日在星洲日報的專欄,題目為"領袖絕不可無情無義"。

現摘出其要讓我們從事社團工作者自我省思;同時慎防自己身邊是否也出現這一類的動物,免得着殃成為其犧牲品:

領導者有個大忌,決不能自己好處全拿,壞處則全都撇得乾淨,推給別人,這種領導者有個英文字,叫做“無情無義"(Callous)。

一個“無情無義"的領導者,註定了不會有朋友,也不會有好的部屬,只剩“獨大"一人!

哈佛大學公共領導中心的研究主任芭芭拉.凱勒曼教授(Barbara Kellerman)在《壞領導》中指出,在各種壞領導中有一種是“無情無義"。

這種無情無義的領導人,吃定了別人,因此他凡事只管自己的利益,眼中完全沒有別人,也不管自己做任何事是否會傷害到別人。

凱勒曼教授也舉了好多個這種無情無義的領袖。這種人很快就被別人看破手腳,再也沒有人願意和他做朋友,也不會有人願意做他的部屬,最後很快就眾叛親離,走上末路。無情無義比無能更糟糕,因為它已接近邪惡等級。

一個領導者,能力差一點,或用人不當,其實都沒甚麼關係,因為這些都不是罪,只要人品誠實,知過能改,各種缺點一定可以改進。

但最怕的是,領導者人品不佳,因為自己掌握了權力,就吃定了別人而為所欲為,把別人都當成了他的工具,可以隨便處理。

這種“無情無義",用中國古代的話來說,就是“刻薄寡恩"。當一個領導者只有自己,而沒有別人,別人的生殺存亡全由他所決定。

這個領導者當然不會有人與人之間應有的責任義理。他對人當然只會今天刻薄這個,明天刻薄那個,活在沒有人間恩義的世界裡,他的世界只有絕對的道德虛無!

凱勒曼教授指出,無情無義的領導者只有自己,他的眼中沒有別人,也從不理會別人感覺,他的組織必然如一盤散沙,最後做不出一件對的事情來。

面子書火紅,網民趨之若騖,政黨也善用做宣傳。

政黨間從早期的自我宣揚,到中期的挖對方瘡疤,直至現在的子虛烏有的攻擊,其目的只有一個:擊垮對手。

我並不反對政黨借用面子書作為宣傳工具,也不否認網絡是政黨相互監督的有力工具,但希望政黨能為自己的網絡言論負責。

如果說,一個政黨為了擊敗本身對手,而使用虛假信息忽悠民眾。

我個人認為,這是可恥和不可取的,恰恰目前面子書上的論戰,就有傾向於此的趨勢。

網絡兵團利用互聯網高效的傳播能力以及群眾跟風心理,散佈虛假消息,進而達到“煽動"目的,影響網民的思維。

有時候,作為一位網民,我上網看到兩黨相互攻擊,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也有的是子虛烏有。

然而,透過面子書的留言功能,我們可以發現個別政黨的支持者已經陷入是非虛實不分的境地。

某天某政黨上傳一張照片,照片中是一列橙色的高速火車,而照片的題為“中國京滬高鐵"。

我發現照片有一點異樣,因為我畢竟在中國生活了好幾年,對於中國的事物也較為熟悉,立即提出質疑:

“京滬高鐵是全白色的和諧號動車組,而橙色的是台灣的南北高鐵"。

我單純的糾正動作,即刻引起某黨支持者強烈圍攻。

半小時之後,該政黨網頁負責人發現問題所在,即刻發表道歉聲明“誤用圖片,敬請原諒"。

雖然說負責人已經承認自己一時疏忽,並且感謝網友糾正,但是其支持者卻一口咬定“那明明就是中國京滬高鐵!不要亂亂講!"

而討伐我的戰爭亦越演越烈。

我查看了某些支持者個人資料,令我訝異的是,其中不乏中學生和大學生。

一個原本便能夠輕易辨識虛實的事情,卻被如此複雜化。

只要輕輕地谷歌一下,便能獲得的答案,卻沒有人願意相信。

以前的民眾是畏懼趙高的權位而認鹿為馬,如今政黨支持者卻為了保護自己所擁護的政黨而認鹿為馬,實在悲哀!(转载自2012年07月27日星洲日報/言路‧作者:章景皓)

现在的信息是一点一点发生,一点一点来到我们身上的: 微讯,微博,微电影,一张照片,漫画,一个链接,在我们办着什么事的时候,一点空档间,让我们看见; 我们以一个赞或一两句短语,短评,表达了我们的同意或不同意。这些拉七拉八的信息,可能组我们新的学习与行为。

有一个有关信息转变的有趣现象:在1990年代,有人用食指指向天空,那是指火箭;2012年,这样的举动指的是“一个马来西亚”。

同一个动作,有了不同的意义;而且是相反的认同对象。

关于沙巴一些人所喊 Ini Kalilah , 或是中译的“正是此时”,最早原在2004年左右由P组织率先喊出,可是并没有太大影响。

8年后的今天,由于社会气候的转变,一般民众居然自然而然把它挂在口上。

连私人性质、非社团人士的婚宴,都有人在敬酒时自然的喊出来,并惹得哄堂大笑。

有些事物需要时间去成熟。

像自主权(印尼各省因自主而经济起飞);马来西亚成立49年而非55年之类的事实,也需要时间与社会气候去成形、成熟。

自己的乡土不是别人的定存,而是本身的资本;另有企图的对手社团在豪赌:买大买小,左右逢源,用的却是别人的赌本,这是一个需要推广的理念。

“分行经理”对比“合股伙伴”;为何本地人不在总公司,地位何在?这些都是可以引起共鸣的社团话题。

这样的理念也需要加速成熟起来;有时候看起来未成熟,对手社团却感受到了压力,而一再的与你的话题起舞、许诺。

当然,别有居心的集团吹水,透过第三者耗钱买单,制造某社团无敌热络的假象,其实是借刀杀人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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