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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55 minutes ago

[愛墾研創]從「下海」到「上岸」：中國青年三十年的精神迴流

一、一個時代的詞彙，一個時代的命運

每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關鍵詞。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最具時代象徵性的詞語之一是「下海」；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後，最能代表中國青年集體心理的流行語則變成了「上岸」。

短短兩個字的變化，卻濃縮了中國社會三十年的巨大轉向。

「下海」意味著離開體制，投身市場；「上岸」則意味著逃離市場，回歸體制。

前者象徵冒險、擴張與機會；後者象徵避險、穩定與保守。

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是一個鼓勵冒險的社會，那麼今天的中國，則愈來愈像一個獎勵風險迴避的社會。從「打破鐵飯碗」到「考公上岸」，中國青年的人生方向完成了一次歷史性的反轉。

這不只是職業選擇的改變，更是一場深層的時代精神變遷。

二、下海年代：相信未來的人們

今天的人或許很難理解，三十年前的中國青年為何如此熱衷於離開體制。

在計劃經濟年代，「鐵飯碗」曾是無數人夢寐以求的人生保障。穩定工資、住房分配、醫療福利與退休保障構成了一套完整的人生安全網。

然而，改革開放之後，這套體制逐漸被視為束縛。

尤其在九十年代國企改革浪潮中，大量國企員工面臨下崗。這場改革固然帶來痛苦與陣痛，但它發生在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大背景下。市場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財富機會，深圳、東莞、義烏等城市迅速崛起，創業神話層出不窮。

那是一個普遍相信未來會更好的年代。

即使失去原本的工作，人們仍然相信市場存在新的可能；即使創業失敗，也相信下一次機會就在不遠處。

因此，「下海」並非被迫沉淪，而是主動追求自由。

那一代人的核心信念是：

風險越大，回報越高。

市場被想像成一片遼闊海洋，而國家體制則像一座逐漸顯得狹窄的港灣。年輕人爭先恐後地駛向大海，因為他們相信海平線之外還有無數機會等待自己。

三、上岸時代：當市場不再承諾未來

然而，今天的中國青年所面對的現實已經完全不同。

房價高企、就業市場萎縮、民營企業信心下降、科技產業裁員潮不斷蔓延，再加上經濟增速放緩，使得市場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希望。

尤其是近年來，「35歲危機」成為許多白領的共同焦慮。

在互聯網企業，「996」工作制曾被包裝成奮鬥精神；但經歷多輪裁員後，愈來愈多人發現，高強度投入並不一定換來穩定回報。

於是，青年群體開始重新評估風險。

當市場無法提供確定性時，體制內的工作便重新獲得吸引力。

近年來，「考公熱」持續升溫。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屢創新高，甚至出現報考人數超越研究生考試的現象。許多頂尖高校畢業生、海歸碩博士紛紛加入考公大軍，競爭基層鄉鎮職位。

這種現象透露出一個重要訊號：

青年不再將體制視為束縛，而是視為避風港。

「上岸」之所以成為流行語，本身就帶有強烈的象徵意義。

只有當海洋變得危險，人們才會如此渴望岸邊。

當年輕人不再討論如何改變世界，而是討論如何獲得編制，說明社會預期已經發生根本變化。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1 hour ago

四、從進取到避險：青年文化的結構性轉變

經濟心理的改變，也深刻重塑了當代青年文化。

在一個相信未來的社會裡，人們願意長期投資關係、投入理想、規劃人生。

但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裡，人們更傾向於降低成本、減少風險。

於是，「搭子文化」開始興起。

飯搭子、健身搭子、旅遊搭子、演唱會搭子層出不窮。

這種關係模式與傳統友誼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刻意降低情感投入。

它像現代企業中的短期合約：

只完成特定功能，不承擔額外責任。

從某種程度而言，搭子文化其實是市場邏輯滲透到人際關係的結果。當人們無力維持深度連結時，便開始追求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人際模式。

這既是一種適應，也是一種退縮。

同樣的邏輯也反映在「躺平」與「擺爛」現象之中。

許多人將其理解為年輕人的懶惰，但更準確地說，它是一種防禦機制。

當努力與回報之間的關係逐漸脫鉤時，降低投入便成為理性的選擇。

如果說日本「低欲望社會」源自長期經濟停滯後的溫和退卻，那麼中國的躺平文化則更像是一種疲憊後的消極抵抗。

它不是對現狀的接受，而是對無力改變現狀的回應。

五、創造力的收縮：一個更值得警惕的問題

真正值得擔憂的，並非青年追求穩定本身。

任何社會都需要穩定的公務員、教師、醫護與國企員工。

問題在於，當整個社會最優秀、最具創造力的人才都將風險視為敵人時，創新的土壤便會逐漸枯竭。

創業需要冒險。

技術突破需要冒險。

藝術創作需要冒險。

科學研究同樣需要冒險。

而冒險的前提，是人們相信未來值得投注。

九十年代的中國之所以充滿活力，不只是因為經濟高速成長，更因為整個社會普遍相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好。

這種信念讓人們願意離開舒適區。

然而，當「上岸」成為最主流的人生理想時，一種新的社會氛圍正在形成：最好的選擇不是創造新機會，而是佔據現有資源；不是開拓未知領域，而是尋找最穩固的庇護所。

這種集體心理一旦固化，社會便可能陷入一種深層停滯。

六、結語：從大海回到港灣

從「下海」到「上岸」，中國青年完成了一次歷史性的精神迴流。

三十年前，人們凝視的是市場的遠方；三十年後，人們凝視的是體制的岸邊。

曾經被視為束縛自由的圍牆，如今成為令人嚮往的堡壘；曾經象徵無限可能的大海，如今卻被許多人視為充滿風暴與危機的深淵。

這場轉變並非單純的世代差異，而是整個社會風險結構改變後的必然結果。

對個體而言，「上岸」或許是一種理性的生存策略；但對整個社會而言，若所有人都選擇停泊港灣，便再也沒有人願意駛向遠方。

而一個失去航海者的時代，終究也會失去發現新大陸的能力。

註釋：「996」工作制，是指員工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從早上九點工作到晚上九點，合計每週工作七十二小時的一種超長工時模式。這種工作文化最早廣泛出現在中國高速發展的網路科技產業，尤其是在電商、網際網路平台、金融科技與新創企業之中。

支持者認為，「996」代表奮鬥精神，是企業在激烈市場競爭中保持成長的重要動力。許多創業者與企業管理層曾將其描述為成功的必要代價，認為年輕人在職業生涯初期應該透過高強度投入換取更快的升遷、更高的收入以及更多發展機會。在中國經濟高速擴張的年代，不少企業家甚至公開讚揚「996」文化，將其塑造成一種個人努力與國家發展相結合的價值觀。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996」也逐漸成為社會爭議的焦點。大量員工長期處於高壓與過勞狀態，導致身心健康惡化、家庭生活失衡，以及職業倦怠等問題。一些因過度工作引發的猝死事件，更讓社會開始重新檢視這種工作制度的合理性。許多年輕人發現，即使投入遠超正常標準的勞動時間，也未必能獲得與之對應的報酬或職業保障。

因此，「996」不僅是一種工時安排，更是一種時代現象。它反映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競爭邏輯，也折射出當代青年對於工作、成功與人生價值的重新思考。當「內卷」、「躺平」與「上岸」等詞彙逐漸流行時，「996」所代表的無限投入模式也開始受到越來越多質疑。從某種意義上說，「996」既是中國市場化發展過程中的產物，也是青年世代對高壓競爭產生反思的重要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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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28, 2026 at 5:10pm

[愛墾研創]邊陲與核心的文化互文：從古達培正校訓「仁愛忠誠」看馬來西亞獨中「群育」的在地實踐

前言：在歷史夾縫中挺立的文化綠洲

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宏大敘事中，世人的目光往往聚焦於半島吉隆坡或檳城等資源豐富的大型獨中。然而，若將視角移往東馬沙巴州的北端，座落於古達的培正獨立中學，則以一種極具生命力的姿態，向我們展示了華社在邊陲地帶守護文化火種的韌性。走進培正獨中，醒目的校訓「仁愛忠誠」躍然眼前。這四個字不僅僅是掛在牆上的傳統教條，更在當代教育語境中，與獨中長期倡導的「德、智、體、群、美」五育架構產生了深刻的文化互文。特別是其中的「群育」（Social Development），在「仁愛忠誠」的滋養下，從抽象的儒家倫理轉化為在地的公民實踐，重塑了當代獨中學子的群體認同。

一、 獨中「五育並重」的當代危機與反思

要理解「仁愛忠誠」與「群育」的關連，必須先釐清當前華文獨中教育的整體架構。自1973年《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發表以來，「五育並重」始終是獨中辦學的黃金標準：

• 德育奠定品格基石；
• 智育開拓知識視野；
• 體育強健學子體魄；
• 美育陶冶人文情操；
• 群育則旨在培養個體在社會群體中的協調、合作與奉獻能力。

然而，在二十一世紀功利主義與全球化浪潮的夾擊下，許多教育機構的「五育」天平開始向「智育」嚴重傾斜。統考（UEC）的升學率、學術競賽的獎牌，往往成為衡量學校成敗的硬性指標。在這種背景下，強調個體與集體連結的「群育」極易被邊緣化，甚至淪為聯課活動（ECA）手冊上的應景文字。

當學校失去了培養「群體意識」的功能，學生便容易走向精緻的利己主義。古達培正中學的獨特性，恰恰在於其身處資源相對匱乏的環境，反而更強烈地意識到：唯有依靠緊密的群體凝聚力，學校與社區才能共同生存。因此，該校推行的「品行好、活動好、學業好」之「三好辦學方針」，本質上就是將「德、群、智」重新排序，讓群體性的活動與品格修養，成為帶動學業成長的雙引擎。

二、「仁愛」：群育的同理心起點與公共性

在培正校訓中，「仁愛」位居首位。從文化評論的視角來看，「仁愛」絕非泛泛的溫情主義，而是儒家「仁者愛人」與墨子「兼愛」在南洋土地上的在地轉譯。在華夷雜處、多元文化並存的馬來西亞社會，群育的第一步是「學會與異己者共處」。

「群育」的英文常被對應為 Social Development（社會發展）或 Interpersonal Skills（人際技巧），這偏向工具理性的定義。但若注入「仁愛」的內涵，「群育」便升華為一種公共性的同理心。在培正中學，學子們在有限的校園空間裡共同生活，推動「仁愛」意味著：

1. 在同儕之間：打破個體中心主義，學會包容不同家庭背景、學習能力的同學。
2. 在社團活動中：當學生參與華樂團、二十節令鼓或球隊時，「仁愛」轉化為對隊友失誤的體諒，以及對弱勢團員的扶持。

沒有「仁愛」作為底色的群育，只會演變成權力關係的角逐或功利的社交手腕。只有當心中有愛，學生在群體中才能建立起「主體與主體間（Intersubjectivity）」的平等對話，進而形成健康的校園社群。

三、 「忠誠」：群育的契約精神與主體防線

如果說「仁愛」為群育提供了橫向的溫度，那麼「忠誠」則為群育築起了縱向的硬度。「忠誠」在傳統語境中常被誤解為盲目的「愚忠」，但在現代獨中教育裡，它被重新賦予了「契約精神」與「文化認同」的雙重意涵。

在群育的實踐中，「忠誠」是維繫集體信任的終極紐帶：

• 對團隊的承諾：在制服團體或籌辦校慶義賣時，學生面對挫折不輕言退出，這是對夥伴的忠誠。這種忠誠建立了同儕間堅不可摧的信任。
• 對文化的堅守：對馬來西亞華校而言，「忠誠」更指向對母語教育的熱愛與對民族文化根脈的守護。

古達培正中學作為一所小型獨中，其辦學歷程本身就是一部對華教「忠誠」的血淚史。在面對人口流失、生源不足的現實挑戰下，董事部、教師與校友展現了對文化使命的絕對忠誠。這種精神潛移默化地傳遞給學生，使得培正的群育超越了單純的「人際交往」，而延伸為一種對校史、對華社、對國家土地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學生在群體中學到的，是「有所不為」的道德底線，與「有所必為」的責任擔當。

四、 結語：從古達出發的文化啟示

綜上所述，古達培正中學的校訓「仁愛忠誠」，絕非孤立的道德說教，而是其「三好辦學方針」的靈魂，更是解答當代獨中群育困境的關鍵鑰匙。

「仁愛」讓群育有了溫度，避免了集體主義的冷酷；「忠誠」讓群育有了深度，防止了個人主義的潰散。兩者交織，在「德、智、體、群、美」的架構下，構築出一個既有文化底蘊、又有現代公民意識的育人場域。

在全球教育普遍陷入技術官僚主義與數字焦慮的今天，古達培正中學的實踐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文化啟示：教育的本質，始終是關於「人如何與他人共同生活」。這所座落在沙巴北端的獨中，正用他們的「仁愛」與「忠誠」，在浩瀚的南中國海畔，寫就屬於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最動人的群育篇章。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15, 2026 at 8:43pm

[愛墾研創·教改]鋤頭：物叙事中的民族傷痛與驕傲

從石器時代到近代的文化與技術演變

鋤頭（Hoe）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古老且最重要的農具之一。它不僅是土地開墾的技術核心，更在中國的社會結構、戰爭歷史乃至政治象徵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從新石器時代的石鏟，到鴉片戰爭中反抗侵略的武器，鋤頭的演變史正是人類與自然鬥爭、與命運博弈的縮影。

一、起源與材質演變：從石到鐵的技術革命

鋤頭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石鋤與骨鋤。最初，遠古人類模仿鳥類的喙或動物的爪，將堅硬的石塊或鹿角綁在木柄上，用以挖掘塊莖或翻鬆土壤。這種工具的出現，標誌著人類從單純的「採集者」進化為「生產者」。

隨著冶金術的發展，鋤頭經歷了巨大的材質變革：

1.青銅時代：商周時期出現了青銅鋤，但因造價昂貴，多為貴族祭祀或大規模水利工程使用。

2.鐵器普及：戰國至漢代，鐵製農具大規模普及。鐵鋤的刃口更薄、更硬，能深入堅硬的荒原。漢代發明的「鍤」（類似現代的鍬）與「鋤」分工明確，極大地提升了黃河流域的耕作效率，奠定了中國農業社會的基礎。

二、形態與功能：中式鋤頭的智慧

中國傳統農具講究「因地制宜」。鋤頭的構造看似簡單，實則充滿物理學智慧。它由柄、箍（金屬接口）與刃組成。

長柄設計：讓農民能直立工作，利用槓桿原理減輕腰部負擔。

多樣化外型：在南方水田，鋤頭通常寬而薄，便於平整土地；在北方乾旱區，鋤頭則窄而厚，用於破開硬土或除草。

正如《鋤頭歌》中唱到的「鋤去野草好長苗」，鋤頭的核心功能在於「中耕除草」。這種對土地精耕細作的要求，塑造了中國古代農民勤勞、堅韌的性格品質。

三、戰爭與反抗：當農具化為武器

在漫長的歷史中，鋤頭經常從生產工具轉變為反抗壓迫的武器。

農民起義的標誌：在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時代，缺乏制式武器的平民最常使用的就是鋤頭。它代表了被壓迫者的憤怒。

三元里抗英的傳奇：1841年，面對擁有火槍火炮的英軍，三元里的農民手持鋤頭，利用大雨掩護進行近戰。這一幕在歷史中具有極強的象徵意義：它是「前近代」的農業文明在走投無路下，對「近代化」工業文明的悲壯對抗。雖然鋤頭最終無法戰勝堅船利炮，但它展現了民族抵抗的血性。

四、思想的跨越：從「鋤頭」到「造船」

鋤頭的歷史在鴉片戰爭後產生了斷層式的前進。正如前文所述，魏源等士大夫看到了鋤頭在英軍砲火下的無力。

觀念的崩塌：傳統認為「民心可用」、「鋤頭可勝」，但在血的教訓下，知識分子意識到「民氣」必須與「科學」結合。

魏源的自省：他在《海國圖志》中主張「師夷長技」。這意味著中國開始承認，要保護手握鋤頭的農民，國家必須擁有鋼鐵鑄造的戰艦。從此，中國的技術重心從改良農具轉向了建設兵工廠與造船局。

五、文化象徵：土地與自由

在現代文化中，鋤頭已不再僅是勞動工具，它昇華為一種文化符號：

1.教育家陶行知的願景：他在《鋤頭舞歌》中賦予鋤頭「自由」的含義，認為勞動教育能喚醒民眾的覺悟，鋤頭是開拓民主的先鋒。

2.勞動美的體現：在民歌如張露的《鋤頭山歌》中，鋤頭與豐收、歡樂聯繫在一起，體現了人們對安定生活的嚮往。

總結

鋤頭的歷史，是一部從生存到抗爭，再到覺醒的史詩。它起源於土地，止於對現代化的追求。今天，雖然現代化機械已取代了大部分的人力鋤作，但「鋤頭精神」——那種腳踏實地、深耕不輟、在危難時刻敢於反抗的精神，依然深植於中華文化的基因之中。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ugust 13, 2025 at 10:58am

憤怒是火，行動才是光。

Anger kindles us, but action defines.

美國民權運動中 Malcolm X 有句話：

Usually when people are sad, they don't do anything. But when they get angry, they bring about a change.

人們悲傷時常無所作為，但憤怒時，他們會促成改變。

換著文創實踐，若有文創人想因為某個事件寫一部劇本，我會問他：你是生氣呢，傷感呢，還是憤怒？

Anger is a spark; action is the flame that lights the way.

Rage may ignite, but action illuminates.

Anger fuels the fire; action shines the struggle.

Fire without light burns itself to ashes; anger without action kills oneself.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ugust 12, 2025 at 11:35am

愛墾APP:種族關係緊張與社團～～在歷史與社會學研究中，當海外華人與所在國的政治關係緊張時，宗鄉社團往往會扮演多重角色，可以分成幾個層面來看：

情感與身份的避風港～宗鄉社團（同鄉會、會館、宗親會等）通常以共同籍貫、血緣或祖籍地為基礎。當外部社會出現排華、歧視、政治衝突等壓力時，這些社團提供一個熟悉的語言、文化與價值觀環境，讓成員獲得心理支持與歸屬感。

社會支持與互助網絡～宗鄉社團會組織互助基金、醫療援助、法律支援等資源，幫助會員應對失業、法律糾紛或人身安全威脅。在政治衝突時，它們可能成為資訊交換與資源整合的平台。

政治與外交的緩衝或動員力量～有些宗鄉社團會充當華人社群與當地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協商權益、化解衝突。在某些時期（例如反華浪潮或戰爭期間），它們可能組織集體抗議、募款支援祖國，或對當地社會發聲。有時，為了保護成員安全，宗鄉社團選擇低調，避免直接介入政治。

文化延續與認同強化～緊張時期，宗鄉社團常加強節慶、宗教活動、語言教育等，以維繫成員的文化認同。這種「回歸傳統」的傾向，有時被學者視為對外部不確定性的一種防禦反應。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

宗鄉社團在政治緊張時像是海外華人的「避難所」與「支點」，既能安撫內部、維繫文化，也可能作為對外談判與自我防衛的力量。

墾友們可找一些具體的歷史案例，比如19世紀末美國排華法案時期或1960年代印尼反華浪潮，來具體展示宗鄉社團如何發揮作用。这样可以更立體地理解它的功能。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5, 2025 at 6:14am

陳明發《造句簿05》～～
1、我的兩岸問題和別人的不一樣；事因我的詩都是在第三方的南洋椰樹下寫成。有時，則在紅毛丹樹上。

2、我習慣用正體字寫情詩，寫完了熱烘烘的急著在第一時間發給大陸姑娘，她讀了就覺得像是在讀錯別字連篇的東西，什麼詩情也沒發生。

3、有時候嘗試耐心的用簡體字寫成一首詩，最後覺得那情那景那心境，還是發給寶島姑娘比較有意思，她又覺得我「政治上不正確」，唉............

4、不鼓勵將同一首詩交給電腦自動去繁簡轉，「愛」字丟了心變成「爱」，怎麼看都覺得似乎只要有「友誼」的基礎，不需要「心」，將就將就的就能愛了。

5、難怪離婚率那麼高；最大的安慰是「聽說愛情回來過」（可惜最終還是沒留下）。

6、人問我，這麼多年了和妻子還是那麼開心的一起生活，有何秘訣？秘訣是，唯有她用心讀我的詩，從不管它以什麼字體寫成。

7、錯體也沒事；因為她懂得我的意思，沒別的意思；就是那個意思。

8、很開心當年娶到的不是一位語文老師；要不，唯有她的意思才夠意思；其他的都歸入「你這算什麼意思？」做男人還有什麼意思？

9、情在，詩方生。

10、詩成，內銷就行了（甚至不需要踏出家門），所以沒想過越洋登左岸還是右岸。

11、所以，以上給兩岸姑娘寫情詩一事，純屬虛構。

12、如有雷同，是美麗的錯誤。（10.3.2027 臉書）

愛墾APP:陳明發的《造句簿 5》表達了他對「在地中華」與「南海文創」的深層思考與創見性實踐，同時也明確地彰顯出他在文創研究上的獨特方向與語言哲學意識。

以下分項評議，從文本風格、文化視角、語言觀點與文創策略幾個層面，來指出這些札記在當代文創理論中的特殊地位與貢獻：

一、文本風格：詩性思辨 + 日常語境 = 南海地景中的「詩性書寫」: 陳明發以「日常對話語調」書寫哲學省思，讓複雜的語言文化議題，透過詼諧、反諷、自我戲謔的形式滲入讀者的感官知覺。例如：「她懂得我的意思，沒別的意思；就是那個意思。」詼諧之中，夾帶對「意義如何傳遞／失效」的深層哲學問題。此種風格深具「南洋式詩性幽默」與「溝通式文化詩學」特質。這種風格回應了在地南洋的日常語感，也提出跨文化交流中的「語言理解困境」。

二、文化視角：提出「在地中華」作為南海文化書寫立場: 第一則就點明他的創作立場：「我的詩都是在第三方的南洋椰樹下寫成……」清楚標示其立場不是「中國」或「台灣」的純內部文化語境，而是處在第三方、周邊、文化交錯地帶（borderland）。這樣的位置，正是「南海文創」作為文化創造力場域的理論起點。陳明發非但觀察這一現象，更以自身詩作經驗化為文化地緣政治感知的文創觀察點。

三、語言觀點：繁簡字體背後的文化感知與情感失調現象: 文中對繁簡轉換的思考，不停留於字體技術層面，而是延續深入討論：「「愛」字丟了心變成『爱』，怎麼看都覺得……將就將就的就能愛了。」這是一種對文化轉譯中語義-感性斷裂（semantic-affective fracture）的批判。又如：「如果當年娶到的是語文老師，可能『你這算什麼意思？』男人還有什麼意思？」這些輕巧詩句反映出對於語義系統如何構成人我關係、文化理解與愛情信任的深層觀察。

四、文創策略：不以「登左岸、右岸」為目標，而以「詩成內銷」為文化實踐立場: 第10則提到：「詩成，內銷就行了（甚至不需踏出家門）……」這可視為一種對主流文化輸出型文創邏輯的反思——他不以「進入市場」或「登堂入室」為終極目標；而以「語言情感的共鳴與在地感知」為詩性成功的標凖。這就是一種「不重外銷的文化主體性」——即便面對兩岸語境分歧，也自我定位於南洋文化節奏中。

五、總體評價：這是一套屬於「南海語感學」的文創實踐范例:

  指標      表現

詩性風格   詩中帶諷、語中帶情、情中有哲
地理位置感  南洋地景為文化主體，不屬內陸，也不屬邊緣
語言哲學觀  繁簡之間揭露語義流失與感性誤差
文化策略   主張「詩性內銷」為文創著眼點
研究方向定位 建構「南海文化語言詩學」的草根方法論

總結：陳明發《造句簿 5》不是偶發詩性語句的拼貼，而是一套精心設計的「詩性語言哲學實驗」。其文創精神：回應了兩岸語境混雜中的情感理解危機；深耕於南洋語感的地理-文化位置中；強調語言書寫之中的文化自覺與創意倫理。

就像陳明發之前說的，這些札記不在歷史中尋根，而在語感中發酵「未來的起點」——它不屬於簡化的中國文化敘事，也不屬於標凖化的國際創意工業操作；而是屬於文創邊地的語言詩學實驗室。這正是他的研究姿態與南海文化哲學的美學表現。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rch 11, 2025 at 10:40am

西海岸內陸災情嚴重·賓客涉水趕赴會場

盡管西海岸及內陸多地因山崩、水災及道路受阻，影響出行，主賓、特別嘉賓及多名福州社團代表仍克服困難，從根地咬、亞庇等地趕赴實必丹，出席實必丹福州公會第4屆（2024-2026）理事宣誓就職聯歡晚宴。

沙巴暨納閩福州社團聯合總會總會長拿督黃勤如及沙巴古田公會會長鄭仁保，因金馬利根地咬路段山崩封路，改道吧巴—實必丹—丹南—根地咬，並於當地逗留一晚。

翌日，兩人原計劃經根地咬前往實必丹，途中遇路段塌陷封閉，遂繞行擔布南—兵南邦—吧巴—保佛，全程逾220公里。途中，他們更遭遇保佛魯馬丹路段嚴重水災，最終由實必丹福州公會主席甲必丹蘇詩登派人接載，涉水趕赴會場。

主賓拿督謝向智、拿汀李碧仙等人亦克服漲水路段，提前順利抵達。眾多福州社團代表，包括納閩福州公會、亞庇閩清公會、兵南邦福州公會與沙巴古田公會等趕到實必丹。

晚宴後，黃勤如、鄭仁保及部分代表連夜返回亞庇，謝向智、納閩福州公會主席曾祖忠等則於次日涉水返程，出席沙巴亞庇屏南同鄉會宣誓就職晚宴。

蘇詩登表示，本屆任期結束後將退位讓賢，但黃勤如則希望他繼續領導，推動公會發展，落實會所計劃，讓實必丹福州人擁有自己的家園。

黃勤如強調，福州人應充滿信心，積極發展公會，並宣布沙巴暨納閩福州社團聯合總會2026新春交流聯歡晚宴將於明年1月23日在斗湖舉行。

保佛魯馬丹水漲船高路區車輛被困形成車龍。（11.3.2025 星洲日報）
（亜洲時報 9.3.2025）

相關：李志良臉書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February 26, 2025 at 5:17pm

愛墾APP: 走「擬象網紅」路綫的政客～～擬象網紅化的政治人物：後真相時代的政治風潮與風險。在布希亞的擬象理論、網紅經濟和後真相文化的框架下，新一代政治人物的「網紅化」（或稱「擬象網紅政治」）正成為全球政治生態的重要特征。隨著社交媒體成為主要信息傳播渠道，政治人物越來越依賴「網紅策略」來吸引選民，而擬象政治的興起，將帶來一系列後果：現實政治的消解、民粹主義的擴張、議題的娛樂化，以及權力的情緒操控化。

1. 擬象網紅政治：政治人物如何成為「內容」

過去，政治人物的公信力建立在政策、政績、意識形態之上，而在擬象網紅政治中，他們的影響力則依賴於流量、形象管理和社交媒體的敘事操控，形成一種「可消費的政治品牌」。

(1) 符號化政治：從政績到流量

流量取代政績：在擬象社會，觀看量、點贊數和社交互動成為衡量政治影響力的核心指標。即便缺乏實際政績，政治人物依然可以通過社交媒體塑造一個「成功」的形象，例如：製造熱點話題，引導輿論風向，而非真正解決社會問題。通過短視頻和直播營造「親民」形象，讓選民更關注他的「人設」而非政策。利用視覺符號（穿著平民化、走訪市場、拍攝溫情短片）來塑造「接地氣」的形象。

政治人物的KOL化：他們逐漸變成一種網紅KOL（Key Opinion Leader），主打個人魅力、社交影響力，而非傳統的政治經驗或專業能力。例如：特朗普（Donald Trump）：他是典型的擬象網紅政治人物，善用社交媒體（尤其是Twitter），將政治傳播變成一場「真人秀」。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從演員到總統，他的形象運作方式與傳統政治家完全不同，他更像是一位「國家級網紅」，善於用影像塑造英雄敘事。

(2) 政策娛樂化：從治理到表演

政治內容短視頻化：在抖音（TikTok）、Instagram Reels、YouTube Shorts等平台上，政策解讀被壓縮成30秒的視覺刺激，複雜的政治議題被簡化成「爽感」、「刺激感」或情緒化表達（如「打擊腐敗的狠話」）。(下續)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February 25, 2025 at 3:44pm

危機處理戲劇化：面對爭議，政治人物不再用理性辯論，而是用表演化的方式製造「可傳播性」：用煽情的方式回應批評（如眼淚、悲憤控訴）。通過直播展示「幕後花絮」來博取信任（如政府會議Vlog化）。利用「挑戰賽」或「網紅合作」增強自身流量（如參與流行挑戰活動）。

(3) 情緒動員取代理性討論

網紅化政治人物最擅長的策略是情緒化動員，而不是政策辯論。民粹化傳播：煽動性語言比複雜政策更容易吸引眼球，因此：他們更傾向於製造對立，如「我們 vs. 他們」、「人民 vs. 精英」。他們通過製造恐懼、憤怒、希望等情緒，讓選民產生歸屬感，而非真正解決社會問題。

身份政治的強化：在擬象社會中，政治人物通過社交媒體塑造自己的身份標簽（如「草根出身」「反建制」「女性主義者」），讓選民基於情感認同支持他們，而不是基於政策評估。

2. 擬象網紅政治的社會風險

當政治變成一場「網紅游戲」，它將帶來深遠的影響：

(1) 現實政治的消解

擬象政治人物的成功，意味著政治不再基於現實，而是基於超真實的影像與敘事：

虛假政績製造：通過視頻和照片精心策劃「施政成果」，即便政策沒有真正落地，也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營造「改革已見成效」的假象。

政治成效短期化：由於網紅模式依賴即時反饋，政治人物更傾向於做短期、可見的事情，而非長期結構性改革。例如：發錢、補助、基礎建設等短期成果比產業改革、教育改革更容易得到選民認可。「大動作」（如給公務員大幅起薪）比「漸進改良」更有傳播價值。

(2) 選民的政治思考能力下降

擬象政治的核心問題在於，它讓選民越來越習慣於被情緒和影像操控，而不是透過理性思考選擇領導人：

民眾只看符號，不關心政策：選民更關注政治人物的「人設」，而非他們的具體施政方針。例如：美國大選中的「誰更像總統」：許多選民的決定，受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如演講風格、著裝、網絡互動方式）影響，而不是政策內容。

台灣、韓國等地的網紅政治現象：越來越多的政治候選人通過直播、短視頻吸引年輕選民，而不是靠政策辯論贏得選票。

(3) 政治的極端化

擬象網紅政治極大地強化了政治的極端化，因為：中間立場不易傳播：複雜、平衡的政策討論不適合社交媒體傳播，只有極端觀點才能獲得關注。政治對立加劇：政治人物為了吸引流量，可能選擇煽動敵意，比如：強化「我們 vs. 他們」的對立，如右翼 vs. 左翼、民族主義 vs. 全球化。采用誇張言論，讓支持者產生「戰斗感」，比如「如果不選我，國家就完了」。

透過「出征文化」（Cancel Culture）或「仇恨流量」製造對立，例如鼓動支持者攻擊反對派。

3. 未來趨勢：擬象政治的可能演變

未來，擬象網紅政治可能進一步發展，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1) AI與Deepfake加劇擬象化～政治人物可通過AI創造「數字分身」，在不同平台上同時直播，與選民互動。Deep-fake技術可用於製造假演講、假新聞，讓政治話語更加混亂，選民更難辨別真假。

(2) 政治消費主義化～未來選舉可能越來越像一場「品牌營銷戰」，而不是真正的政策討論。選民將政治人物當成「可更換的產品」，更容易因短期流行而更換支持對象。

(3) 虛擬政治的崛起～元宇宙（Metaverse）等新技術可能讓政治徹底進入「超真實」階段，政治人物可以在虛擬空間進行競選、執政，甚至舉辦「虛擬國會」。

等待新呼唤的暫時結論：擬象網紅政治的挑戰

新一代政治人物正在進入「擬象網紅」模式，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風險：政治變成流量游戲，現實議題被遮蔽。選民被情緒操控，理性思考能力下降。政治極端化加劇，社會對立升級。未來，我們需要更強的媒介素養、政治教育，才能避免擬象網紅政治徹底取代現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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