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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監獄、修道院、迴廊、洞穴——政治法治中例外狀態的空間化運作

引言：法治未曾崩潰，而是轉化

當代政治爭議中，所引發的不安往往並非來自於「非法」本身，而是源於一種更難以指認的現象：法治仍在運作，卻不再產生可預期性與一致性。當特赦可以在某些語境中被視為終局憲制行為，而在另一些語境中被重新問題化；當司法程序高度完整，卻始終無法帶來政治與法律上的終結，這種不安已無法僅以「個案差異」解釋。

這正是政治現代性中一個核心命題：權力並非透過廢除法治來運作，而是透過對法治的重新配置來完成自身。

1978 年電影《午夜快車》中，那段近乎靜止的低語——「監獄、修道院、迴廊、洞穴」——提供了一個極為精準的分析框架。這四個空間，不是文學修辭，而是政治權力在法治內部運作暴力的四個結構性形態。

 

一、監獄：主權決斷的可見形式（Schmitt）

在卡爾・施密特看來，主權者乃是決定例外狀態者。監獄，正是這一決斷最具體、最可見的物理呈現。重要的並非刑罰是否「依法」，而是誰被選中進入法的懸置地帶。

在政治化司法中，監獄不再是法律推論的終點，而是政治決斷的起點。法律程序的功能，轉而成為一種回溯性的正當化機制——它為已被做出的決定提供語言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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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土耳其法庭的示範性判刑，正體現了施密特式的邏輯：例外不是法治的崩潰，而是其最赤裸的實現。當代社會的差別僅在於，這種例外已被高度程序化與專業化。

 

二、修道院：司法神聖化與治理性（Foucault）

若說監獄展現的是主權暴力的外顯形式，那麼修道院則標誌著權力進入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階段。福柯指出，現代權力不再主要依賴公開懲罰，而是透過專業知識、規訓話語與制度內部合理性來運作。

在修道院式法治中：

• 司法成為一套內部封閉的專業語言系統
• 法官被建構為價值中立的詮釋者
• 法律判斷被移出公共政治討論

此時，質疑不再被視為公民權利，而被重新定義為對制度神聖性的威脅。司法因此不需要一致性，只需要正統性。

法治不再要求被理解，而要求被信服。

 

三、迴廊：永久程序與例外的常態化（Agamben）

阿甘本所謂的「例外狀態的常態化」，在當代政治司法中最清楚的空間隱喻，正是迴廊。

迴廊不是監禁，而是無限移動；不是否定裁決，而是延遲裁決。案件被不斷重新啟動、資格被持續挑戰、程序被反覆合法延展。表面上，一切仍在法之中；實質上，法已失去終結能力。

在這種狀態下：

• 人不必被宣告有罪
• 只需被永久置於「可能有罪」的位置

這正是阿甘本所描述的「赤裸生命」的新形式：不是被排除於法外，而是被困於法的無限運作之中。

 

四、洞穴：真理的治理與觀看的政治

若說前述三者是制度內部的運作邏輯，那麼洞穴則涉及其社會可見性。呼應柏拉圖的洞穴寓言，現代政治法治並非遮蔽真理，而是管理真理的可見範圍。

透過媒體摘要、技術性報導與程序細節的強調，公眾被引導去觀看「依法運作」的影像，而非權力如何透過法運作。於是產生一種典型的現代政治感受：

直覺感到不公，卻無法在技術層面反駁；感知到暴力，卻只能被告知那是程序。

洞穴不是無知，而是被治理的觀看。

 

五、拒絕隱喻：命名作為最後的抵抗

在《午夜快車》中，Erich 試圖將監獄精神化、象徵化，使其成為可承受的存在狀態；Billy 卻拒絕這一轉化，只說：「監獄。」

在政治哲學意義上，這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姿態。因為一旦接受那些高級隱喻——把監禁視為秩序、把延宕視為程序、把例外視為專業判斷——政治暴力便完成了其最成功的轉化：它不再需要被指認。

 

結論

「監獄、修道院、迴廊、洞穴」不是四種場所，而是現代政治中法治異化的四個結構性階段。它們共同說明了一個事實：

法治最危險的時刻，並非被否定之時，而是被完美執行之時。

當法治不再提供終局性與一致性，而成為管理不確定性的工具，它便不再是限制權力的制度，而成為權力治理社會的技術。

在這樣的語境中，最困難、也最必要的政治行動，或許正是拒絕過度詮釋，堅持對現實做出不舒適卻準確的命名——這不是修道院，不是迴廊，不是真理的洞穴；這是一座監獄。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December 21, 2025 at 8:27pm

[愛墾研創]從「肢體動作」到「文化符號」——以非語言溝通理論解析芬蘭小姐「拉眼角」事件

芬蘭2025年度「芬蘭小姐」因做出「拉眼角」動作而被褫奪冠軍頭銜的事件，看似是一場關於個人行為是否失當的爭議，實則是一個高度典型的文化衝突案例。

若僅以道德直覺或政治立場來理解，容易陷入「是否過度政治正確」的對立；但若從文化學術，尤其是非語言溝通（kinesics）的角度切入，這起事件揭示的，乃是身體如何在特定歷史與權力結構中被轉化為一種具歧視性的文化符號。

非語言溝通理論的重要奠基者 Ray L. Birdwhistell 指出，肢體動作並非自然、普遍或本能的，而是如語言一般，受到文化學習、社會規範與情境制約。他提出一個關鍵觀點：身體動作本身不「說話」，是文化在透過身體說話。換言之，一個手勢是否具有冒犯性，不取決於施動者的主觀意圖，而取決於該動作在特定文化系統中「被如何閱讀」。

「拉眼角」動作正是這樣一種高度文化化的非語言符號。它並非單純模仿外貌特徵，而是在西方語境中，長期與對東亞人的嘲諷、去人化與刻板印象相連結。從19世紀的殖民想像、20世紀的黃禍論，到近代流行文化中的漫畫形象與校園霸凌，「細長眼睛」被簡化為一種可供模仿與嘲笑的標誌。當一個人用手拉扯眼角時，實際上是在動用這整套歷史記憶，而非創造一個中性的姿態。

這正是非語言溝通理論對本事件最關鍵的啟示：肢體行為的意義是累積的，而非即時生成的。芬蘭小姐即便聲稱「沒有歧視意圖」，在文化上也無法抹除該動作所承載的符號重量。這並非「主觀惡意」的問題，而是「客觀可讀性」的問題。文化的閱讀權，並不完全掌握在行為者手中。

此外，此事件亦揭示了北歐社會在種族議題上的一個盲點。芬蘭與其他北歐國家長期以平權、包容自居，但這種自我形象，往往建立在對自身文化「無害性」的假設上。當歧視以粗暴語言出現時，容易被辨識；但當它以玩笑、姿態、表情等非語言形式出現時，則常被視為「太敏感」。然而，正如 Birdwhistell 所言，日常互動中的細微動作，恰恰是文化權力最穩定、也最難被察覺的運作場域。

值得注意的是，選美皇后並非一般私人個體。她的身體本身即被制度化為一種「國家象徵」。在這個意義上，她的每一個姿態都不只是個人表現，而是被解讀為公共價值的延伸。主辦單位的處置，從文化角度看，並非單純懲罰，而是一種象徵性的「重新劃界」：哪些非語言行為，已不再被視為可以代表國家。

這起事件在芬蘭社會引發的激烈辯論，實際上反映的是文化轉型期的張力。一方面，人們仍習慣以「我不是那個意思」來理解行為；另一方面，當代文化理論與少數族群經驗則不斷提醒：意義並不完全由說話者決定，而是在權力不對等中被協商、被承受。非語言歧視之所以難以處理，正因它處在「說不出口卻感受得到」的灰色地帶。

因此，芬蘭小姐「拉眼角」事件的文化意義，不在於是否「太嚴厲」，而在於它迫使主流社會正視一個長期被忽略的事實：身體從來不是中立的，動作也從來不是無辜的。在一個多元族群共存的世界裡，學會閱讀他者如何閱讀我們的身體，或許正是文化成熟的起點。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December 19, 2025 at 10:59pm

[愛墾研發]從英雄之旅到共生神話：
佐瑟・坎貝爾語境下的《星球大戰》與《阿凡達》

當代電影工業最成功的神話建構者，無疑是《星球大戰》與《阿凡達》兩大系列。兩者皆被視為「現代神話」的典範，但若將它們置於佐瑟・坎貝爾的神話理論語境中觀察，便會發現一個關鍵轉向：《星球大戰》幾乎是坎貝爾英雄之旅的完美實踐，而《阿凡達》則是對這一系統的延展、變形，甚至鬆動。

坎貝爾在《千面英雄》中提出「英雄之旅」的基本結構：召喚、跨越門檻、試煉、死亡與重生、帶著恩賜歸返。喬治・盧卡斯曾多次坦言，《星球大戰》正是有意識地依循這一模型創作。路克・天行者的成長幾乎可被逐章對應：從塔圖因的平凡青年，到接受原力召喚、失去導師、直面父親與黑暗，最終完成自我與宇宙秩序的和解。《星戰》的成功，正源於它在高度科技化的外殼中，保存了一個古老而穩定的神話骨架。

在這個意義上，《星球大戰》可被視為「現代性最後的英雄神話」。它依然相信個體的選擇、道德的二元對立，以及透過犧牲與救贖恢復宇宙平衡的可能性。原力作為神話核心，雖被去宗教化，卻仍維持光明與黑暗的對稱結構，與坎貝爾所描述的宇宙秩序觀高度一致。

然而，《阿凡達》系列雖同樣借用了英雄之旅的表層結構，卻在神話深層邏輯上產生了明顯偏移。傑克・蘇里的故事起點看似熟悉：被召喚、進入異世界、接受試煉、轉化身份。但他最終並未「帶著恩賜回到原世界」，而是選擇永久留在潘朵拉，切斷原有身分。這一決定本身，已對坎貝爾的「歸返」階段構成了根本性質疑。

在坎貝爾的系統中，英雄的任務是恢復秩序；但在《阿凡達》中，秩序本身正是殖民與掠奪的結構。英雄不再是修補世界的人，而是必須「站錯邊」的人。這使《阿凡達》的神話不再以個人完成為終點，而轉向族群、生態與關係網絡的重組。

這種差異在兩個系列的「神聖力量」設定中尤為明顯。《星球大戰》的原力雖遍佈萬物，但最終仍集中於少數被選中的主體——絕地與西斯。血統、天賦與訓練，仍是神話權力的核心媒介。相較之下，《阿凡達》的伊娃不是賦權於某個英雄，而是作為一個記憶、感知與生命循環的整體網絡存在。它不「選擇」英雄，而要求角色學會連結、傾聽與承擔。

若說《星球大戰》仍屬於坎貝爾所描述的「太陽英雄神話」——以個體征服黑暗為主題，那麼《阿凡達》則更接近坎貝爾晚期所呼籲的「新神話」：一種不再以人類為宇宙中心，而以地球（或潘朵拉）作為共同生命場域的神話形式。

這種轉向，亦反映在兩者的情感結構之中。《星球大戰》的情感核心是希望與救贖，是父子關係的修復與道德選擇的完成；《阿凡達》則以悲傷、失去與哀悼為敘事動力。死亡不再只是通往英雄升華的儀式關卡，而是不可逆的創傷現實。英雄並非因戰勝死亡而成為英雄，而是因學會與死亡共存。

在政治層面，《星球大戰》延續坎貝爾神話中對「帝國」的象徵性處理，將壓迫轉化為抽象體制與邪惡化身；《阿凡達》則去除神話距離，直接將企業殖民、資源開採與軍事暴力置於敘事中心。這意味著，《阿凡達》不再僅是寓言，而是一種介入現實的神話形式。

因此，若說《星球大戰》證明了坎貝爾神話模型在現代仍然有效，《阿凡達》則揭示了它的歷史極限。當人類面對的不再只是內心的黑暗，而是自身對世界造成的不可逆破壞時，英雄之旅必須被改寫。神話不再講述「我是誰」，而是「我們如何共存」。

從這個角度看，《阿凡達》並非背離坎貝爾，而是回應他未竟的提問：在全球化、科技化與生態危機的時代，人類還能創造什麼樣的神話？答案或許正隱含於潘朵拉的低語之中——神話不再屬於英雄，而屬於關係。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November 20, 2025 at 5:20pm

愛墾微敘事·Itchy

友人甲不爽日本首相Taka-ichi，說她應該改名Taka-Itchy。Itchy，英文癢的意思啦。就是說她嘴巴癢，欠揍。友人乙沒頭没腦隨口就說：「那我們的首相，也應該改名bunga Itchy。」害得大家趕緊環顧四周，滿臉忠誠與無辜的樣子好像說：「我什麼也沒聽見，不關我們的事！」。趕緊給咖啡錢走人。

日相全名Sanae Takaichi（高市早苗）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November 5, 2025 at 9:22am

愛墾APP: 許煜·行星思維與單邊殖民主義

在 許煜 所撰的《一種行星思維（For a Planetary Thinking）》一文中，「單邊殖民主義」（或可譯為「單邊殖民進程」）這一語彙雖然未作詳盡定義，但從全文脈絡與他在其他訪談／論述中的說法，我們可以歸納其大意並說明其意涵。以下我分三部分說明：其語境、其含義，以及其批判與啟示。

一、語境：全球化、主–奴辯證與技術差異

許煜將「單邊殖民主義」置於他所稱的「行星化」（planetarization）或「全球化」（globalization）討論中。他指出：

「我曾在其他地方討論，被譽為單邊殖民進程的全球化，現在正面臨著主-奴 (lord-bondsman) 的辯證關係。」 

在這裡，「單邊殖民主義」（或「單邊殖民進程」）的全球化，意即一種由某一方（通常是西方或工業化國家）主導、將其技術、資本、制度、價值觀擴展並輸出的全球化過程。它是一種殖民性的不對稱關係，只不過不是以十九世紀典型的軍事佔領形式出現，而是以市場、技術、制度、文化輸出的形式進行。許煜進一步指出，當某一國家「過度依賴某個國家作為工廠和市場」時，即形成主–奴關係；而當「奴隸」獲得認可、技術提升，挑戰「主人」時，整體的關係可能出現逆轉。 

在另一篇訪談中，他也言及：「我嘗試論證到目前為止，全球化一直都是單邊的全球化，它主要是基於技術上的差異（就好像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現代化）。技術上的差異即是有一方比較先進，他們輸出產品，產品附帶著許多意識形態與社會規範。」 

因此，「單邊殖民主義／殖民進程」在許煜語境中，實質上指的是：在技術、經濟、認識論、制度、文化多維度上，一方（通常為西方）向另一方進行主導式的輸出、動員與整合，而非雙向、平等的互動。

二、含義：什麼是「單邊殖民主義」？

綜合上述語境，「單邊殖民主義」可從以下幾個面向理解：

單向的技術／資本輸出：當一方擁有技術優勢、資本優勢、制度優勢，便將其模式（技術、產業、生活方式、價值觀）推向其他地區，而被推向的地區被動接受，欠缺平等協商或自主選擇。這種輸出帶有殖民色彩——不僅是物質的侵入，更有認識論、制度、文化的優勢化／同質化傾向。許煜將這視為「殖民主義」的延續，只不過方式變成了「市場／技術」形式。

結構性的依賴與不對稱關係：在這樣的全球化過程中，被動方往往成為工廠、資源供應地、低附加值產業區，並被納入全球資本—技術—市場網絡。但這種位置使其長期依賴於輸出方的技術、制度、資本，形成主–奴關係结构。許煜將這種結構性依賴比喻為「奴隸」對「主人」的關係。

認識論與本體論的霸權：技術的輸出同時伴隨認識論（如何理解世界、技術、發展、自然）與本體論（什麼是技術、什麼是自然、什麼是人類）模式的輸出。許煜指出，現代性技術哲學往往假定「技術是普世的」、「現代化是一條唯一通路」，這背後蘊含西方的世界觀輸出。這種假定也構成了一種殖民性：把自身認為合理的技術／文明模式普遍化、標準化，忽視或壓抑地區性的技術哲學、多元宇宙論（cosmotechnics）可能性。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November 4, 2025 at 9:40pm

導致的反動與逆轉可能：因為這樣的單邊模式，本來處於被動地位的地區漸漸技術提升、資本累積、意識覺醒，可能挑戰輸出方的地位，轉而要求「認可」、「自主」。許煜以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模式來形容：奴隸透過勞動與技術求得承認，主人為維持主導地位須重新劃定邊界、弱化依賴。這意味著單邊殖民主義的結構將可能鬆動、變形。 (philosophyandtechnology.network)

總結而言，「單邊殖民主義」在他這裡不是指傳統殖民者通過軍事佔領的模式，而是指：在「全球化／技術化／行星化」的大背景下，某一文明或國家透過技術、資本、市場、制度的輸出，對其他地區進行結構性、單方向的殖民式影響——包括物質/技術的侵入、認識論/文化的優勢、制度/市場整合的依賴。

三、批判意涵與啟示

許煜用這一概念來批判當下的全球化與技術化狀況，並指出其問題與反思方向：

全球化並非真正平等、互動的模式：他指出，所謂全球化實際上是「單邊的全球化」——並非多方平等，而是由某一方主導、輸出、統合。這使得全球化表面開放，實質仍然維持殖民式的不對稱。這也正是他為什麼說「全球思維」不是他所倡導的「行星思維」——因為全球思維仍在二元（全球／局部）、主／從的邊界內運作。 (philosophyandtechnology.network)

技術多樣性與本土能動性的缺乏：他認為，單邊殖民主義所導致的便是技術與知識的同質化、本土技術哲學的壓抑。被動地區可能只能接受技術輸出而無法建構自身的技術哲學或技術多樣性。許煜提出「技術多樣性」（technodiversity）、「心智多樣性」（noodiversity）、「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作為對抗模式。 (philosophyandtechnology.network)

警惕主導者與被主導者之間的逆轉危機：當「奴隸」取得某種技術自主與市場地位後，「主人」會面臨其優勢的削弱。這可能導致全球化的整體結構出現裂隙。他指出，這種情況可以被解讀為全球化階段的終結或轉型：「全球化可能已經走到了盡頭，不是因為反全球化運動強大，而是因為作為歷史階段，它暴露的缺陷多於其所承諾的益處。」 (philosophyandtechnology.network)

倡議新的思維方式—行星思維：為了跳脫單邊殖民主義的漩渦，他提出「行星思維（planetary thinking）」：這不是一種新的全球化，而是一種基於多樣性、本地性與技術-心智-生態之間重新配置的思考方式。他希望能從技術哲學角度提出不同於單邊殖民主義的路徑。 (philosophyandtechnology.network)

總而言之，許煜所說的「單邊殖民主義」是他對當代全球化／技術化過程中一種隱蔽但深刻的殖民式結構的批判性概念：它指出，當全球化只是單方向的技術／制度輸出，而缺少平等互動、自主選擇與多樣性承認時，就容易演變成一種新型殖民主義。理解這一點，有助於我們反思：今天技術如何成為權力與文化輸出的工具？本地性、多樣性如何在全球脈絡中被壓抑？又如何可能建構不同於單邊主導的新共構模式？

補充對話：在許煜的框架裡，「技術哲學」不是單純討論技術工具或創新的哲學，而是要思考技術與文化、宇宙觀、倫理、存在方式之間的關係。他主張每一種文明都有其「宇宙技術學」（cosmotechnics），也就是技術與宇宙秩序、價值體系之間的具體連結。例如，中國古代的技術常與「天人合一」的觀念相連，而西方的技術則多建立在「征服自然」的理性模型上。

然而，現代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在於：西方的技術體系被普遍化、標準化，其他文明的技術哲學被邊緣化、甚至消失。這正是他所說的「單邊殖民主義」在技術層面的體現——技術不再是多樣的世界實踐，而成為單一現代性的一部分。

因此，許煜透過技術哲學，想要重新打開「多元技術世界」的可能性——讓不同文明的技術智慧有機會對話、共存，而非被全球標準化體系吞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