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2016, A year dedicated to MOOCs Service for partners along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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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對白:《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1978)
比利·海斯:
我在你們的監獄裡度過了三年半的人生,
我認為我已經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了。
如果今天你們的決定,是再判我更多年的話,那我——
【他因憤怒而說不下去】
Billy Hayes:
I've spent 3 1/2 years of my life in your prison,
and I think I've paid for my error,
and if it's your decision today to sentence me to more years, then I...
[he becomes overcome with anger]
比利·海斯:
親愛的蘇珊:
可憐的占米被抓到後,遭到狠狠毒打,
結果得了嚴重的疝氣,還失去了一顆睪丸。
他已經在療養院裡躺了好幾個月了。
相比之下,我的問題看起來反而微不足道。
Billy Hayes:
Dear Susan: Poor Jimmy was caught and beaten so badly
he got a severe hernia, and lost a testicle.
He's been in the sanitarium for months.
In comparison, my problems seem very small.
[愛墾研創]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的法制暴力~~在1978年改编自真實事件的美國電影《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1978)中,主角比利(布拉德·戴維斯 Brad Davis飾)在第二次出庭時崩潰後對土耳其司法體制的質疑道:
「現在輪到我說話了。我有什麼好說的?當我說完後,你們會為我的罪行定罪。但讓我問問你們,什麼是犯罪?什麼是懲罰?這似乎因時而異,因地而異。今天合法的,明天突然就變成了非法,只因為社會說它是如此。」(他只差没說:因人而異)
憤怒與對國家的仇視
他指責土耳其政府和人民缺乏憐憫之心,並情緒激動地辱罵:「我希望你們所有人能站在我現在站的地方,去感受我的感受,那樣你們就會知道一件你們根本不懂的事情:仁慈(Mercy)!」
在那次出庭中,比利情緒全面崩潰。他不再為自己辯護,而是轉而指控整個司法體系。他的發言大意是:
他指出,法官與制度口口聲聲談「法律」與「正義」,實際上卻對人的生命與尊嚴毫無關心。
他直言,法庭不是理性的場所,而是一個以權力羞辱與摧毀個體的舞台。他控訴審判者藉由法律語言,合理化殘酷與報復,把個人的痛苦包裝成制度的必要。
最後,他以近乎詛咒的語氣表示:這樣的法律並不高尚,它只是把暴力穿上文明外衣。
這段話之所以震撼,不在於用詞激烈,而在於它當眾撕裂了法律「中立、理性、正當」的神話。
法制作為「合法暴力」的底座
如果用福柯的視角來理解,比利的崩潰不是情緒失控,而是一次對法制暴力本質的揭露。
福柯指出,現代社會的權力不再依賴公開酷刑,而是透過制度、程序與專業語言運作。法律正是其中最關鍵的一環。它的特殊之處在於:法律可以在不被視為暴力的情況下,對身體與生命施加極端後果。
在電影中,延長刑期的決定並非獄卒施暴,而是法官一句冷靜的裁定。沒有血腥場面,卻可能帶來比毆打更深遠的摧毀。這正是「法制暴力」的底座:
暴力不是消失了,而是被程序化、正當化、去情緒化了。
為何社會願意接受這種暴力?
比利在法庭上的爆發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為他說出了多數人不願面對的事實:我們之所以信任法律,往往不是因為它總是正義,而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能替我們行使暴力的機制。
只要暴力是「依法執行」、是「為了秩序」、是「判決結果」,社會便能與之保持道德距離。受苦的人被轉化為「案件」、「編號」、「刑期」,而不是具體的人。
福柯會說,這正是現代權力的高明之處:它不要求你殘忍,只要求你服從程序。
崩潰作為一種抵抗
因此,比利在法庭上的失控,並不只是角色的戲劇高潮,而是一種拒絕被制度語言吞沒的行為。當他放棄理性陳述、放棄「好被告」的角色時,他也暫時脫離了法律為他設定的主體位置。
從這個角度看,他的吶喊不是為了翻案,而是為了揭穿:一個自稱文明的社會,如何需要監獄與判決來維持自身的秩序幻覺。
我們不妨進一步聯系下去:
科學哲學的創意基礎
愛墾APP:恩斯特·榮格(Ernst Jünger, 1895–1998)是二十世紀德國最具爭議與深度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作品橫跨戰爭、技術、現代性與存在哲學等領域,其中「戰時動力學」(wartime kinetics)與「全面動員」(Totale Mobilmachung)的思想,構成了他對現代戰爭本質與技術社會動力的最具代表性的洞察。這兩個概念密切相關:前者揭示了戰爭作為一種動力學過程的內在邏輯,後者則描述了這種動力學如何滲透並支配整個現代社會,使戰爭的能量體制轉化為整體文明的運作模式。
榮格的「戰時動力學」並非單指戰爭的軍事技術層面,而是一種關於「力量、運動與形態」的哲學思考。對他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舊有英雄戰爭(以個人勇氣與榮譽為核心)的終結,與「技術戰爭」(Technischer Krieg)的誕生。這場戰爭不再是人與人之間的搏鬥,而是能量的釋放、物質與技術力量的總體較量。榮格在《鋼鐵風暴中》(In Stahlgewittern)與《工人》(Der Arbeiter)中指出,戰爭成為一種「動力學現象」:它揭示了現代世界的深層節奏——速度、組織、機械化、匿名化與總動員。
在此意義下,「戰時動力學」是現代性的極端形態。戰爭成為一種加速器,使潛伏於社會中的技術力量與集體能量徹底釋放。榮格觀察到,前線士兵的經驗是一種「機械與人合體的經驗」:人不再是戰爭的主體,而是技術系統中的一個節點。他稱這種經驗為「人類技術化的啟示」,象徵著人類進入了能量支配的時代。此時,戰爭不僅是一種歷史事件,更是一種形而上學現象——展現出人類在技術宇宙中的存在方式。
榮格在1930年的演講《全面動員》(Die totale Mobilmachung)中,進一步將這種戰時動力學推廣為一種社會原理。他指出,現代戰爭之所以不同於傳統戰爭,正在於「動員」不再僅限於軍事領域,而是延伸至整個國家與社會體系。從工廠到家庭,從經濟到文化,皆被納入戰爭的動力結構中。這是一種「全面的能量配置」,目的在於最大化效率、速度與產能。
在榮格看來,全面動員不僅是戰爭的策略,更是現代技術社會的結構原型。和平時期的社會運作,其實也延續著戰爭的動員邏輯——人被編入體系、服從機械化節奏、成為「工人」這一原型的化身。這個「工人」並非單指勞動階級,而是象徵一種存在狀態:人類與技術融為一體,在能量流動中找到自身的使命。榮格因此認為,全面動員揭示了現代性最深的形態學——即技術與組織的統治。
「戰時動力學」可視為「全面動員」的哲學基礎。前者描繪了戰爭作為能量過程的形式與節奏,後者則將這種能量邏輯制度化、社會化。換言之,戰爭是動力的爆發,而全面動員則是這種動力的常態化與普遍化。
榮格在觀察現代社會時,注意到技術力量具有自我增殖的特質:它不斷要求更高的速度、更大的能量投入、更全面的組織化。戰爭只是一種「極端的透明狀態」,讓這股技術動力赤裸地顯現。全面動員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社會已徹底接受並內化這股力量,進入「永久戰爭」的體制——即使在和平時期,社會也以戰爭的節奏運轉。
榮格的戰時動力學與全面動員思想,既是一種現代性診斷,也是一種美學與形而上學的反思。他既非單純讚頌技術力量的法西斯思想家,也非完全批判現代性的文化悲觀者。他更像是一位觀察者——試圖揭示技術世界的命運:人類如何被動員、如何在能量流中尋找形式與意義。
對今日的我們而言,榮格的洞察延伸至資訊戰、網絡動員與人工智慧社會的問題。當數位技術滲透日常生活,當個體的注意力與行為被算法全面調動,我們或許正處於另一種「全面動員」之中——只不過戰場已不在壕溝,而在資料流與控制系統之間。
總結而言,榮格的「戰時動力學」揭示了戰爭作為能量形式的本質,而「全面動員」則展現這種能量如何滲透整個現代文明。兩者構成了他對技術時代的深刻預言:人類的命運,正是與自己創造的動力學機制共舞。
新機遇
頻頻出國卻交不出成績單。人家居於禮貌開門送他走,他卻向自己國人大事宣傳:歷史性的新機遇門戶敞開。
陳明發:神經國家(Nervous State)~~有老朋友問,你愛寫東西,為何不寫一些時評?你私下也意見多多,為何不搞點直播?我笑稱,此時此地,還缺這麽些玩意兒嗎?社會當然還是要關懷的,只是用自己認為最擅長的方式去做好了。例如,不知不覺也搞了這些年的文創研究,只因為相信它對人的感知、情志有幫助,而感知、情志能加强人對環境演變的察見。像有位政治寫手William Davids在2018年的專書就提出了 #神經國家 (Nervous States: Demo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Reason),說明社會理性如何艱苦招架眼下情緒政治的見解。當大部分政治人物都在發神經的時候,那些講理性的人會被形容成“神經病”。我們要怎樣来說明這麼一個現象?文創可能是一條出路。
數月前,曾寫了這麽一小段~~
陳明發·滅鼠
有些政治人物,看見牆角有點餅屑,立即就喊“有老鼠!”
然後總動員抵抗鼠疫,自稱滅鼠專家,自封滅鼠大隊隊長。
中國文革與美國911時期,留下大量這樣的案例。
中西分別只在於「愛領袖」與「愛國家」。
現在,也有了「愛國旗」。
William Davies 是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家與社會理論家,目前是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政治經濟研究中心(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的教授與共同主任。(MIT Press)
他的研究興趣包括知識精英與專業知識如何影響政治與社會,特別關注情感、焦慮、不信任專家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危機。(William Davies)
Davies 也著有多本專書,其中《Limits of Neoliberalism》《The Happiness Industry》《This Is Not Normal》都是關於現代資本主義、幸福科學、自由主義政治動盪等議題的分析。(Wikipedia)
他的文章也常見於英國及國際的媒體與學術刊物,比如 The Guardian、London Review of Books、New Left Review、The Atlantic 等。(PenguinRandomhouse.com)
有投資,潛在的
潛在投資額千億?
說中了彩票
前提是手裏得先有彩票
連一份「備忘錄」都省了
數額又何妨張口就来?
連個紙板搭的拱門都省了
「合作框架」?
彼此心照不宣豎拇指拍拍照
賓主盡歡,媒體能更新版面
大家又有新内容去讚就好
禮炮響後的满地紙屑
剛起了薪的外勞
已凖備好掃帚與塑胶袋
官爺們佳節前的花红
繼續靠税收與罰款補上
陳明發·何謂“哲學反思”?
有些人一天到晚在批评,馬来西亞華人没有“哲學反思”能力。觀察了這些年,他們的口裏的“哲學”,不外是他們的既有議程,恰恰反映在他們的“反思”;“反”對某些人的固定“思”想。一旦反成了,議程结束,他們剩下的價值,就是繼續盯着他們所推倒的人,免得敗部復活。當年,種種“美好社會”的“希望”都烟消雲散了,他們都看不見了;即使他們以前認為“人可誅之”的現狀,變得更離譜、更不像樣,他們也没聲音;常常不僅粉飾太平,反而一切都變好了。此时,他們最憂慮的,反而是人民會“反思”。
愛墾的梗:他以為自己是革命詩人
政壇的對話,應該談未來,
他卻把話題引向流行曲,
所有掌聲都變成尷尬的靜默。
年齡的差距,本該是經驗的厚度,
他卻拿來當幻想的調味,
低劣得像同性騷擾案停審時的竊語。
領導人的語錄,該進史冊,
他留下的,卻是八卦專欄,
連新聞標題都替他臉紅。
外交禮節是一套規矩,
在他眼裡卻成了一場獵豔,
鄰國的尊嚴,被擠進他私人的笑話。
人前的風度,是國格,
人後的眼神,是流口水,
世界看見的,只有矯飾的猥瑣。
他以為自己是詩人,
一句話就能讓鄰國女領導心動,
實際上,只有全場替她感到冒犯。
招商引資的真相
1.千億潛在投資?數字響亮,口袋照樣空空。
2.合作框架確立?紙板拱門,拍照完就散。
延續閱讀:鳥叔Om Pra Ma Pood
3.成就空前?空城放炮,自己鼓掌。
4.未來投資湧入?說中樂透前,得先買票。
5.雙贏合作?減價標語,誰都沒便宜。
6.友好交流?寒暄洗杯,各自回家。
7.國際看好?像空白支票,能不能兌現難說。
8.歷史性突破?門縫推一公分,進不去就是假突破。
9.投資意向簽署?情書再甜,成不了婚姻。
10.全球資金聚集?沙漠廣告牌,看得到喝不到。
11.外資熱烈關注?八卦點讚,掏錢就散。
12.空前信任?空白藥單,病還在身。
13.協議數十份?厚度驚人,全是廢紙。
14.資金排隊?剪綵人多,錢卻不多。
15.投資奇蹟?街頭魔術,帽子永遠是空的。
愛墾APP:情緒資本主義~~「情感」這東西或許過於曖昧複雜,不由分說,一發難以收拾。看似無從捉摸,今天資本主義社會偏偏要操控群眾情緒,左右政治立場與判斷。情感政治的問題,也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高級講師]駱頴佳博士思索已久的課題,「為何要談情感?第一件事,在西方學術界有所謂『情感轉向』(emotional turn)論述,還有『情動』(affect)這個諸多討論的概念。」西方經已蔚為顯學的情感研究... ...
一、當代思潮中的情感轉向
「誰能操控群眾情感,誰便可掌控政治運動。」這是近年很多批判理論家注意到的問題。現今政府、傳媒與不同陣營的政治團體,不需要太理論化地解釋政策背後的因由(rationale),只需引起群眾的恐懼心理。譬如說,我們不難觀察到,特朗普上台和歐洲右翼崛起所帶動的民粹政治,對於難民、新移民與穆斯林等他者的排斥,其運作往往牽涉到恐懼的情緒。更不用說,香港人每當遇上政治爭拗,隨時鬧到七情上面。駱頴佳一句點出情感研究的重要性:「我們每一日都受到很多情感牽動,但少有意識到情感如何控制我們作出政治上的抉擇。」
這個西方批判理論中的情感/情動轉向,可以回溯到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斯賓諾沙(Baruch Spinoza)的哲學脈絡。斯賓諾沙說的情動(affect),是一種影響別人情感,同時反過來被人影響的能力(a capacity to affect and to be affected)。駱頴佳解釋說,情動是一種改變人們行為的隱性逼力。譬如他在序言書室開講,聽眾們的反應如搖頭、打瞌睡,都會隱若地影響到他的情感狀態。如此,人們的行為不單只受制於思想,更會被某個空間內的情感流動改變。
去到當代的政治哲學家中,納思邦(Martha Nussbaum)提出過重要的情感政治論述。駱頴佳舉出其中兩本:《政治的情感》(Political Emotions)與《憤怒與寬恕:重思正義與法律背後的情感價值》(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納思邦認為,情感背後往往牽連某種價值判斷。當我們回應各種事情變得日益情緒化,無論是對他者的恐懼、厭惡抑或愛惜,值得深思的是情感背後附帶甚麽價值判斷。我們討厭哪些族群?見到哪些人會感到憤怒?納思邦說,這些問題盡皆反映你的價值判斷。
此外,駱頴佳還特別推薦自己常用的教科書,納思邦論教育的著作:《培育人文: 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其中一個洞見是,如何培育學生的情感與公民價值建構有莫大的關係。簡單地說,假如人們習慣用討厭的眼光看所有非我族類,我們無法真正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最終,培育情感就是培育我們需要的人文精神。
(来源:致寧報導~情感·快感·革命構想——駱頴佳「情感政治與左翼」講座紀錄;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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