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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葉子正绿 1 hour ago

或許終歸有一 天，這位寫手不再靠著撰寫殺人的文章而同流合污，而是告訴世人，他對南斯拉夫和塞爾維亞懷有的不知疲倦和造成損害的仇恨是從哪里來的？然而，他當然是不會獨自行動的（是的，行動）；整個報紙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在我看來，與當年南斯拉夫分崩離析時這個和那個聯邦共和國的政客不同：表面上看，它時而充滿清醒可喜的理性，可從骨子里是一個十分陰暗的派系的喉舌，一個權力派系的喉舌，而且是一個德國權力派系的喉舌。它向外散發的是絕對和永遠都不會有益的毒藥：文字毒藥。

我繼續在那里，在十一月的德里納河畔思考著。而此刻在這里，在 一個類似於冬日的平靜的森林池塘邊上依然思考著，正好有十多架直升機轟隆隆地飛過池塘上空，載著來自各個大國的首腦，從巴黎郊區的維拉庫布里空軍基地飛往巴黎去簽訂和平條約，時間是1995年12月14日：這是不是各民族之間一場程序化的文字游戲呢？即使數代人恐怕都會對此保持沉默，也許是可以遺傳的，就像我在我的同胞那里所感受的一 樣，只要涉及塞族人，一方面是那固有的、針對帝國殺手的憤恨：「塞爾維亞必然成為死敵」；另一方面是那又像新的、居高臨下和藹可親地衝著阿爾卑斯地區的斯洛文尼亞人的歡呼：「來吧，到我們這里來！」

這樣一些盲目憤怒變化無常的人會世世代代實現和維護和平嗎？不會的，和平只有這樣實現：讓死人去埋葬死人。讓南斯拉夫的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讓活著的人重新回到他們的活人中。

我當時思考過，現在依然在思考：那種「偏執狂」，也就是對塞族人民最慣用的譴責是從哪兒來的？與之相比，德國（和奧地利）人民對於「二戰」期間他們在巴爾干地區直接和間接造成的巨大傷害抱什麼態度呢？這只是「眾所周知」，還是依然真的歷歷在目，在共同的記憶中，就像發生在猶太人身上的災難一樣，或者只是似真似幻，就像遭受創傷的 南斯拉夫人今天乃至世世代代依然感受到的？然而，南斯拉夫人因此卻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國際媒體集團發動的瘋狂攻勢，一種「人為而冷漠 的回憶」，一種「幼稚的不願忘卻」——除非在此期間，一位奧地利總統 候選人卷入巴爾干的事件突然間成為時下熱門焦點，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只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卻無視當下發生的一切， 難道這不是一種與所謂的「偏執狂」迥然各異的精神或心靈疾病嗎？一種 獨一無二的狂妄症？

在旅途中，至少我並沒有把塞爾維亞看成是一個偏執狂的國家—— 更多是一個孤兒的巨大房間。是的，一個失去父母的遺孤的巨大房間，這是我所有這些年里在斯洛文尼亞從未感受到的東西（但是也許吧，如上所述，我只是走錯路了：最近不是又有一個權力集團的喉舌再次大言不慚地辱罵這個小國家嗎？說它眼睛就是盯著「歷史沿襲下來的東西」，並且堅守「那個變得不安全的巴爾干」）。

我無法想像克羅地亞，雖然大南斯拉夫的想法當初就是從那里起家的。但是，誰知道呢？一個陌生人知道什麼呢？我一邊把手伸到冬日的德里納河水里，一邊思考著，現在依然在思考：我為什麼不能像伊沃·安德里奇在他那永遠富有教益的德里納河史詩中所描述的那樣悲觀呢？我為什麼沒有能力形成他確切預見波斯尼亞各民族之間每隔一百年勢必要爆發一場戰爭災難的圖像呢？

這到底是不是我的病態呢？難道安德里奇不是一個具有知人之明的人，如此尖銳，從而在他看來，人類的種種圖像有時候會變得蒼白？難道伴隨著眼前的 德里納河，無望會流淌到時代的盡頭？一條昔日的竹筏從我眼前劃過，上面站著那個著名的形象，一個德里納河上劃竹筏的人——不對，眼前 什麼也沒有。此時此刻，從波斯尼亞岸邊傳來了吉卜賽人嘹亮的喇叭聲，出自庫斯圖里卡的電影《德里納河進行曲》？沒有。

—不，眼前什麼都面對德里納河，我思考著；現在我坐在寫字台旁，依然在思考：難道我們這一代人在南斯拉夫戰爭中沒有錯過成長嗎？沒有成長為像父輩那一代如此眾多的成員一樣；他們自以為是、精疲力竭、見識短淺、毫無主見、近乎世故，又那樣心胸狹小，而是成長為，成長為什麼呢？也許是這樣的：堅定而開放，或者容易接受事物，或者像歌德所說的「可教育」，還有被看作這位德國大師的格言的一對連韻詩行「天真的/不可戰勝的」，連同變體「天真的-可戰勝的」。

Comment by 葉子正绿 13 hours ago

以這種長大成人的方式，我，一個德國人的兒子心想著，脫離這百年的歷史，脫離這一系列的災禍，去尋求另一種歷史。然而，我們這一代人該如何面對南斯拉夫呢？對此，那個新派哲學家格魯克斯曼的話是有道理的，因為對我們來說，這關係到世界，可是與當年的西班牙內戰時期則完全不同：關係到真實的歐洲，與之並行，其餘的歐洲似乎才會構建起來。

在我的同齡人中，我知道幾乎只有約瑟夫·布羅茨基在《紐約時報》上對塞族人冷酷無情的謾罵，有眼無珠， 也不分青紅皂白，就像揮舞著一把生鏽的大刀；還有作家彼德·施奈德的一封信，同樣鸚鵡學舌，渲染敵人和戰爭圖像，隨波逐流而不是衝破偏見，支持北約對所謂罪行累累的波黑的干預。

此外，這封信在德國發表之前，就已經可以在《解放報》上看到法語版。接著，就是挺進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別的地方？——要變得成熟，要變得公正，不再充當這個世紀之夜的應聲蟲，使之變得更加黑暗；掙脫這個夜晚。耽誤了？我們之後的人們？

然而，我在德里納河那里思考著，此刻在這兒繼續思考著：帶著這些發生在塞爾維亞的小小苦難，帶著那里的些許寒冷，帶著些許孤獨，帶著諸如雪花、帽子和奶酪的小東西走來，而邊境那邊則籠罩著巨大的苦難，有薩拉熱窩的苦難，有圖茲拉的苦難，有斯雷布雷尼察的苦難，還有比哈奇的苦難。

與之相比，塞爾維亞那小小的苦難又算得了什麼。難道這最終不就是不負責任嗎？是的，我也常常一句又一句地問自己，這樣一種書寫是不是傷風敗俗，甚至被唾棄，被禁止——正因為如此，這個書寫之旅就變成了一種不同尋常的冒險、危險、常常令人壓抑（相信我）之旅。

我深深地感受到什麼叫「前有岩礁，後有漩渦」。難道講述這小小的不足（不足掛齒），就能夠沖淡、掩蓋和模糊大問題嗎？

當然，最後我每次都在想：可這不是最終所要的結果。我的工作應該是另外的樣子。堅持揭露那些邪惡的事實，就不錯了。但是為了和平，還需要另外的東西，不遜色於事實的東西。你現在玩起這詩意的東西？是的，如果這詩意的東西恰恰被理解為朦朧的對立面的話。或者不說「這詩意的東西」，最好說「有聯系的東西」、「包羅一切的東西」——促成共同回憶的東西，因為對第二個童年，對共同的童年而言，回憶是唯一的諒解可能。

如何實現呢？我在這里所書寫的一切，不僅面向這些或那些德語讀者，同樣也面向這些或那些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以及塞爾維亞的讀者。這樣做出於經驗，恰恰通過間接地捕捉一些小事，那共同的回憶、那共同的第二個童年才會蘇醒，因為捕捉小事無論如何遠比強加主要事 實影響更加持久。

「在橋上，有一塊木板鬆動有好幾年了。」——「是 呀！你也注意到了？」「在教堂唱詩班下面一個地方，走路時會產生回響。」——「是呀！你也注意到了？」或者甘脆把我們所有人從對歷史和當下的無稽之談的桎梏中轉移到無比有益的當下：「看看吧，下雪了！ 看看吧，那里有孩子在玩耍」

（轉移的技巧；藝術乃根本的轉移）。

就這樣，我站在德里納河那里才覺得有必要，找一塊石頭扔到水面上打水漂，朝著對岸的波斯尼亞（只是一塊石頭也沒找到）。

在這次塞爾維亞旅行中，我唯一記錄下來的東西，除了塞爾維亞語「操！」這種罵人的髒話之外，就是一個男人的告別信里的一段話。他和妻子同是當年的游擊隊員，在波黑戰爭爆發後就自殺了。在此，我重覆一遍這段話的德語譯文，是由扎克·拉德科維奇和茲拉特科·伯科季奇（又名阿德里安·布羅維爾）共同翻譯的：

背叛、我們國家的解體和混亂、我們的人民被拋入其中的嚴重局勢、波黑戰爭（塞爾維亞克-克羅地亞語為「rat」），滅絕塞爾維亞人民以及我自身的疾病已經使我的餘生變得毫無意義。因此，我決定擺脫所遭受的病痛，尤其要擺脫國家滅亡所帶來的苦難。我的身體已經精疲力竭，難以繼續承受這一切，那就讓它好好休息吧。（斯洛博丹·尼科利奇，寫於德里納河邊的巴伊納巴什塔附近的佩 魯采克村，1992年10月8日。） （1995年11月27日—12月19日）

(摘自: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1942]《河、薩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納河冬日之行或給予塞爾維亞的正義》劉學慧·譯）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冬日旅行之夏日補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