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反思。

就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而言，反思其實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我們不應害怕反思，相反，我們需要經常反思。對於四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災工作來說，中國政府與人民的偉大是一回事，活人的反思則是另一回事，兩者並不構成矛盾。地震的確是天災，但天災不一定都會帶來死亡和損失。既然人類不得不與自然共存，那就要學會如何與它打交道。

地震中倒塌的建築，是否包含了那些豆腐渣工程的危房？針對自然災害的預防機制是否到位？針對突發事件的應對機制是否啟動？公民的防患意識是否達到了應有水平？一旦知道地震發生，官方和民間如何應對？城市或農村的規劃以及基礎設施是否合格？對這些問題的反思，目的都是為了在下次地震發生時盡最大可能避免生命和財產的損失。

把地震說成天災很容易，把自己定位為受害者更容易。可是，一味責怪老天爺，無助於我們更好地應對下一場天災。因此，人類要反思，因為社會要進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立了法律，就要執行。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實際上成為政府對“信息公開”這一法律承諾的首次考驗。

不言而喻，既然這次發生的是天災，政府就無法、也無必要阻止媒體追求真相，主動報道。既然如此，信息公開越快越好，越準越好，越廣越好，越深越好。它客觀上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對亟需提升形象的執政黨來說，則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中國媒體也功不可沒。記者們在惡劣的條件下，全力以赴地把災區的動態傳播給全國人民，其結果表明，新聞工作者在政府與人民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及時的報道提升了政府的威望，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

地震發生後的最初階段，中國政府曾授權新華社每天更新遇難者、失蹤者等方面的數據。當時，海內外輿論的關注焦點是災民的受害情況，即死了多少，傷了多少，在這一方面，中國政府的信息公開基本上滿足了民眾的知情權。

但與此同時，海內外輿論更感興趣的，則是被種種統計數字所掩蓋的“內涵”。雖然新華社提供的數字相當精煉，但中國政府始終未能進一步對這些數字進行科學分析和解釋，例如，我一直沒有看到根據農民、工人、婦女、老師、學生等分類而細分的死傷人數。尤其在輿論關注校舍倒塌的情況下，人們特別想知道地震中遇難的師生人數。

我唯一看到的類似數據，是四川省教育廳2008年5月21日發布的信息：四川全省師生有6581人死亡，8810人受傷，1274人失蹤，1107人被埋。從那時起，時間已過一個半月，中央政府從來沒有對此展開公開論證或追蹤。政府對信息公開的責任難道已經結束了嗎？媒體與民眾作為負責任的公民有沒有必要繼續發揮監督的作用？

我絕不相信中國政府沒有能力或條件對包括師生死亡人數在內的數據進行具體分類。既然中央政府已經朝著信息公開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那麼，為什麼還要有所保留呢？我認為，只有弄清具體的、實實在在的數據，並把它們公諸於眾，國家才能有效、民主、科學地進入災後重建階段。災後重建是需要全民參與的綜合性工程，一切數據就應該暴露在陽光之下。

信息不能由政府壟斷，而應公諸於眾；國家利益不能等同於執政黨的利益，它是多元的，是由組織、企業、個人等多方面利益組成的；人民有權利知道信息，政府就要全面公開；中國正推行改革，公開則是必經之路；中國正推行開放，細節則決定成敗。

我們在肯定中國政府抗震救災表現的同時，還要反思一下：對於信息，到底應該公開什麼？向誰公開？公開到什麼程度？怎麼公開？何時公開？何地公開？這些都正在考驗著政府對公開一事的姿態和決心，也正在提醒著政府重新思考：不公開的政治成本究竟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