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藏族青少年面子圖式分析結果顯示，藏族青少年對友誼理解為：和諧; 陪伴和依賴; 用實際行動維系友情; 幫忙; 給予面子; 低隱私度; 義氣，情大於理。 

可見，藏族青少年對友誼的理解普遍包含一種和諧理念，體現藏傳佛教對藏民認知和生活的深刻影響。在藏民家的客廳家居陳設里，藏式木櫃是必不可少的，其外部通常裝飾有“和氣四瑞”（大象、猴子、兔子和鳥自下向上依次站立在前者的背上，寓意和諧）繪畫。這是藏族傳統文化里一個重要隱喻，意謂不可孤立要和大眾合作。總之，藏族青少年的友誼圖式中：和諧觀和友情維系是其特征性文化內涵，依賴性則顯示出它與獨立型文化以及漢文化友誼圖式之間的差異，低隱私度表現了交往情感需求，而面子和幫忙則體現了友誼關係里人與人應該怎樣相互對待。

（四）三個圖式及其關聯的文化成因分析

從宗教信仰的角度看，這三個文化圖式體現了藏傳佛教信仰對認知的影響。藏族人篤信行善積德之道，相信友愛他人幫助他人，自己死後靈魂能轉世投好胎甚至升天。因而，他／她們日復一日的信仰實踐里首先祈願宇宙和平、父母健康、鄰里平安，最後才是為自己叩拜。行善互惠使藏族人獲得集體之愛，集體之愛給予個人的心理滿足反過來又促進個人互助友愛的行為。 

從自然生態和社會組織方式的角度看，嚴酷的自然生態決定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強調集體互助、合作的生存模式代代傳承，這就使得相互幫忙以類似於集體意識的“慣習”沈澱在人們日常行為模式中。集體和諧、互助友愛理念指導下的行為方式使得三個文化圖式被生活經驗刻寫進日常思維。如奎恩（Quinn，1992）所指出：組織人們穩定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與世界，包括自我與他人的關係的圖式，形成了一類特殊的圖式，這些圖式在生活經驗中作為“需要”和“義務”的方式為人們所感知。

總之，正是在宗教文化、自然生態和社會組織的相互作用下，“幫忙”、“面子”和“友誼”在藏族社會成為經常性的、共享的、理解社會關係和指導社會互動的框架，並具身化（embodied）為一種日常認知方式，最終形成文化成員共享的、穩定的、有別於其他文化的解釋社會世界的框架。 

最後，對上述三個重要社會交往圖式的相互關聯和傳遞關係進行分析，能夠幫助我們獲得對藏族群體在跨文化社會行動中認知解釋程序進行描述的框架。首先，在已獲得的三個社會交往圖式中，相互幫忙作為能夠引發面子和友誼解釋的共同組塊，顯示出其在藏族日常社會認知中的基礎性地位。從圖式的層級性和工作機制層面理解，幫忙圖式的基礎性是由其低層級性和高關聯度決定的。其次，友誼和面子都是與自我理解相關的圖式，因而都是相對高層級的圖式。自我理解提供人們對人與人應該如何相互對待的理解模式，其往往作為目標而對社會行動具有指向力（Quinn，1992）。再次，由於藏族對社會世界的理解和建構十分依賴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而面子圖式的分析也顯示了其維系關係的核心特征，因此，友誼作為青少年最重要的社會關係，在三個圖式中處於最高的層級，也具有了部分的目的動機力量。這樣，通過三個社會交往圖式之間的連接和傳遞結構，形成層級間傳導機制，並直接導向具有動機情緒功能的自我圖式，從而促成長期的行動意圖和近期的社會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