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定義：現代國家的核心特徵，在於它成功地壟斷了對暴力的「合法使用權」。

這句話的關鍵不在「暴力」，而在「合法」。

暴力本身並未消失，而是被集中、制度化，並披上正當性的外衣。打人是犯罪，警察用武力是執法；囚禁是剝奪自由，但只要出自判決，就被稱為「服刑」。同樣是對身體的強制，差別不在行為，而在誰有資格做、以什麼名義做。

《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1978）中比利在第二次出庭時的崩潰，正是對這一點的直觀揭露。他不是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會被懲罰，而是第一次清楚感受到：真正摧毀他的，不是非法暴力，而是完全合法的暴力。

當暴力變得冷靜、合理、程序化

在法庭上，沒有獄卒的拳頭，沒有牢房裡的尖叫，只有冷靜的語言、正式的程序與莊嚴的秩序。然而，正是在這樣的空間裡，一個人的未來被徹底改寫。

韋伯提醒我們：現代國家最成功的地方，在於它讓人們相信——只要暴力經過法律授權，它就不再是暴力，而是「秩序的必要代價」。

比利所無法承受的，正是這種去情緒化的殘酷。沒有人對他咆哮，卻有人用制度性的冷漠，將他的刑期延長到近乎無限。他在法庭上的爆發，實際上是對這種幻象的拒絕：拒絕承認「只要合法，就必然正當」。

社會為何需要相信法律是中立的？

從韋伯的角度看，社會之所以必須相信法律是理性與中立的，並不是因為它總是如此，而是因為國家必須為其使用暴力找到正當理由。

如果人們開始普遍意識到： 判決是權力選擇的結果； 刑期是政治與文化價值的延伸監禁是一種對身體與時間的極端支配；那麼，國家暴力的正當性就會動搖。

因此，比利在法庭上的崩潰之所以被視為「失控」、「不理性」，正因為他破壞了這個必要的集體信念。他不再扮演那個「尊重程序的被告」，而是指出：

程序本身，就是暴力得以順利運作的條件。

法制暴力的真正底座：替我們動手

將韋伯與福柯放在一起，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法制暴力的底層邏輯：韋伯告訴我們：國家壟斷了合法暴力，福柯補充說明：這種暴力透過制度與日常規訓滲入生活而《午夜快車》讓我們看到第三件事：社會其實樂於把暴力交給制度代勞。

只要是「依法判決」，我們便能說：「這不是我做的，是法律做的。」「這不是殘忍，是制度必須如此。」

比利的痛苦因此變得「可接受」，因為它被轉譯為一個案件的結果，而不是一個人被摧毀的過程。

崩潰的政治意義

因此，比利在法庭上的失控，具有明確的政治意義。那是一個人拒絕再為「合法暴力」提供道德掩護的瞬間。他用情緒、辱罵與失序的語言，對抗法律所要求的冷靜與理性。

在韋伯的框架中，這種行為是對國家權威的挑戰；在福柯的框架中，這是對被規訓主體角色的逃逸。

而對觀眾而言，這一幕迫使我們思考一個不舒服的問題：我們是否之所以熱愛法律，是因為它讓暴力看起來不像暴力？

墜落中的政権，腐敗到看似註定失敗蒙羞的領導，因為高度恐懼而把控法律求存的皇帝新衣等現象，把《午夜快車》拉進今天仍在使用的法制現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