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無法離開社群共同體的歷史發展，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基礎上，德國古典語言哲學轉而關注語言之世界開顯性的作用。且當語言不再只被看成是透過約定而產生的現成工具，而是創造思想活動的器官，語言學的研究就更必須從研究經典文本的文獻學，轉向研究人之語言資能的語言心理學。這使得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得以說明，詞語的符號性意義與透過文法形塑的世界性結構，如何能從人類社會互動的身體姿態表現與民族共同體的共通感中產生出來。

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研究，因而不是在做翻案文章，而是要凸顯出，語言哲學不應只是將語言當成是哲學研究的一個分支領域，而應是哲學研究的重新開始。正如海德格在講述赫德的語言起源論時所說的：「在發問語言起源的問題線索上，我們所思索的，首先並非意在語言科學及其基礎的問題。它並不是要處理哲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或關於它的學說），也不是要主張『語言的哲學』應成為哲學的基本學說。在這裡我們所思考的，既非語言科學，也非語言哲學；而是從詞語作為『存有之真理的本質』出發，對語言的起源（本質根據）所進行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下，哲學之語言學轉向的時間點，即非如語言分析學者所追溯的，是始於19世紀末弗雷格（G. Frege, 1848-1925）關於《數學基礎》（1884）的探討，而應是更早地始於18世紀赫德的《論語言的起源》（1776）。

面對語言哲學的這兩條思路，本書選擇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作為哲學研究的新開始。為了闡述本書研究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之必要性、重要性與進路的合法性，我們在這個導論中，有必要先向讀者說明，為何本書不採取從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到當代語言分析哲學發展出來的語言哲學觀點，而主張哲學真正的語言學轉向，應當取道於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為此之故，我在底下將先分析西方主流的語言哲學觀點，如何在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影響下產生出來（一）；其次，我將深入解析，在此種語言工具觀的影響下，當代語言分析哲學仍存在哪些語言哲學觀點的限制（二），以能進一步論述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借助「語言作為開顯世界的存有論詮釋學」，超越傳統語言哲學在語意學研究方面的窄化，以及如何借助「語言作為規範建制的溝通行動理論」，補充傳統語言哲學在語用學向度上的缺乏。以凸顯相對於「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透過溝通共同體的觀點，推動先驗哲學的語言學轉化，俾使哲學思維的先驗主體或絕對精神，能重新回到真實的生活世界。並從而使得哲學不再僅專注於為自然科學奠基，而是在重視以人文科學的知識建構活動作為哲學思考的典範時，能更好地給出人作為符號動物的哲學人類學圖像（三）。

第一章赫德語言起源論的存有論詮釋學解讀

透過存有論詮釋學的角度來解讀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的語言起源論，並不是我們現在才有的想法。當代哲學家海德格早在1939年就說過：「在發問語言起源的問題線索上，我們所思索的，首先並非意在語言科學及其基礎的問題。它並不是要處理哲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或關於它的學說），也不是要主張『語言的哲學』應成為哲學的基本學說。在這裡我們所思考的，既非語言科學，也非語言哲學；而是從詞語作為『存有之真理的本質』（Wesung der Wahrheit des Seyns）出發，對語言的起源（本質根據）所進行的思考。為何要進行這樣的思考呢？因為在此對於語言的思考，可視作是通向躍入完全不同的思考，亦即通向躍入存有歷史的思考之決定性的道路[……]語言的形上學以追問語言起源的形式發問，因為形上學的思維即是發問存有物的根據」。海德格在此主張從「語言形上學」，亦即透過以「詞語的本質」作為通向對存有之歷史的思考，將赫德的語言起源論看成是對語言本質的研究，而非只視之為語言科學或作為哲學分支之語言哲學的研究，這是極具啟發性的洞見。可惜的是，海德格對於赫德《論語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1772）一書所做的解釋，現在卻徒然只留下為講課而摘記的片言隻語而已。

（節錄自《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作者：林遠澤；出版社：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日期：2019/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