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符號理論所提出的一般符號模式的建構不可基於言語符號。這種語言本位主義的符號學研究方法建立於下述謬誤的基礎之上：我們研究任何類型的符號唯有通過言說、通過言語符號才能完成。關於一般符號模式的建構，我們的模式應該使符號最難以進行言語翻譯、最具抵抗力、最難以簡化、最具他性。有一種符號對這些特征作出了響應，那就是音樂符號，亦即音樂語言。音樂符號回避了話語的帝國主義。因此，音樂符號的研究不能使用符號論中實際發生的語言本位主義符號學研究方法。

第二，理解為一般符號理論的符號學必須是音樂符號學。換言之，一般符號理論應該參照音樂語言符號，以此驗證其本身的一般特征，驗證其作為普通符號學的效力。這不是將符號學應用於音樂的問題，而是建構一種考慮音樂的符號學研究方法：在這一意義上，「音樂」是主格而不是賓格。

第三，普通符號學是音樂符號學的一個直接結果是：一般符號理論將音樂的基本要素作為它的方法論條件：傾聽的能力。

符號學方法論即傾聽方法論。傾聽是應答性理解的解釋項，傾聽具有好客的氣度：它歡迎其他符號，歡迎他者符號，歡迎具有他性的符號（一些符號的他性程度如此之高，我們一般只能以否定形式對其命名，即，非言語符號）進入符號學之家，進入符號學大廈。傾聽是一般符號理論的條件。

第四，關於符號學的范圍，它必須朝著總體符號學方向發展。這方面的典范之作是托馬斯•A. 西比奧克2001年出版的《總體符號學》，他於同年去世；這是他去世之前和他開始自己的研究以來發表的最後一部作品。符號學應該繪制一幅總的藍圖，無論我們的符號研究興趣是在什麼具體領域，我們都能了解自己的方位：「你在這兒。」

第五，作為一門科學，符號學應該意識到其可能性條件。作為一門科學，符號學建立於一種特殊的能力基礎之上，這是人類這一符號動物特有的使用符號的能力。這是一種元符號過程能力，它將人類與所有其他生物（僅具符號過程能力）區別了開來。

第六，與理解為人類所特有的元符號過程的符號學不同，作為一門科學的符號學體現為元符號學。假如人類是元符號過程動物，那符號學家——進行符號科學實踐的人——就是元符號學動物。

第七，作為反思符號的能力，元符號過程與責任相關聯：唯有人類（現存動物中唯一的符號動物）能夠解釋符號和符號行為，唯有人類能夠解釋自我。因此，人類負有責任，是責任的主體。符號學家實踐元符號學，因而肩負雙重責任：身為符號學家，他/她必須為自己和他人負責，而作為總體符號學家，他/她必須為整個地球上的生命負責。

第八，符號學是一門批評性科學，這不僅是從康德意義上說，即，它審視其自身的可能性條件。符號學是一門批評性科學還因為它會質疑當今的人類世界，其質疑的依據是，這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這不是某保守意識形態所確立的終極性世界。批評符號學視世界為一個可能的世界，眾多可能的世界中的一個，亦即，一個可以受辯駁的世界。

第九，作為總體符號學，作為元符號學，作為（上述雙重意義上的）批評符號學，作為負有雙重責任的符號學，符號學必須以這個星球上的生命為研究對象——這不僅是從認知意義上，而且是從實際意義上來說的。換言之，符號學必須關心生命。從這點看，符號學必須恢復與醫學症狀學之間的關係。而這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問題，一個記住源頭的問題。更為激進地說，我們發出的信號是一個意識形態綱領性秩序的問題。

從這一觀點看，如前所述，符號學就是傾聽，就是求助於傾聽。這里的傾聽不是從包含符號學的一般符號理論的意義上去理解，而是從醫學意義上理解；從醫學症狀學或症候學意義上說，符號學就是傾聽。符號學必須傾聽當今全球化世界的症狀，識別不適與疾病的各種不同表現——包括社會關係、國際關係、個人生活、環境、整個地球上的生命中的不適於疾病。

(作者: [意] 佩特里利蘇珊·彼得里利, [意]奧古斯托·蓬齊奧; 原作名: Semiotics Unbounded：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譯者: 王永祥, 彭佳, 余紅兵;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