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靈鳳的後半生是在香港度過的。

抗日戰爭是前後的分界線。抗戰以前，他主要是在上海，幼年在九江、青年時代在鎮江，然後就到了上海，踏進文壇。“八一三”以後，日軍攻占上海，《救亡日報》南遷廣州，主持其事的是夏衍，他也到廣州參加編輯工作，編的還是新聞版。人在廣州，家在香港，他週末有時去香港看家人，一次去了香港就回不了廣州’日軍跑在他前面進了五羊城。從此他就在香港長住下來，度過了整個的下半生，除了回大陸旅行，幾乎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前半生，江南、上海；後半生，嶺南、香港。

這就是他的一生。

他到廣州、香港，是一九三八年的事。在香港留下來，不久就參加了《星島日報》，一直到年過七十而退休，他始終是在胡文虎家族星系報業的這一報紙工作。當年的《星島日報》由金仲華主持編輯部，許多進步的文化人都在那裏，副刊《星座》是戴望舒主編的。葉靈鳳什麽時候把《星座》從戴望舒手中接下來，就記不清楚了。從此就和《星座》同命運，他一退休，這個活了一個世代還多的副刊也就被停掉。談起來時，惋惜中他顯得有些淒愴。

日軍占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星島日報》換了一個名字：《香江日報》。而葉靈鳳還在日本軍方辦的“大岡公司”工作，不過，一九八五年七月底去世，有香港“金王”之稱的金融界大亨胡漢輝，八四年初寫過一篇憶舊的文章，提到一個叫陳在韶的人，當時由香港“走難”去重慶，被國民黨中宣部派回廣州灣（今天的湛江），負責搜集日軍的情報。他說，“陳要求我配合文藝作家葉靈鳳先生做點敵後工作。靈鳳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屬大岡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選來自東京的各種書報雜誌，交給我負責轉運”。他又說：他日間“往星島日報收購萬金油，在市場售給水客，以為掩護；暗地裏卻與葉靈鳳聯系。如是者營運了差不多有一年之久”。這裏說到他是被要求“配合”葉靈鳳的，顯然葉靈鳳早就在於“敵後工作”了，是不是僅僅暗中挑選一點日本書報那麽簡單，也就很難說。他這以前這以後，只幹了一年，葉靈鳳又幹了多久就不知道了。

這至少說明，葉靈鳳名義上雖然是在日本文化部屬下工作，實際上卻是暗中在於胡漢輝所說的抗日的“情報工作”的。

葉靈鳳這時候和戴望舒還是好朋友，抗戰勝利以後兩人依然是好朋友。戴望舒是被日軍拉去坐了牢的人。以他的愛國立場，是不會和一個落水做漢奸的人一直保持友情不變的吧。戴望舒有踏十裏長途去憑吊蕭紅墓的詩，和他一起去蕭紅墳頭放上一束紅山茶的，那就是葉靈鳳。

葉靈鳳在日軍橫行香港的日子裏的情況，人們知道得不多，但就只這些，也可以看得出一點道理的了。

在一九五七年版的《魯迅全集?三閑集》中，《文壇的掌故》的註文曾有這樣的字句：“葉靈鳳，當時雖投機加入創造社，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但一九八一年新版（四卷）卻把註文提前到《革命的咖啡店》一文的後面，刪去了“投機”、“轉向”、和“漢奸”等等，而改為：“葉靈鳳，江蘇南京人，作家、畫家。曾參加創造社。”他被摘去了“漢奸”的帽子。可惜他自己已經不可能看見，只有靠家人“家祭無忘告乃翁”了。盡管解放前後他一直受到禮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再被邀請到北京和廣州參加一些官方的活動，但畢竟白紙黑字上還有過這麽一頂“漢奸”帽子。

抗戰勝利後，全國解放前，潘漢年有一段時期在香港工作，就和葉靈鳳保持往來，有些事還托他做。他們原來就是老朋友，這時依然是朋友，播漢年並沒有把他當什麽“漢奸”對待。他也樂於盡自己的力所能及，做一些可以做得到的工作。

當年在上海，也就是所謂“投機加入創造社”那些年代，潘漢年辦過《現代小說》，葉靈鳳辦過《戈壁》，兩人又合辦過《幻洲》。柳亞子有過《存歿口號五絕句，八月四日作》，每一絕句詠兩人，一詠魯迅、柔石，二詠田漢、黃素，三詠郭沫若、李初梨，四詠葉靈鳳、潘漢年，五詠丁玲、胡也頻。

關於葉靈鳳、潘漢年的是這麽一首詩：“別派分流有幻洲，於菟三日氣吞牛。星期淪落力田死，羞向黃壚問舊遊。”這卻是葉靈鳳前半生的舊話了。潘漢年含冤多年，終於得到平反。葉靈鳳前半生和他在上海都挨過魯迅的罵，而葉靈鳳更是首先“圖文並謬”地罵過魯迅。挨魯迅罵過的，未必都是壞人，這樣的事例有的是。而罵過魯迅的，“悔其少作”的更不乏其人。當六、七十年代朋友們有時和葉靈鳳談起他這些往事時，他總是微笑，不多作解釋，只是說，我已經去過魯迅先生墓前，默默地表示過我的心意了。抗戰勝利後，不僅戴望舒、潘漢年，在香港暫住過的郭沫若、茅盾、夏衍……許多人，也都和葉靈鳳有往來。這不免使人想起“鳥魯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歟”的老話，也想到“漢奸文人”恐怕是一頂很不合適的帽子。

在抗戰期間，葉靈鳳由上海南下，經廣州而香港，是為了抗戰救亡。

日軍占領香港後，他沒有追隨許多文化人通過東江或廣州灣，到桂林、重慶去，卻也沒有回上海（重回“孤島”並不就是投敵）。他留在香港，在日軍屬下的機構和日軍治下的報紙工作，那是看得見的，看不見的還有胡漢輝所指出的那些為了抗戰的工作。其實不必等到一九七五年蓋棺，他這一段歷史早就在朋友們間已經論定的了。一九五七年版《魯迅全集》的那一條註文，顯然是“左”手揮寫出來的。那些迷霧應該隨薪的註文而散去。

新中國如日初升。葉靈鳳的老朋友戴望舒回到北京，參加工作，在北京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歲月。葉靈鳳卻沒有動而依然靜，只是靜靜地留在香港，默默地辛勤工作。當然，西相比較，他是顯得不夠積極的。

他自稱一生從來不寫詩，也許是缺少了一份詩人的激情吧。

他長期在《星島日報》編《星座》副刊。由於報紙的立場，“座”上後來只是登些格調不低的談文說藝寫掌故的文章。他自己就寫了不少讀書隨筆和香港掌故，也寫了不少香港的風物。讀書，首先就要買書。

三十多年在香港的安定生活（日占時期三年零八個月的動亂是例外），使他這個“愛書家”藏書滿屋，而成了知名於港九的一位藏書家。他的住所不窄，廳裏是書，一間兩間房裏也是書，到了晚年，坐在廳裏，就象是人在書中，不僅四壁圖書，連中央之地也受到書的侵略，被書籍發展了一些占領區了。他自己估計，藏書將近萬冊。

由於是作家，文藝書刊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由於曾是畫家，美術書刊又占了主要的一部分；由於居港多年，有關香港歷史、地理、博物的書刊也占了主要的一部分。雖然沒有什麽稀世珍本，但有些還是較名貴的。有的朋友說，最可貴的是有關香港的這一部分；有的說，美術書刊也很可貴。所有這三部分，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名貴的多是那些外文書籍。

也不是全無珍本，有一部清朝嘉慶版的《新安縣誌》，就是他自視為稀世珍本的。他對朋友們津津樂道，這是三稀之物，據他所知，只有廣州和北京各藏有一部，他都翻閱過，都有殘缺，以他這一部最全，既是海內外三稀之一，更是海外孤本。這部書在香港是頗有一點名氣的，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國人都轉過它的念頭，曾經出了好幾萬港元的高價，合今天的幣值總在百萬以上吧。這對於一介寒士如他來說，就不是一個小數目了，他卻一概小視之，不放在眼裏，不放棄那書。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只有一部抄本，後來得到他的同意，復印了一部。對這一部使他十分風流自賞的書，他生前就一再表示，要送給國家收藏。他死後，他的夫人趙克臻按照他的遺志，送給了廣州中山圖書館。一般人可能不知道，這部誌書所誌的當年的新安，就是今天廣東的寶安，還包括寶安以外“東方之珠”的香港和後起名城的深圳。它之所以成為珍本，受到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國人的珍視，更受到被認為是深通香港掌故之學的我們這位愛書家的珍視，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完成送書心願的舉動他本人雖然看不到，人們卻看到了葉靈鳳的一片愛國之心。

如果不是由於受他家人委托的朋友的拖沓，他的全部藏書也會送回內地，而不會落到香港中文大學的藏書樓的。當時是怕《新安縣誌》可能樹大招風名高受累，先送出為妙，其余的不妨緩緩而行，這就造成了不應有的遲延，當家人不堪滿屋書刊的擁擠時，中文大學表示願意造單全收（事後清點造了一份書單送家人留念），這些藏書就被如釋重負地轉移到山明水秀的沙田學府中去了。當時曾使一些內地的朋友聞訊惋惜。現在香港既然回歸祖國大家庭有期，香港的公物將來也就是國家的公物，楚弓楚得，也就沒有什麽可憾了。

葉靈鳳藏書雖多，藏畫冊雖多，藏畫卻很少。使他說起來就顯得面有得色的，不過是漢武梁祠畫像的拓片，和畢加索、馬諦斯作品精美的印張而已。前面提到過他“曾”是畫家，那是由於他從上海到香港之後，就一直與作畫絕緣，自我放逐於畫家的行列，盡管他還是喜歡他從事過的西洋畫。

他放棄了作畫，集中精力於寫文章，天天寫。正象他的藏書一樣，他的寫作大體也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讀書隨筆（淵博），一類是香港掌故和風物（精通），一類是抒情的小品（雋永）。由於差不多都是為報刊而寫的，一般文章都不長。六十年代以後，出了成十本不算厚的書：

《讀書隨筆》、《文藝隨筆》、《北窗讀書錄》；《香港方物誌》、《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晚晴雜記》、《霜紅室隨筆》……特別是抒情小品，象著墨不多的山水寫意畫，最是淡而有味。所抒的不少是懷鄉愛國之情。早年寫過的小說不再寫了；翻譯卻有一些，如茨魏格的小說、紀伯倫的小品之類。此外，也寫過一些為稻粱謀才寫的東西。在他身後，留下了大量的遺稿有待於整理出版。

他用過的筆名有林豐、葉林豐、霜崖、柿堂、南村、任訶、任柯、風軒、燕樓……有時就用葉靈鳳。晚年用得最多的是霜崖。

他也有過寫一兩個長篇的念頭，想寫的是以長江、黃河分別做主角的《長江傳》、《黃河傳》，卻只是藍圖初畫於胸中而已。

他主要是在自己編的《星座》上寫文章，也長期在左派報刊上寫文章，到他晚年，在他所工作的《星島日報》裏，他已經被人看成左派了。

他怎能不左呢？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左右壁壘分明，不相往來的香港社會中，他不避和左派來往，又在左派報刊寫文章，每年還參加“十一”國慶的慶祝活動，應邀到廣州參加廣東作協的活動，應邀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和李宗仁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以作家身份參加），不時參加接待過境的北京、上海的作家……這就夠他左的了。這左，其實就是擁護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三十六、七年，他一直在香港，有幾次短暫的離開，就是這樣去廣州，去北京、南京、上海……臺灣，沒有去過；日本，去過一次，別的外國，沒有去過。

在最後的二十多年裏（五十年代以後），他把自己關在家裏，也就是關在書裏，對外的活動不多。很可記憶的一次活動是：主持把蕭紅的骨灰遷移到廣州。在香港完成了《馬伯樂》的蕭紅，也在香港完成了自己短暫的一生。那時正是日軍占領香港的第二年，兵荒馬亂，她被草草埋葬在淺水灣海濱。一九五七年，那裏要修建旅遊設施，蕭紅的墳有被毀於一旦的危險，文化界的朋友發起為她遷墓，廣東作協表示歡迎遷葬於廣州。蕭紅在港無親人，這就由他和陳君葆出面辦理，而由他在一群文化界朋友的陪同下，親送骨灰到深圳，由廣東的幾位作家到羅湖橋頭相迎。蕭紅的骨灰後來葬在廣州的銀河公墓（這件事也可以為他添上左的一筆吧）。

至少在香港，他是並沒有“轉向國民黨方面”的，盡管和國民黨的人有所往來。一般被認為右或中間的作家以至左派的作家，他也都各有接觸。這樣，就成了左、中、右都有朋友的局面。而在左派之中，也有人認為他右，甚至於在他去世之後，還有生前和他有來往的極個別的左派人士說他是“漢奸”的。真是難矣哉！在他晚年，他的名字有時和一些老作家如曹聚仁、徐訏……這些名字一起被提到。

他曾經想和朋友們辦一個文藝刊物，連名字都想好了：《南斗》。但始終未能如願，朋友們都不是有錢人，他除了工資就是為數不多的稿費（盡管天天寫，他卻不是日寫萬言以至兩三萬言的“爬格子動物”），除了分擔八口之家還要滿足自己的愛好去買書、買書，那有力量去支持一個那怕小小的刊物？

十年容易，他離開人們去作永恒的冥士旅行已經十年了（時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替他擦掉當他辭別這個世界時還沒有擦拭乾凈的一些塵垢，也許還不是多餘的事。老套的話在這裏似乎還是有意義的：安息吧！今天是可以真正無憾地安息了。朋友們為他感到一點遺憾的，是他不能及身看到那頂“漢奸文人”帽子的消滅。

一九八五、九、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