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柯看來，人類的共同本性是人類歷史有規律發展的基礎。即使哥倫布不發現美洲大陸，印第安人也會「按人類各種制度的自然進程前進」。各個民族都在展現著「一些永恒規律」，「這些規律是由一切民族在他們興起，進展，成熟，衰頹和滅亡中的事跡所例證出來的。縱使在永恒中有無限多的世界不斷地產生……他們的事跡也都會替這種永恒規律作例證。」（註：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562頁。）

證明人類普遍的永恒規律的例證有哪些呢？維柯認為，歷史上的所有民族，無論是野蠻的還是文明的，無論時空上相隔多遠，他們都保持有三種習俗：宗教、婚姻儀式和葬禮。正因為有這三種共同的製度，各個民族紛繪複雜、變化多端的習俗，才表現出經常的一致性。

各民族都擁有宗教、婚姻儀式和葬禮制度，說明整個人類有著共同本性。然而，不同時代的人表現這些共同本性的方式，和對這些共同制度的認識卻不盡相同。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人表現人類本性的不同方式和對人類共同制度的不同認識，維柯把全部人類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和人的時代。這三個時代是先後銜接的，各民族均按照它們的順序向前演進。

神的時代是人類的童年時期，那時人類處於原始狀態，其本性屬於詩性的或創造性的自然本性，他們筋骨強壯，牙齒鋒利，與動物差別不大，在自然本性上是兇狠而殘暴的。原始人強於想像，不善推理，他們把自己創造人類事務的能力都歸於神，同時宗教也是能夠鉗制原始民族的殘暴野性的唯一手段。他們想像自身和一切規章制度都來源於神，相信一切事物都是由神創造的。

英雄時代脫胎於神的時代：原始人為了生存進行激烈的鬥爭，結果是勝利者成為主人，而失敗者變為奴隸。勝利者相信自己來源於天神，是神的後裔，憑借這種天然的高貴本性成為統治者，並在政治、經濟、法律、禮儀、語言上享有特權地位。

維柯強調人的時代的重要性。他認為，在人的時代，人才真正變成人，因為理性是人類真正特有的自然本性。這時，人的本性「是理智的，因而也是謙恭的、和善的和富於理性的，把良心(coscienza)、理性和責任視為法律」（註：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251.）。

在這個時代，平民通過反思終於認識到他們的本性與貴族的本性是同等的，人性是大家共同具有的，貴族沒有超出平民的特殊本性。在認識到這種真正的人性之後，他們便發覺英雄主義的虛妄，渴望得到與貴族平等的獲取功利和聲譽的權利。

人民日益不能容忍貴族的特權，他們不再聽信貴族高貴的神話，民眾創造的觀念逐漸成為語言的主流，人的時代就到來了。維柯對人的時代的描述，基本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人們在理智上的平等，人生來是自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成為社會的基本準則，等等。

人的時代是人的自然本性充分實現和發展的時代，可是，基本的創造力量卻屬於以前的社會，特別是第一個時代。創造性往往與想象、野性、沖動和勇氣相交織，而完善時常與理智、文雅、謹慎和遵循規範聯系在一起。因此，人的時代的繁榮也孕育某種危機。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人的創造力被日漸完美的規則所窒息，人們由沖動轉入安逸，再由安逸而腐化。

為了擺脫社會的腐化，歷史會表現出某種復演，人類似乎重新回到野蠻，轉入新的創造，重演神、英雄和凡人三個階段。這種回復最初往往表現為內部衰敗，然後是紛爭、沖突並陷入野蠻狀態，隨之被外部更年輕、更具野蠻活力的民族征服。譬如，西羅馬帝國被日耳曼人征服，從而使歐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當然，維柯在這裏呈現出某些循環論的特征，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維柯的循環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循環，而是不斷增長新質的生成過程。（註：參見韓震《西方歷史哲學導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2頁。）

綜上所述，維柯的新科學實質上就是關於人的本性及人自我創造和自我生成的科學。盡管維柯沒有能夠從方法論上解決人學和社會科學的模式，但是他畢竟提出了人類科學的可能性問題，並為實現這種可能性提供了一個堅實的信念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