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他那個時代的多數哲學家一樣，維柯也試圖對人類能力的界限作出界定。在討論人的本性和能力時，椎柯把想象力置於抽象思維之上。在他看來，想像力是人類創造力和實踐智慧之源，它與生命力的迸發密切相關聯。

維柯發現，各民族的創建者都具有詩人的本性，他們的思維是詩性的思維，詩性思維是與想像力聯系在一起的，它是整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共同具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斷。

（註：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頁。）維柯寫道：「在那些原始時代，一切對人類生活為必要的事物都須創造出，而創造是天才的特性。事實上……不僅是對生活為必要的事物，就連有用的，供安逸的，愉快的，甚至是奢侈的和過剩的事物，在希臘哲學家們出現之前都已創造出了。……

因此，最初的各族人民都是些人類的兒童，首先創造出各種藝術的世界，然後哲學家們在長期以後才來臨，所以可以看作各民族的老人們，他們才創造了各種科學的世界，因此，使人類達到完備。」顯然，在維柯看來，不是行動來自理智，而是理智源於行動；不是先知後行，而是先行後知。

在人類理智能力發展序列的每一個階段，想像力都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對青少年過早或過多地進行抽象思維訓練，就可能窒息人的理智發展動力。因此，人的行為不能按照一種抽象而固定不變的德行規則去評估。維柯還把這種人學觀貫徹到他的歷史觀中，他認為，人的能力自然發展與人類歷史的發展有結構上的類似性。

人的生成與發展

盡管維柯的全部工作就是為了確認人性的生成與發展，但是他對人性究竟是什麽的確沒有明確的論斷，他只是說人類有著共同的「心靈詞典」(mentaldictionary)。

一方面，維柯以此確認人類的共同本性，另一方面，他把這種本性歸結於上帝。在他看來，「整個人性都包含在上帝的同一性之中」（註：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12.）。對於人來說，人的確是人類事務的創造者，但是，對於上帝來說，人的「創造」是上帝創世活動的繼續。「上帝是所有運動的第一創造者」，人永遠跳不出天意的手掌。

維柯指出：「民族世界的工匠是人類意志，它服從神聖的建築師。可是，就本性而言，人類意志在特殊的人身上極其不確定，它是由人類智慧通過對人的全部特殊本性所共有的人類功用和需要作判斷來決定的。」（註：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66～152.）

他就此解釋了自然法觀念，在他看來，貫穿人類世界的自然法是一部穿越時間的永恒法律。但是，人類共同的本性和自然法都有一個歷史生成的過程：在人類之中埋藏有永恒正義的種子，它們隨著人類心靈根據其真實性從人類社會的童年時代逐漸發展，逐步成為得到證明的正義準則。

另外，維柯強調人類的基本共性。但是，他也承認，由於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歷史境遇，他們的發展過程也各自帶有不同的特點。「因為各民族人民確實由於地區氣候的差異而獲得了不同的特性，因此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習俗，所以他們有多少不同的本性和習俗，就產生出多少不同的語言。

因為憑上述他們特性的差異，他們就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人類生活中的同樣效用和必需，這樣就有同樣多的民族習俗興起來，大半彼此不同，有時甚至互相衝突，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語言，其原因就完全在此。一個明顯的憑證就是諺語。諺語都是人類生活的格言，各民族的諺語在實質上都大體相同，但表達的方式卻不一樣；有多少民族，就從多少不同角度去表達。」（註：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6頁。）

這就是說，人類在本性上是完全一致的，但不同民族對共同本性的表達方式卻是多種多樣的，在發展人類的共同本性的歷程中，每個民族都有著不同的發展方式和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