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結語：可能世界的詩學

符號學是意義之學，相應地，符號詩學乃是文學的意義之學。但符號學研究意義，與其他人文科學不同，它不直接「給出」意義，而是探測意義形成的機制。換言之，符號學不具體回答「意義是什麽」，而是解決「符號如何產生意義」。相應地，符號詩學只是探尋文學意義生成的原因，它是文學的方法論，不是認識論。符號詩學是通過對文學意義形成機制的不斷的方法論革命，去持續推動文學新知的產生。[59]因此，不是所有以符號學冠名的文學論述都是符號詩學，甚至個別以符號詩學指稱的，也不是。

近百年來，隨著符號學的演進，符號詩學關於文學意義的探究，粗略地走過了一條從意義在形式、意義在結構，到意義在模式、意義在解釋的道路，實現了從較為單純的文學符形學，到文學符義學，再到文學符用學，以及將三者打通，深入更為隱蔽的社會規約、文化慣例的跨越。誠然，符號詩學的最大夢想，也許是一勞永逸地打撈到文學意義生成的最終模式，或者說探明方法論上的終極成因，但誰知，那只舞動文學意義的看不見的手，被狡黠的上帝隱藏在人類或許永遠不能到達、只可無限趨近的地方，這意味著符號詩學有著不竭的動力與永遠無法窮盡的魅力。雅各布森、巴特、洛特曼們，各自收獲自己時代的戰利品，志滿意得或不無悵惘地隨夕陽西下，而東方初升的朝陽帶著一群新生的探索者，又踏上了那條不絕的征程。但前輩留下的遺產是厚重的，且具無窮的啟示意義。比如，從雅各布森符指過程分析六要素，到洛特曼符號「模式」與「交流」的兩重功能，再到艾柯關於符號「意指」與「交流」兩個系統的理論，層層深入地揭示出一個道理：符號與傳媒，猶如硬幣之兩面。正如傳媒學必然是符號學的，文學傳媒學也必然是符號詩學的。越到後來，越深入到今天這個時代的腹地，符號學、符號詩學中的傳媒面向，不僅被符號學家越來越重視，而且也會在符號學、符號詩學的研究中，越來越敞現出來，成為要害部門、學術重鎮。這里蘊含了符號學和符號詩學發展的無限生機與令人興奮的廣闊前景。[60]

既然符號詩學是文學意義的方法論，[61]因此它不直接處理文學符號與實在世界的關係，它把這塊地盤慷慨地留給了古老的文學認識論。這就決定了它不同於建基於認識論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甚至現代主義那樣的詩學。[62]它處理的是「符號事務」，「而一個符號並不是作為物理世界一部分的那種現實存在，而是具有一個『意義』。」「事物之於符號的區別」乃是「現實性與可能性之間的區別」，[63]就此而言，符號詩學是可能世界的詩學。對此，結構論符號詩學家托多羅夫有過一個很好的說明：「結構主義者的研究對象並不在於文學作品本身。他們所探索的是文學作品這種特殊的話語的各種特性。按照這種觀點，任何一部作品都被看成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抽象結構的體現，而具體作品只是各種可能的體現中的一個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講，結構主義這門科學所關心的不再是現實的文學，而是可能的文學。

換言之，它所關心的，是造成文學現象特征——文學性——的抽象性質。」[64]顯然，這個可能世界的詩學，還必須對文學符號這個特殊的可能世界的意義建構作出「猜想」，在一個相對於「實在」的「非在」中，尋找更深層次的「非在」：生成那個非在的意義的東西。這就意味著，符號詩學不是實在世界、經驗材料的「給予」，或者說符號詩學不是被給予的，「而是永遠在制造之中」。[65]這種「制造」充滿風險，任何一次探尋，都是一次歷險：它是假設的、推論的，甚或是皮爾斯、艾柯「試推法」的、「試錯法」的。但正是在這種歷險中，符號詩學給出了文學意義的多種「純粹的邏輯可能性」。我們需要這種可能性：它能充分自由地構造各種形式的符號詩學體系，以便給文學思維提供一切智力工具。也正是在這種歷險中，符號詩學建構了一個又一個文學意義的烏托邦。[66]我們需要這樣的烏托邦，因為「烏托邦的偉大使命就在於，它為可能性開拓了地盤以反對對當前現實事態的消極默認。正是這種符號思維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並賦予人以一種新的能力，一種善於不斷更新人類世界的能力」。[67]

正因為是歷險，符號詩學充滿陷阱，可供進一步查驗的問題不少。比如，符號詩學一不小心，就會淪為一般符號理論或文本理論，而忽略了作為文學理論的特殊性。再如，符號詩學關於文學符號、文學文本意義特性的猜想，依然深入不夠，還有大片處女地亟待開墾。再比如，當符號詩學遭遇「解釋論」的時候，一種危險就出現了：既然解釋就能出意義，其他關於文學意義的猜想是否就顯得多余？如是，作為意義之學的符號詩學，就有被自身消解的可能，其作為嚴格學科的價值亦會受到置疑。在這時，象皮爾斯、艾柯、趙毅衡等符號學家那樣，將「解釋」始終置於嚴格的符號學意義下操作，就不僅顯得至關重要，而且幾乎是「性命攸關」。

[59]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不認為由艾略特、瑞恰慈引導的美國新批評屬於「標準」的符號詩學，雖然它告訴我們文學的意義在文本，並給予了「語義分析」、「細讀法」等意義分析工具，卻沒有說明為什麽文學的意義就在「文本」，不在別處，更沒有完整地揭示出文學文本的意義生成機制。雖然瑞恰慈《意義的意義》對文本符號分析所作出的貢獻是如此的卓越。

[60] 四川大學2006即成立「符號學-傳媒學研究中心」，舉辦「符號學論壇」網站、《符號與傳媒》雜志，以及「符號學-傳媒學動態」電子期刊，可謂得風氣之先，引領學術前沿。

[61] 國人有輕方法論，重認識論的傾向。沒有方法，何來認識？

[62] 所以，凡是從認識論的角度去看待和評價符號詩學，哪怕是其中的概念，比如「形式」、「文學性」等，都不得要領。

[63] 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第72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64] 托多羅夫：《詩學》，趙毅衡編：《符號學文學論文集》，第190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65] 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第7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66] 列文就將洛特曼的《結構詩學講義》稱為「一本正統的獨一無二的充滿符號烏托邦的符號學著作」，轉引自張海燕的博士論文《洛特曼的文化符號詩學理論研究》，第13頁。

[67] 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第78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作者：唐小林  來源：《蘭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