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高評《春秋》筆削見義與傳統敘事學(8)

清人黃恩彤《三國書法》曾探論《三國誌》或書或不書、削略弗書等議題,頗具代表性,其言曰:「(裴松之)不知壽書之略,略所當略也。所引書,壽非不知之,特削而弗書耳,非脫漏也。史家之例,有書,有不書,一斷以義而已。今裴氏繁征博引,而寡所取義,非惟不知壽,亦不知史也。」(58)黃恩彤批評裴松之「繁征博引,而寡所取義」,則就史家對文獻之筆削去取而言之。說《三國誌》有簡略處、有刪削處,實即史家「或書」「或不書」之史例,亦即《春秋》或筆或削、或詳或略之書法表現。《三國誌》有據事直書者,有曲筆諱書者,或言或不言,或稱或不稱,或筆或削之際,藉此可見陳壽褒貶勸懲之史義。

清李漁序《三國誌演義》云:「《三國》一書,因陳壽一誌擴而為傳,仿佛《左氏》之傳《麟經》。」(59)羅貫中《三國誌演義》所演義者,為陳壽《三國誌》;猶《左傳》以歷史敘事,解釋《春秋》經,亦即所謂「以史傳經」(60)。舉凡能成一家之言者,必有筆削取舍於其間。

(二)筆削見義與《三國誌注》諸書之敘事書法

自《春秋》以下,史著所以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著作者獨斷之別識心裁,《孟子》稱為「義」;「有書,有不書,一斷以義」;或筆,或削,皆以「義」之別識心裁為依歸(61)。然而,「義」都不說破,往往見諸言外,自《春秋》以來,史書之編纂,要皆如此,朱熹早有提示。如何考求《春秋》史著之微辭隱義?元趙汸著《春秋屬辭》,闡發陳傅良之見,如前文所引,提出「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之法。或筆或削,互發其蘊,互顯其義,於是史義可得而考求之。其實,多不離「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趙汸《春秋屬辭》,為《春秋》筆削,提出上述四句經典之話語,以此類推,頗可作為解讀《三國誌》《三國誌注》「有書,有不書,一斷以義」之鑰匙。不妨下一轉語:「都不說破」之「義」,可藉由「有書,有不書」,或筆或削體現出來。

清金聖嘆批點第五才子書,談及閱讀《水滸傳》之方法,「全要胸中先有緣故」。所謂「胸中先有緣故」,即是先有立意、定義。《文心雕龍·章句》所謂「內義脈注」,《總術》所謂「乘一總萬,舉要治繁」(62)。此一提撕,對於吾人詮釋解讀史傳或小說,頗有啟發價值。其言曰:「看來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緣故。若有緣故時,便隨手所觸,都成妙筆;若無緣故時,直是無動手處,便作得來,也是嚼蠟。」(63)金聖嘆所稱「胸中先有緣故」,猶文同畫竹,必先成竹在胸;如作文,意在筆先(64)。「若有緣故時,便隨手所觸,都成妙筆」,此即前引劉熙載《藝概·文概》所言「主意定,則先此者為先經,後此者為後經,依此者為依經,錯此者為錯經」,《經義概》所云「經者,題也;先之、後之、依之、錯之者,文也」。清李漁《閑情偶寄·詞曲·立主腦曰》:「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65)就文學而言,可稱主意、主腦;就史學而言,相當於史義、史識、史觀、歷史哲學。正如前文所引方苞說義法,所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二語,足以概括無遺。「義以為經」,即是「胸中先有緣故」。試將《三國誌》《三國誌注》與相關史籍對讀參照,而後知陳壽、裴松之之《春秋》書法、史家筆法、文學敘事,乃至於傳統敘事之方法,已不疑而具。錢穆指出《三國誌注》之成書,與當時史學興盛有關(66)。逯耀東則以為「在本質上,仍然是從傳統的經學,蛻變而出」(67)。鄙意以為裴《注》之筆削史乘,當是經史會通轉化之體現。追本溯源,自是宗法《春秋》筆削見義之書法,而有所轉化、翻新。故《春秋》筆削之書法,不僅是史傳之先河,舉凡歷史敘事、文學敘事,多本此而衍化,而蛻變之。

(50)《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三,隱公十年,第15頁,總第41頁。

(51)陽與而陰奪之,陰與而陽奪之;正言若反,反言顯正。彼此矛盾逆折,相互沖激,此之謂詭詞謬稱。吳闿生:《左傳微》,莊公八年,臺北:中華書局,1970年,第39頁。參張高評:《〈史記〉忌諱敘事與〈春秋〉書法——以征伐匈奴之相關人事為例》,《嶺南學報》復刊第十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8-52頁。

(52)《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僖公元年「救邢」,《疏》:「謂雖文不與,其義實與,故言起文從實。」僖公二年「城楚丘」,《注》:「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疏》:「謂經文雖不與,當從其實理而與之。」文公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於邾婁」,《疏》:「僖元年救邢、城楚丘之經,悉是『實與而文不與』」,第2頁,總第120頁。參考張高評:《〈史記〉忌諱敘事與〈春秋〉書法——以征伐匈奴之相關人事為例》,第52-55頁。

(53)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三國誌多回護》,第75-76頁。

(54)黃恩彤:《鑒評別錄》附《三國書法》,《四庫未收書輯刊》第2輯第2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07頁。

(55)盧弼集解:《三國誌集解》卷三二《蜀書·先主傳》,第2-3頁,總第749-750頁。

(56)盧弼集解:《三國誌集解》卷一《魏書·武帝紀》,第8-11頁,總第23-25頁;卷二《魏書·文帝紀》,第1-3頁,總第86-87頁。

(57)董仲舒著,蘇輿義證:《春秋繁露義證》卷一六《祭義第七十六》,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第16頁,總第311頁。

58)黃恩彤:《鑒評別錄》附《三國書法》,第306頁。

(59)李漁:《三國誌演義·序》,陳曦鐘等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卷首,第35頁。

(60)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學生書局,1979年,第270-273頁。

(61)參看餘英時:《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7年,第188-199頁。

(62)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七《章句第三十四》,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571頁;卷九《總術第四十四》,第657頁。

(63)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法》,陳曦仲等輯校:《水滸傳(會評本)》卷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8頁。

(64)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一○《文與可篔筜谷偃竹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65-366頁。

(65)李漁:《閑情偶寄》,《李漁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9頁。

(66)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2001年,第101頁。

(67)逯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年,第4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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