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

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

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

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

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

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

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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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

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

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

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

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

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

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

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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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你好，梁老師，我在很久之前就聽您在演講中說到一個調查，調查很多年輕人的一個問卷，說到他會覺得自己越來越好，覺得這個時代會越來越壞。我想問您就是當下的社會現實和我們年輕人的思想，您有什麼一些新的想法？

梁文道：你問我怎麼看今天年輕人的思考方式，其實我不知道，我通常做，不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你，因為我並不能夠十分瞭解今天年輕人的思考方式。思考方式這個東西被人瞭解是要有一個表達的過程，或者要有很多的痕跡，是需要痕跡來認識的。這樣的東西我覺得我掌握得不是太充分，所以我不敢說，我每次說這種話都非常遲疑，所以我不夠材料去回答你的問題，好不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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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兩位好，最近我在看一個報導，有一批中國大陸人坐飛機去外國搶買奢侈品牌。還有一批人，可能也是大陸的，由於超市的雞蛋降價，也去搶。改革開放以後，貧富差距特別大，我不知道在台灣和香港對於大陸人是怎麼樣的看法，謝謝！

梁文道：我們是兩岸沙龍，今天是講文學的，我猜你大概看到有經驗匱乏的匱乏兩個字，有窮人的窮字，覺得我們應該是談貧富差距的，這個關鍵詞出現了差異。

駱以軍：我沒有看法，我不是在跟你打太極拳，台灣很多人給我貼了一個標籤說我是一個文學館派的小說家，我不是一個具觀型的小說家，其實在十五年前我就來過大陸幾次了，可是我真正進入到談論中國大陸是怎麼回事是這一兩年，可能是碰到文道、天心、唐諾他們，碰到一些從內地到香港去的朋友、知識分子，其實在這個過程我更多是聽眾。

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到大陸是我的蜜月旅行，我跟太太到南京的江心洲幫我父親帶美金給我大哥，我爸爸在那邊有生過孩子，我大哥現在已經可能快70歲了，當時我在打開眼看南京時是非常煽情的。南京機場一下來的時候我就想「天呢，這是南京機場嗎？怎麼好破爛啊？」

一出來就是一個泥土路，還有騾子車從我前面走過。我那時候也來北京，我記得飛機要降落的時候我很激動，我要降臨祖國的首都心臟了，那時候大概是九點多，結果一看是全黑的，突然很有宿殺之氣，這不是一個首都，這是一個王之城、兵刀之城。

譬如我也會跑甘肅，我記得有一次是跟一群台灣作家，有一個很前衛的作家，還有一個美國作家，那次是到西藏，整個車廂是供養的車廂，絕對禁煙，我們這些煙槍每到一個站，我們一定要下去在高原反應下抽幾口再回去。

因為我很害怕在那個包廂裡跟這些長輩講八卦、文壇的是非，我就自己拿書到餐車，我就發覺餐車裡面全部都在抽煙，包括隨車的公安也在抽煙，我就很開心，我也拿出煙來抽。

晚餐時間我們台灣團那些前輩就在那邊吃飯，隔壁桌有一群是東北來的爺們，喝高了，喝得很醉，拚命抽煙。我們那個團裡面的一個女的，以前是參加保釣的，是那種極紅的，很悍的，她就站起來說可不可以不要抽煙，那個爺們就拍桌子，就吵起來了，我們領導就過去跟他說「不要這樣，這裡面有外國作家跟港台作家。」結果那個爺們就摔酒瓶說，今天是「九一八」，外國作家港台作家就了不起嗎？這些前輩就把公安叫過來，其實我在那邊很尷尬。

很難講清楚，其實我不是批判，我在那個瞬間是一個蝙蝠，一方面我懂這個台灣女作家，她覺得有一個約定的界限，第一，這件事的風險已經大到它會爆炸，第二，我不需要你的二手煙。

第三，我發覺這個爺們動用到反制語言的時候，是用中國的民族主義，「九一八」東北被日本人侵犯了，你們這些台灣人為什麼可以享受比較高的地位或是跑來羞辱我們。我沒有能力談不代表我不想跟你談，如果是一個私下的場所，我反而很愛聽，我那天就感覺到北京的任何一個飯桌，任何不同的老中青的都超會講中南海內部的黑幕，我們台灣就特別少。

梁文道：對，所以駱以軍這幾天發現一個規律，每三個北京人裡有一個在中南海有人的。所以剛才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都不太能夠回答，以軍剛剛講的那個經歷我也常有，我在大陸寫評論、寫時事評論，直到今天還常常捱罵，因為我是香港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某些東西發表一些小小的看法，比如對某個作家的作品不欣賞，對某座建築物的設計有點疑問，甚至對某道菜不是太喜歡，而人家反擊我最常用到的邏輯是，你是香港人。由於你是香港人他就會講一大堆，香港是怎麼來的，當年被割讓的，為什麼被割讓？因為鴉片戰爭，最後的結論是你們這些港英餘孽。

中間整個邏輯是怎麼進行的我們從來都不知道，我也從來沒看懂，但是我也很習慣，我也很接受，反正大家罵我的時候都會這樣走一圈，好像圓明園是我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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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

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

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

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

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

鳳凰網讀書會

(作者梁文道:讀書人，媒體人，鳳凰衛視評論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及香港等地多份報刊專欄作者。轉載自:http://thehousenews.com/leung_man_tao/poor_and_ski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