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從[1]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 文
夏小燕 / 譯

當阿多諾在《新音樂的哲學》（Philosophie de la nouvelle musique）里冩到，“隨着質料（matériau）的解放，掌控它的可能性增大了”，我們知道這種解放增大了與音樂質料相關的更大能力的偶然性。是否這種增大的能力是被允許的而且/或者是合乎期盼的，阿多諾的話里沒有説明這一點。這是一個我們要提出的問題。問題是關於新興技術的發展在音樂上産生的可能性，這個問題也規定了對新興技術可以在聲音世界宣告的權利和願景（欲望）的思考和研究。

權利和願景並不必然就是人類同伴的，包括作曲家、演奏家、觀衆；它們也可以是質料或者聲音的權利和願景。在阿多諾的話里，“質料的解放”在我看來似乎是讓人從這個方面明白某事：音樂質料過去和現在都擁有把自己從以前忍受的某種監管里解放出來的權利和欲望。而阿多諾的話里包含的矛盾（否定辯証法的？）是：這種欲望和這種權利，一旦被宣告和認可，所以質料一旦被“解放”，聲音（如果確實事關它）就可以——從這個事實本身開始，而且會變本加厲地——陷入技術的控制之中。

然而，“技術”——阿多諾在《美學理論》里強調——是藝術的一個構建性面向。

“它（技術）這麼做，” 他冩道，“爲的是藝術作品要比一塊事實上存在的集塊岩更多，而這個‘更多’（plus）構建了藝術作品的內容。”（《美學理論》，第287 頁）

作品是而且必須一直是一個謎，但它也要呈現一個“同時既理性又抽象的”、“可確定的形象”。而這個形象就是技術。所以，質料，這里就是聲音，它曾經或者現在從什麼東西中“被解放” 呢？而且這個東西使技術對它施加更多的控制成爲“可能”（在這個詞的所有意義上説）。而這種“解放”，它源自、追隨、伴隨新興技術給聲音的這種“更多” 控制嗎？阿多諾提出的原則在這里是否就是：跨越音樂質料的欲望和權利，或者跨越自己的質料所具備的欲望和權利，它們的實現是與能力（即以理性方式規定這相同的質料）的增長成比例的嗎？換句話説：新興技術允許對音樂質料進行精細而且十分精細的分析（“理性而又抽象的” 分析），它們也允許音樂質料的解放嗎？

問題是可逆的。雙重允許要在兩種意義上來閱讀。第一種意義：質料與其更加可確定，還是更加自由。這一點不難理解和實踐。有很多的選擇可做，“自由” 隨着變化的增加而增多，而正是在變化增加的基礎上它才好與決定論一起行動。第二種意義：質料與其更加解放，還是更加可確定和可掌控。這一點看起來更難理解：除非在勒內·托姆展示的意義（即所有解釋和所有設定可用一種因果論詳細説明）里，所有確定性都在解釋的動作本身里蘊含着一種“因果論的破裂”。當物理學家展示和檢驗一條“法則”，或者如同人們所説的一項“結果” 時，他把計時器歸零並且把他認爲是相關的可變之物封閉在隔離系統不可跨越的假設界限之內，也就是説在那里其他可變之物被視爲是不相關的。在這個意義上説，結果的確定要求它的解放。而當這個可重復並且被調控的結果是在一個實驗配置里以及最終在一個儀器、一個“技術” 裝置里被獲取時，我們就明白：它在實踐上的掌控已預設它被隔離在“語境” 之外，而它的解放則首先在學者和工程師的知覺和思想里得到實現。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説：由於聲音可以被解放，因而技術可以掌控聲音。反之亦然。而這種愜意的相互性構建了原則上爲音樂和當代科技的相遇而開啟的第一可能性。

不過，一旦完成這個小小的學術練習，我就想圍繞兩極來闡述接下來的簡短思考。一極叫作Tonkunst[2]，聲音和/或音調之藝術，音樂在日耳曼語里的老名稱；而另一極，還是德語的Gehorsam，人們將之譯爲obéissance（服從），但是沒有保留hören（聽），這次字里包含着聽（écouter），準確地説應該將之譯爲obédience（聽從），或者當然更清晰地譯爲拉丁語audire（聽），某種如同prêter l’oreille à（側耳聽）的意思，也有avoir l’oreille de（得到某人的重視，被某人聽取）的意思，傾聽某種發出或者制造聲音或者音調的東西，這種東西發出聲響（tönt），它要求，它讓人聽從。

（2016-02-25 來源: douban 作者：雅克·朗西埃︱譯／藍江；選自讓-弗朗索瓦·利奧塔，《非人：漫談時間》，夏小燕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2019，226-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