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不可調和之物就是利奧塔所讀到的東西，對不可調和的確証，就是美學的最高成就，它完全顛覆了美學的元政治。當然，這種顛覆不能在“後現代主義”的範疇下來理解。在利奧塔的作品中，後現代不能作爲一種藝術或理論的旗幟，它頂多只能作爲一個描述性的範疇和一種診斷。

這個診斷具有一個根本作用：從政治解放中將藝術現代主義解脫出來，釋放出藝術是爲了讓藝術與另一種歷史敘事相關聯。利奧塔著名的對“宏大敘事”和“絶對的犧牲品”的駁斥，絶不意味着是他對細微敘事的諸多空間讓步，去親近多元文化的靈魂。它僅僅是“宏大敘事”和“絶對的犧牲品”的純粹而簡單的改變，按照這種改變，西方現代史不再被等同於無産階級解放的歷史，而是等同於猶太人被有計劃的滅絶的歷史。

利奧塔也談到了先鋒派，讓先鋒派去追溯將藝術生産同其對象、影像和商業娛樂區分開來的線索。但在這種情形中的藝術的“自律”不再是証明需要被消滅的異化的矛盾情景。藝術家們所生産的不再是矛盾的遊戲，他們所做的僅僅是對震驚的刻畫。震驚仍然是一種異化，但是一種無法超越的異化。雙重關係不再是創作的一部分。相反，它是一個前提的標誌，即從屬於可感物的前提的存在物的標誌：要麼從屬於強制着我們的感受，要麼就沒有這種感受，亦即死亡。如果藝術就是將自己同商業區分開來，這僅僅是爲了將商業消費所提供和承諾的東西，與聽從於大他者的規則的心靈原初的 “悲愴”對立起來。這就是爲了証明一個不可能減輕的異化，這種異化，任何試圖從中解放出來的意願，都會變成主人的意願，讓我們從消費的紙醉金迷的美夢般的生活中喚醒，而這只會將我們拋入到極權主義的命中注定的烏托邦之中。

所以，利奧塔的反讀康德，是一種最理所當然的抹除審美經驗的第一種政治解讀的企圖。他所要做的，就是抹除美學懸置和解放許諾之間的原初關係。他試圖一次性地將既不……也不……顛覆爲要麼……要麼……。

在這一點上，席勒以此標示出一種例外的感性經驗形式，相反，利奧塔要求我們讀出一種共同前提的簡單証據。與對主人形式的懸置不同，利奧塔要我們理解，我們受制於一個專橫跋扈的主人。席勒將美學上的雙重關係中的解放許諾，與“自由或死亡”革命性表達的切分對立起來。利奧塔通過顛倒爲自己的形式“奴役或死亡”，從而改變了這種雙重關係的切分。席勒自己在康德的基礎上，試圖找到主流統治的永恆與造反的野蠻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他重述了康德的觀念，按照這個觀念，審美經驗指出了其他東西：分別是理性合法性或一種感性共同體的形式。

利奧塔保留了符號的功能，但僅僅是爲了顛倒它。審美經驗成爲了人類受奴役心靈的經驗，心靈成爲了感性的奴隸，而且也首先在對感性依賴性的考察中，它受制於大他者的法則。例外感覺的震驚感，在康德那里，是自由的一個符號，在席勒那里，是解放的承諾，在利奧塔那里，完全是相反的東西，我們知道，這是一個依賴性的符號。它標誌着這樣一個事實，即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遵循自古以來的異化法則。如果先鋒派使命是不明確地重新刻畫出這個分割線，這是爲了消弭解放的噩夢。這使得審美異議的意義需要重新概括，要麼是一場災難，要麼是另一場災難：要麼是崇高的“災難”，要麼是相對於自古以來的大他者的法則在倫理上依賴性的“犧牲”宣言；要麼這場災難就是天生忘卻災難的災難，解放承諾的災難要麼走向納粹和蘇聯集中營中的野蠻，要麼是商業文化和傳播媒介的世界中的柔性的極權主義。 

因此，藝術仍然需要在元政治的劇情中來刻畫自己。但這個劇情的意義被完全反轉過來。藝術不再帶有任何承諾。爲了紀念阿多諾，它仍然被視爲一種“抵抗”形式。但這個詞已經具有全新的意義。抵抗僅僅是“大事物”的記憶，在業已冩就的字里行間中，在業已畫成的畫筆中，或在音樂的音質中，重新記述了從屬於大他者的法則。要麼聽從於強加於我們之上的大他者的法則，要麼縱情於自我的法則，讓我們受到商業文化的奴役。要麼是摩西的法則，要麼是麥當勞的法則，這就是崇高美學對於美學上的元政治的最後的言辭。無法確定的是，這種新的摩西法則，是否真的對立於麥當勞的法則。但另一方面，可以確定的是，在今天倫理學的名義下所實現的唯一法則下，它完成了對美學和政治的共同鎮壓[14]。

[14]這篇文章原版是英文版，是朗西埃在2002年3月美國伊利諾伊州的西北大學埃文斯通分校召開的“康德判斷力批判和政治思考”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會議論文。

（2016-02-25來源: douban 作者：雅克·朗西埃︱譯／藍江；選自讓-弗朗索瓦·利奧塔，《非人：漫談時間》，夏小燕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2019，226-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