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 : 何偉 Ho Wai（齊澤克學會）
校對 : 唐健 Kin Tong（齊澤克學會）

當巴迪歐主張民主是我們的戀物，這個陳述需要以精確的弗洛依德概念去理解，不只是指我們讓民主上升為不可觸摸的無上權威［untouchable Absolute］。"民主"是遮掩着那個構成社會場域----"不存在階級關係" ［there is no class relationship］這一事實、［直面］社會對抗［social antagonism］的創傷 ----的"欠缺"的最後一塊布幕。當面對壓制與剝削、殘酷的社會鬥爭的現實時，我們會說，"好吧，但我們還有民主!"，彷彿民主能夠保證我們解決或至少規範［階級］鬥爭、阻止它爆發。一個示範民主作為戀物的案例是由《塘鵝暗殺令》或《驚天大陰謀》［又名《絕對機密》、《大陰謀》］這類暢銷書跟電影大片所提供，故事裡一對平凡角色發現了牽涉到總統的醜聞，最終強逼他下台。在這些故事中貪污無處不在，但這類故事的意識形態衝擊就在它們樂觀的核心訊息 : 何等偉大的民主城市！在其中即使我與你這種普通人都能將地球上最有權勢的人物轟下台!

這就是為什麼用一個結合了社會主義與民主的名字去命名激進新政治運動是那麼不恰當 : 這個命名將現存世界秩序中最終極的戀物和一個模糊化這種激進運動的關鍵特徵的字眼結合在一起。今天，所有人都可以成為社會主義者［a socialist］，即使比爾蓋茲也不例外 : 只要他宣稱我們需要重視和諧社會的團結、公益、對窮人及被踐踏者的關懷。正如奧托魏寧格［Otto Weininger］在百多年前所說 : 社會主義屬於雅利安人，共產主義屬於猶太人。

今天，中國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模範案例。共產黨在中國參與了一場自我合法化的運動，這場運動推動以下三點 : 1） ［沒有形式民主的］共產黨的單獨統治就保證資本主義的成功； 2） 無神論共產黨的單獨統治就能保證真正的宗教自由； 3） 單靠持續的共產黨統治就能保證中國成為儒家保守價值主導的社會（社會和諧、愛國主義、道德秩序）。這些不是簡單的非理性悖論。理由如下 : 1） 沒有黨的穩定力量，資本主義的發展會爆發成為騷亂及抗議的大混亂； 2） 宗教派系爭鬥會干擾社會穩定性; 及3） 肆意的享樂-個人主義［hedonist individualism］會腐蝕社會和諧。第三點是關鍵的，因為藏在背景後面的是一種對西方"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及享樂-個人主義）的腐蝕性影響的恐懼。終極的敵人不是資本主義本身，而是無根的西方文化經由互聯網的自由流動威脅到中國。一定要以中國的愛國主義［為武器］跟它戰鬥；甚至宗教也需要被"中國化"［"sinicised"］以保證社會穩定。新疆的共產黨官員張春賢［Zhang Chunxian］近日說過當"敵對勢力"加緊滲透時，宗教必須在社會主義的控制下進行以利於經濟發展、社會和諧、道德團結以及國家統一 : "只有當一個人是好公民，才會是好信徒"［"Only when one is a good citizen can one be a good believer."］。

但這個宗教的"中國化"並不足夠 : 任何宗教，無論怎樣"中國化"，仍然會跟共產黨黨藉不相容。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通訊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主張，由於"共產黨成員不能信教是奠基性的意識形態原理"，黨員不會享有宗教自由的權利 : "中國市民擁有宗教信念的自由，但共產黨員跟一般市民不一樣; 他們是黨的意志的先鋒戰士"。將宗教信徒由黨內排除［這種做法］會怎樣幫助宗教自由?馬克思對1848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糾紛的分析可以為我們帶來啟示。處於統治地位的"秩序黨"（Party of Order）是由兩個保皇派——波旁（Bourbons）及奧爾良主義者（Orleanists）［所組成］的聯盟。這兩個黨派在當時（按照定義）不能在他們的保皇主義中找到共同的分母［譯按 : 一個雙方都願意共同支持的皇室］，這是由於一個人不能是"保皇派一般"［a royalist in general］［譯按 : 指"不支持任何皇室的保皇派"］，而只能是一個特定皇室的支持者，所以唯一一個使兩派團結的是在"共和制的隱形王國"的旗幟之下。換言之，成為"保皇派一般"的唯一方式是成為共和主義者。對宗教而言這也是真的。一個人不能是"信徒一般"［religious in general］ : 他只能相信一位特定的神或一群神，而不是其他的神［譯按 : 不同宗教的神是互相排斥的］。對團結宗教的所有的失敗嘗試顯示，成為"信徒一般"的唯一方法是在"無神論的隱形宗教"的旗幟之下。實質上，只有無神論政權可以保證宗教寬容 : 當這個無神論框架消失的那一刻，在不同宗教之間的派系鬥爭將會爆發。雖然原教旨伊斯蘭教徒全都攻擊無神的西方，但最壞的鬥爭卻在他們中間展開（伊斯蘭國［IS］集中殺害什葉派伊斯蘭教徒）。

然而，在對共產黨黨員的宗教信念的禁制之內有更深層的恐懼在運作。"如果黨員不信相任何事物，甚至是共產主義，這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是最好的"，斯洛文尼亞報紙Delo的負責中國新聞的記者Zorana Baković近日這樣寫道，"眾多黨員加入教會（絕大部份是新教教會）正正是因為他們的失望 : 即使是最微小的共產主義理想的痕跡都已經在今日的中國政治內消失"。

簡言之，真正深信的共產黨員對今天的中國的共產黨領導構成最嚴重的反對，這些反對者包括那些感到被資本主義肆意的腐蝕所背叛的、年老的、絕大多數是已退休的黨幹部，以及那些受"中國奇蹟"迫害的無產者［proletarians］ : 失去自己土地的農夫、失去工作及為了尋找生存意義而四處遊蕩的人，或是被富士康一類公司所剝削的工人。他們經常帶著寫有毛澤東的經典語句的標語牌參與大型抗議。這個由富經驗的幹部及沒有東西可失去的窮人所組成的組合是潛在的危機。中國不是一個擁有獨裁政權［authoritarian regime］的穩定國家，能夠保證和諧及使資本動力受到控制 : 每年有幾千起由工人、農夫及少數民族發動的叛亂需要被鎮壓。無怪乎官方宣傳無休止地談論和諧社會。這個堅持見證了相反的東西——隨時陷入混沌及混亂的威脅。人們應該在這裡應用史大林的詮釋學 : 由於官方媒體沒有公開地報告任何問題，所以探測它們的最可信方法是在國家宣傳中尋找過剩［excesses］——愈多和諧被慶祝，就代表愈多混沌及對抗存在。中國充滿社會對抗［antagonisms］和一直威脅要爆發的、勉強受控的不穩定事件。

只有以上背景下，一個人才能明白共產黨的宗教政治 : 對信念的恐懼實質上就是對共產主義"信念"的恐懼、對那些依然對共產主義的普世解放性訊息保持忠誠的人們的恐懼。在持續的意識形態運動中，我們無法看見任何對基本的階級對抗----在工人的抗議中變得明顯----的任何提及；也沒有提及"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威脅；所有的怒氣反而被導向外部敵人。中國社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黨委書記在2014年六月時寫道：

"某些西方國家，宣傳他們自己的價值為'普世價值'，以及主張他們對自由，民主及人權的詮釋是所有人也必須據之被量度的標準。當他們販賣他們的商品到這個星球的任何角落，並且或明或暗地搞"顏色革命"時，他們沒有付出代價。他們的目的是滲透，破壞以及推翻其他政權。國內外都有一些敵對勢力利用'普世價值'這個字眼去抹黑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他們策劃要用西方的價值系統來改變中國，目標是讓中國人民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且讓中國再一次成為某些已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文中有些指控是真實的，但是某些事實掩蓋了更廣泛的謊言。一個人當然不能亦不應相信西方強權對"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的頒佈 : 那種［西方］普世性是假的，隱藏著西方的意識形態偏見。但即使如此，以特殊替代方案，例如 儒學（"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來反對西方價值是否足夠呢？難道我們不是需要一個不同的普世主義，一個不同的普世解放性的計劃？在這裡，諷刺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是指擁有資本主義特徵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capitalist characteristics］，換言之將中國完全整合進全球市場的社會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普世性獲得完整保留，悄悄地被接受為唯一可行的［社會］框架；而動員儒家的和諧運動只是為了在伴隨全球資本主義的社會對抗爆發時加上鍋蓋。今天，［中國共產主義］只剩下儒家式的"民族色彩"： 一個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在其中愛國主義成為社會願景和視野，而內在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對抗則被投射到一個威脅社會和諧的外部敵人身上。中國共產黨在它的愛國宣傳中所推廣的----那個它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是"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又一個版本 : 沒有階級鬥爭的資本主義。

《Sinicisation》原文連結 : http://www.lrb.co.uk/v37/n14/slavoj-zizek/sinicisation

圖片為《倫敦書評》第37期(2015-07-16)的封面，該期收錄了《中國化》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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