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賈克·洪席耶的著作紛紛被譯成中文，其中有其代表作《歧義》。洪席耶在書中提及要關注“無份者之份”，即共同體中沒被視作持有者的份額。類似的概念延伸到洪席耶的史學論述中，這裏不能不提最近被譯成中文的《歷史之名》，一如《歧義》，洪席耶在《歷史之名》中要評判的不單有傳統史學概念，還有成為學術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念，這裏指的是在法國學術界長期執牛耳的年鑒學派。

與傳統史學著重人物事跡和歷史事件的方向相反，年鑒學派深受社會科學影響，刻意忽視歷史上的有名者和事件，側重於地區統計、人口、經濟數據、社會生活等資料，展現不受傳統重視的歷史另一面。洪席耶認為傳統史學和年鑒學派所開創的歷史科學同樣忽略了歷史上的無名者，雖然年鑒學派以長時段和地區（如地中海世界）作為歷史研究的空間，以圖展現大眾所屬的社會心態和生活，但仍不過是史家的抽象觀念。

轉換一個說法，這些觀念亦不過是一些字詞（mots），它被史家認為能表述某些與生活相關的事物，但不同史家對同一字詞有不同的用法，此所謂作者所說的“同名異義”（homonymie）的問題，在此所謂“同名”或“歷史之名”中的“名”，原文就是mots，即名詞、詞語。洪席耶這本著作很容易令人想起福柯的《詞與物》，它們都針對字詞被運用時的意義與運用者背後的意圖（或權力機制），而《歷史之名》令洪席耶的讀者費解之處在於，這位哲學家為何觸及歷史書寫的問題。中譯本導讀作者卻告訴我們，對於指出“感性分享”以挑戰傳統感性經驗觀的洪席耶來說，涉足非其本科的史學問題有重大的學術政治意義。

一如導讀作者所說，洪席耶表面上指出年鑒學派的新歷史觀不過是另一種“同名異義”的字詞遊戲，可是一切學術研究又何嘗不是如此？即便如此，亦無礙洪席耶贊揚“新歷史”為一場革命。在本書中，洪席耶就用一種高度個人化的研究視角，以年鑒學派宗師布羅岱爾的大作《地中海與菲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為研究文本。這部標誌年鑒學派研究方式的經典之作，其標題說明其史學研究以一個特定時間和特定空間作為定位，前者“菲力普二世時代”顯示出布羅岱爾與傳統史學仍有某種程度的聯系，後者“地中海”則全然是年鑒學派或布羅岱爾自己的全新概念：以一開放地域為研究範圍。

新歷史與傳統史學最大的分別，在於它摒棄了具文學色彩的敘事方式，采納科學方法以將自己改換成一種歷史科學，但在這種科學面具下，史家借用“同名異義”的方法重新運用史學的語言。洪席耶認為史家現在可運用嚴謹的關聯和統計，顯露社會裏隱藏的階序，以易讀的敘事方式寫出來讓大眾讀者得以閱讀，在管制與革命對立的民主時代中，讓歷史變成人人可讀的敘事。洪席耶的切入點是西班牙與葡萄牙國王菲力普二世之死，如果這是一種純粹的歷史科學的話，以國王之死作為全書的結束則難免有違客觀科學立場，所以這明顯是布羅岱爾的筆法。以國王之死的終結暗示世界的中心從地中海移向了大西洋，亦同樣暗示從君主王權過渡到人民主權的政治革命，洪席耶引用布羅岱爾說明了史家希望透過敘述國王之死為文藝復興以後的“窮人的文藝復興”揭開序幕。

接著洪席耶將霍布斯《利維坦》中的人民主權與布羅岱爾筆下國王身體的死亡作對比，就更突顯當中的政治涵義，因為《利維坦》正好將國王的身體視為國民主權的象征，與傳統王權有別。在第二章，洪席耶筆鋒一轉，出人意表地對比古羅馬史家塔西陀與法國大革命的英國史家科班對兵變和大革命的敘述。塔西陀借士兵伯森尼亞斯之口說出了一點也不像平民聲音、卻鼓動革命的言辭，這種聲音不屬於當時造反士兵的場所，它至多只能客觀地描述出士兵造反的理由。

然而塔西陀這種修辭正好讓洪席耶從史學中思考知識詩學的問題，因為史學不單只有冷冰冰的事實和數據，史家描述、議論和轉述人物說話所用的修辭，也能提供文學的娛樂。古典史家之筆恰好反映出革命史學對革命作過度詮釋的欲望，不管是科班的《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詮釋》，抑或馬提斯或索布爾這些法國史家的革命史著作，都有這種毛病，作者說“這種詮釋已經想要以事物代替字詞，但是在這種運作同時，它讓自己為字詞所陷。”其實法國當代革命史學已淪為以一大堆富有馬克思主義史觀的社會名詞，將法國大革命重述一次，但在權力的空當中，革命引發了一次創新的替代。

洪席耶說這次替代是由一種新的革命史學代替了從“皇家經驗主義”出發的歷史故紙堆，這種革命史學的創先河者是用全新筆觸，謳唱大革命的浪漫主義史家米什萊。本來在歷史敘述中，平民大眾往往是沈默的，雖然他們渴望以書寫和說話描述自己、言說他人。只有史家能讓他們有這樣的機會，不管是塔西陀抑或革命史家。洪席耶想要表示，正如在伯森尼阿斯煽動兵變時的羅馬帝國，或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時的法國社會，這個權力的空檔，正好讓民眾發聲，而新的史家也采取一種嶄新的知識詩學展現民眾和社會的面貌。

洪席耶的用語一向晦澀，但梳理歷史文本時，讀者不難感受到沈默大眾的氣息，《歧義》如是，《歷史之名》亦如是。《歷史之名》是洪席耶的早期著作，洪席耶不是職業史家，他探討史學方法的目的，一如他研究現代美學的目的，是為了探討大眾時代不被言說或書寫的感性經驗。不過，其後洪席耶寫了不少重現平民感性面貌的歷史著作，如《無產者之夜》、《智識者及其人民》等，都可以說是擴展了《歷史之名》對書寫平民歷史的構想。（2015-02-03 晶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