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井正

比起“經濟重創”，如何“自保”才是問題

今天的我們正處於世界的風暴中心，就像一艘既丟掉指南針又失去舵的遇難船只，只能坐以待斃。我真擔心，如果長此以往，這個國家可能會徹底消失。

冷戰結束後，由於民族對立以及宗教對立，世界陷入了各類紛爭和恐怖事件愈演愈烈的境地，政治局面越發混亂。而經濟上，由於人才、物品、資金、信息已經能夠迅速跨越國境線，隨著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一躍成為世界舞臺上的主角。

整個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化著。然而日本卻依然躲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仿佛完全放棄了積極適應環境巨變的努力。我將這樣的境況稱為“仿徨的遇難船只”。眾所周知，日本在遭遇了泡沫經濟崩潰的重創後沒能東山再起，這直接導致了日本人的“自信喪失”。可是，如今的這種狀況似乎也不能完全歸咎於此。

與之相反，我認為是“自信”的過剩（只是日本人的錯覺）造成了這一局面。這種自信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其一，即便遭遇了泡沫經濟崩潰的滅頂之災，日本的GDP（國內生產總值）依然維持著世界第二位的水平，從而產生了樂觀情緒。其二，只要依靠國家的經濟政策，金錢就如泉水般源源不斷地湧出，與公共事業沾邊的人們可以換得一時的喘息空間，因此產生了惰性，換句話說，這也可能是從自保的思想衍生出來的產物。

泡沫經濟崩潰後，“病入膏肓”的國家怎樣才能恢復健康的體魄呢？政府對本應采用外科手術摘除的病竈置之不理，也根本沒將自己置身於全球化的浪潮中去思考解決問題的處方，只是不斷往傷口上貼一個名為“緊急經濟對策”的創可貼，而不幸的是，國民居然也對此持贊成的態度。

如此一來，二十年間日本的病情不斷加重，現已成為危及生命的重病。

比如說，日本正面臨著超過900萬億日元的全球最大規模的公共債務。這樣一來債務占GDP的比例達到了200%，這一數值十分異常，甚至比在經濟危機中引發大混亂的希臘的120%還要高出許多。

日本已經陷入不得不為“國家破產”而擔憂的恐懼之中。事已至此，政治家首要的義務本應是全力以赴，優先進行財政重建，盡快將異常的數值降下來。可是這個國家的領袖們卻盡做些與之完全相反的事情。

為實現兒童福利補貼、農民個體所得補償、高速公路免費化，政府到處撒錢，愚蠢行為逐步升級，甚至為此提出了超出稅收兩倍的巨額預算，不足的部分則通過發行龐大的國債來補足。對此，除了稱其為不負責任至極，我找不到其他合適的詞匯。

即便明知道會受到國民的強烈批判，日本政府也應該將現狀不加隱瞞地對國民進行說明，下一劑猛藥徹底改變現狀，並將隨後可觀的前景及希望展示給大家。“國家已下定決心要徹底清除傷口中的膿，希望全體國民也做好出血的準備，並稍作忍耐”，或是“如果能夠徹底執行這些政策，日本必定可以復活”。我十分希望看到，政府能做出如上的強勢宣言，表現出破釜沈舟的決心。

“非常厭惡政治”的我為何要發言

迄今為止，我幾乎從未做過任何政治性的發言。

首先是因為我從不認為自己有這樣的能力。而“優衣庫”（UNIQLO）這一品牌，一直以來廣受大家喜愛，作為總經理的我，唯恐自己一旦發言，就會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註，結果可能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而且，我是商業圈的人。作為一個商人，如果要我做政治性的發言，老實說還是有一絲躊躇的。

但是，我如今為何要在這本書中談論政治與國家呢？那是因為日本的危機已日益嚴重，我已經不能夠再這樣沈默下去了！況且，對此閉口不言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在本書中與我展開討論的大前研一先生，是能夠正視日本所面臨的危機的、直言不諱的少數人之一。於是，在與大前先生進行多次商討之後，我終於下定決心，說一些我所知的範圍內必須要說的話。

一開始之所以拒絕，是因為我本來對政治非常反感。

政治家們嘴上說得好聽，但如果追蹤他們的發言，我們就會發現，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實際行動。特別在國會中，不是言行不一，就是發言本身忽東忽西地變來變去，再不就是說話不算話……總之就是沒有任何結果。

因此我從不和政治家接觸，至今也一直貫徹著跟政治保持距離的宗旨。

有趣的是，在我執筆這本書期間成為首相的菅直人先生，他的故鄉正是我的出生地——山口縣宇部市。這個地方向來對政治有著強烈的關注，我可以說是從小就開始接觸政治世界。

我的父親在當地經營了一個主營男士服飾的小店，這個小店正是迅銷的起點。父親經營這個小店的同時，還開了一個與服裝毫無關聯的建築公司。說得難聽一點，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個“包工頭”。父親很樂於助人，但脾氣暴躁，由於我非常討厭被他訓斥，因此也盡量避免和他碰面。

那個時代，不論企業家之間的商談，還是政治人物之間的溝通，人情還起著重大作用。精通人情世故的父親，也身兼從當地選出的國會議員後援會會長的職責。我至今仍記得這樣的光景，每到投票日臨近的時候，從投票前一周開始，公司就會休息，所有的職員都要去為選舉服務。

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我，反倒於無意識之中深深植下了對政治的厭惡。

我到東京讀大學的時候，正是學生運動盛行的20世紀60年代後期。由於學生罷課的緣故，約有一年半的時間，整個大學都處在封鎖狀態之下。因此，那時的我幾乎就沒去過學校。但即便如此我也沒有參加學生運動。那時的我正是大家所謂的不問政事的人。

為何學生運動沒能引起我的共鳴呢？主要是因為那些煽動性的演講千篇一律，不具備任何具體內容和實際意義，既沒有下定決心改變一切的氣魄，也沒有任何實際的行動。更何況，他們所采取的暴力示威的形式，比如設置路障、頭戴鋼盔、手持棍棒示威之類，跟我的性格也是背道而馳的。

這樣一個“意誌堅定”的不問政事的人，現在居然要就政治這一話題進行發言。僅從這一點上來看，想必也足以表明我的決心了吧。

恐懼風險才是最大的風險

與大前先生的初次相遇，我記得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當時的我正在為迅銷公司的上市與否而煩惱。由大前先生主管的一家商業學校邀請我去擔任講師，這成為我們相識的契機。在多次的會面中，大前先生的思想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他十分為國家的現狀擔憂，認為國人應該放眼全球，並在此基礎上，為這個國家設計一幅全新的藍圖。於是我經常就各種問題向大前先生請教，並獲益良多。優衣庫初次進軍海外的時候，我也請教過大前先生的意見。這是2000年於倫敦設立分公司之前的事情。

大前先生的著作，一直鼓勵日本企業和國民積極地進軍海外。盡管如此，當我去找他商量的時候，他卻對我說：“優衣庫現在進軍海外還為時尚早，如果執意開發海外市場的話，一定會失敗。請你慎重考慮。”這一幕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大前先生的反對理由是，日本零售業至今沒有成功進軍海外的例子，但我卻無視他的忠告，一意孤行。

果然不出大前先生所料，這次嘗試以“失敗”收場。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當時進軍海外這一決定並非完全錯誤。因為在進軍海外接受種種磨煉的過程中，在國內由於主觀原因而無法看清的問題，例如我國在世界上處於一個怎樣的位置，海外諸國都是怎樣看待我國的等等，終於逐漸清晰了起來。

從倫敦的失敗中吸取的教訓，也對我們之後進軍中國、韓國、美國、法國、新加坡市場的成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不僅僅我們公司是這樣，無論對哪個領域，哪個企業來說，道理都是共通的，不挑戰就不可能獲得成功，不經歷風雨，又怎能見彩虹？

回想當初，我二十五歲那年的一天，父親突然將公司的存折和印章交給了我，對我說：“趁我還有精力重建公司，與其以後交給你被你弄垮，不如現在給你。如果要把它弄垮，就趁早吧！”就這樣將經營的重任給了我。被父親這樣一說，我反倒暗下決心，抱著“絕對不能讓公司垮在我的手上”、“我已經無路可退”、“成敗在此一舉”等想法，破釜沈舟，一心一意地撲在了事業上。

如果企業家們一味地畏懼風險，只想著怎樣規避風險，肯定會一事無成。況且一家企業經營得再好，零風險這種事情也是絕對不可能的。更何況，在現今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任何一點小變化都可以稱為風險。其中最可怕的風險，就是為求安穩而一心維持現狀，或因為懼怕風險而不敢出手。

“自我否定”比“自我肯定”更必要

我學生時代的綽號叫作“山川”。因為別人說“山”時，我一定要唱反調說“川”，由於這個乖僻的性格，我才有了這樣一個綽號。正因為我這個人如此別扭，即便在公司的各項發展都非常順利的時期，我也會經常問自己，“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麽呢？”“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呢？”這種“自我否定”已經成了我的一個習慣。

人也好，企業也好，如果將“自我肯定”的習慣長期地保持下去，就會和時代脫節。比如說，去年賣得好的產品今年並不一定也賣得好，但習慣“自我肯定”的人卻容易認為今年肯定也會熱賣。因此我認為，越是在成功的時候，“自我否定”越加重要。

我們這個國家不也是這樣嗎？即便“閉關鎖國”也餓不著，這種想法正是日本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後產生的。貧困國家很難“閉關鎖國”。反觀日本，在收獲經濟上的巨大成功之後，便甘於自我滿足，為追求所謂的安定選擇了一條保守的道路。可以說，正是日本拋棄了不懈的自我否定，一直以來都沈醉於美好的自我滿足當中，才最終招來了今日的低迷。跟不上時代步伐的後果是，即便昨天的勝利者，今天也不得不面臨一敗塗地的命運。

非常遺憾，縱觀日本現狀，樂觀的論調我一句也說不出口。事實上，國家已經陷入了絕境。不過，我也不想在這裏重復悲觀的老生常談。

我想說的是：“如今全體國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就是，國家已經退到了懸崖邊上，完全無路可退了。”有了這一覺悟，我們才能下定決心，痛改前非。如果因為懼怕風險而不敢迎接挑戰，那就只能坐以待斃。

我還想勸誡大家，“不要依賴國家，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對於我這樣的人，誇海口是汗顏之至的，但我還是要說，人生只有一次。如果不能自己做主角，全力以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生命落幕的時候，就要追悔莫及了。

“少子化”是指在一些發達國家出現的由於生育率下降，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的現象。近年來，我國一些專家也認為中國（至少是部分發達地區）已經出現了少子化的現象——譯註、高齡化使得日本社會的“老齡化”進程不斷加速；另一方面，信息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讓世界越來越小，人類迎來了到處可以辦公的時代。外面的世界有著更為廣闊的天地，可以任人大顯身手，我十分不願看到日本人（特別是年輕人）自己關上通向外界的機會之門。將本書的題目定為“放膽去闖”，也是源於這個理由。

我期待，我和大前先生在本書中的討論，可以成為國家及人民改變的原動力。第一章陷入絕境卻依然天真的國人大前研一“失去的二十年”裏國民財產蒸發掉300萬億。

走在衰退之路上的國家

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經濟停滯不前，被稱為“失去的十年”（The Lost Decade）。可即便在那以後，低迷的狀況依然持續，如今已經是“失去的二十年”了。

《日本正處於即將迎來第三個“失去的十年”的危機之中》（Japan Risks a 3rd Lost Decade）——其實這一事實無須等到美國《華爾街日報》（2010年1月4日）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日本正站在第三個“失去的十年”的入口，經濟狀況看不到一絲好轉的跡象。

在這“失去的二十年”中，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中國、巴西、印度等新興國家實現了高速的成長，世界從美國一國“稱霸”逐漸開始向“多極化”發展。即便是長期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頭銜自豪的日本，也終於不得不將這個寶座拱手讓給中國。

在日本的泡沫經濟到達頂峰的1989年，中國的GDP才勉強達到九州的規模。可是就在這短短二十年間，中國一口氣超越了日本。

政府輕松平常地發表了如下言論，2002年2月以後的日本經濟正處於“超越了伊奘諾景氣”，伊奘諾是日本神話中開天辟地的神祇，他與妹妹伊奘冉被視為第七代的兄妹神祇，是日本諸島、諸神的創造者。伊奘諾景氣指的是日本經濟史上自1965年到1970年間連續五年的經濟增長時期，是戰後最長的經濟增長的時期。但也是在這個時期，日本的人均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被加拿大、德國、法國超越了。

而被認為是日本代名詞的“貿易立國”，也亮起了紅燈。2008年度，在久違了二十八年後，日本再次出現了貿易逆差的現象。

長年來，日本不斷與匯價不斷攀高的噩夢和泡沫經濟的破滅進行對抗，這期間，拜貿易順差所賜，外匯儲備量不斷增長，可這一切卻止步於2005年。即便在外匯儲各方面，中國也已經超越了日本坐上了世界第一的寶座。政府至今一直表明要擴充重要港口，可實際上輸出量反倒減少了，東京、橫濱、神戶等港口，甚至已經被擠出了世界前二十名港口的行列。

在被稱為日本生命線的貿易領域，赤字現象又是如何產生的呢？這既與由雷曼兄弟倒閉而引爆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無關，也不是原油價格不斷走高的原因。主要是日本國內生產的工業制品失去了國際競爭力導致的。如今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工費用，嚴格的規章制度等不僅導致了日本的眾多制造商離開了國內，向國外尋求發展，還將日本變成了那些已經在中國、泰國、越南等地立足的日資企業制品的進口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