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崛起三個非經濟因素

文化創造和政府分權、文化開放、文化人獨立這三個非經濟因素更為相關。三個因素中存在其中一個，可以決定文化創造的出現。

分權和開放導致文化的崛起，這是中國歷史的經驗。歷史上，每次分權狀態出現，尤其是皇權衰落的時候，文化倒是呈現出復興的情景。

今天的人們並不希望通過國家政權衰落來獲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們大多希望國家政權的強大。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的支撐。但分權和文化崛起之間的關系，的確說明了國家政權什麽該管、什麽不該管的問題。

中央集權和文化衰落也沒有必然的聯系。明朝的集權模式導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權模式則走向了文化崛起。為什麽？一是不同的集權模式，二是開放。明朝政權深入文化領域，國家政權掌控了文化，同時明朝又實行文化上的"閉關鎖國"。

（Feature Photo： Heaven Temple by Zi Yang， http://500px.com/yangzhi）

唐朝國家政權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領域，唐朝的文化領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會"。同時，唐朝是一個開放的帝國，在文化全面向外開放的同時，能夠把外來的文化整合進自身的主體文化。

一個更為關鍵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獨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獨立的，沒有什麽因素，包括專制和貧窮，可以阻止文化的創造。俄國是典型的例子。無論是沙皇還是共產主義專制，都沒有阻止俄國知識分子的知識創造。

俄國知識分子在專制下創造出輝煌的文學藝術、哲學思想。中國的文化人沒能在專制下進行文化創造，與文化人對政府的高度依賴有關。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西方稱之為"知識分子"的群體，即把思維創造作為終生職業的社會群體。

很顯然，要實現中國文化崛起，關鍵在於調整政治和文化的關系。政府從來就不是文化創造的主體。要政府來創造文化純屬烏托邦。這並不是說政府和文化創造沒有任何關系。恰恰相反。在中國的環境中，政府決定了文化創造的成敗：

第一是政府權力的邊界。唐朝的政府邊界沒有對文化創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則扼殺了文化創造。今天中國的政府邊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權力涉足到文化領域的每一個角落。

多年來，這些部門沒有實質性的改革，淪落成為一種簡單的控制機制。政治權力對文化領域的全覆蓋，也導致了文化領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創新基因完全不可能。

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麽和反對什麽，都會對文化崛起產生深刻的影響。在國際層面，政府的政策在於開放還是封閉。開放導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閉導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

中國的現象是，政府太多的資源被用於控制，太少的資源用於創新。即使投入創新的資源，也是政府認可的文化領域。但現實是，在任何社會，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創新。

在中國最荒唐的現象是，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支持經常走向反面，導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業的衰落。佛教領域是典型的例子。無論從政策上還是資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發展，結果導致了佛教內部的大面積的腐敗。文藝、文學等文化領域也同樣。

其實，政府的支持使得這些領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邏輯很簡單：一旦這些群體可以通過依附政府生存，他們就失去了進步的動力，結果必然是衰敗。其他國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業，但一定是通過放權讓專業人士來做。這種放權的方法不見得會導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會導向衰落。在中國，政府也會放權，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過政治方法來達到政治目的。

政府和文化之間的關係，導致了雙輸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導致大部分人對政府高度依賴，結果便是文化的衰落。對那些想保持一些獨立性的 文化人，要生存和發展，唯一的辦法就是和政府對抗，造就了另外一種與政府相對立的文化，也是一種過分政治化的文化。

挑戰政治現狀成了這個群體文化創新的重 要資源。很容易理解，這樣的文化創新（無論是宗教還是藝術和文學）在中國本身不被政府接受，還會經常受到排擠，而在西方則被人們所叫好，把此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崛起。

如果從一個客觀立場來看，無論是政府自己所從事的文化創造，還是為了反政治現狀而從事的文化創造，都很難走向文化的崛起。

實際上，無論是政府方面的政治化，還是反政治現狀的政治化，都在最大限度上制約着中國的文化崛起。政治本來應當只是社會的很小一部分，社會大部分空間是非政治性的。即使是集權和專制，只要政治權力具有邊界，文化創造仍然具有巨大的創造空間。

毋庸置疑，如果中國要走唐朝崛起之路而避免明朝崛起之路，唯一的辦法就是進行文化體制改革，把文化從政治中解放出來，從官僚體制中解放出來，把文化人從政治官僚過程中解放出來。

只有"把權力關在籠子里"，中國的文化才能崛起。

作者鄭永年，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