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個超現實的新中國為號召，當然凡有志和有熱情的中國人皆會趨之，理所當然，厚非者大多是事後諸葛亮，人人可做的。

這個超現實，也是一種現代的意思，中國的頭腦們從晚清開始的一門心思，就是為迅速變中國為一個現代國家著急。凡是標明“現代”的一切觀念，都像車票，要搭“現代”這趟車，不買票是不能上的。

看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國，你就能由直觀覺出現實與觀念有多大差距，你會問，現代在哪裏？超出了多少現實？走馬觀花，下車伊始就可以，不必調查研究，大家都不是笨人。

但是，看一九六六年的中國，你可能會在“藝術”上產生現代的錯覺。

六六年六七年的“紅海洋”、“語錄”歌、“忠”字舞，無一不是觀念藝術。

想想《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可以譜上曲唱，不靠觀念，休想做得出來。你現在請中國最前衛的作曲家為現在隨便哪天的《人民日報》社論譜個曲，不服氣的盡管試試。

李劫夫是中國當代最前衛的觀念作曲家。

 “紅海洋”也比後來的“地景藝術”早了十年，毛主席像章可算做非商業社會的“普普藝術”吧。

六六年秋天我在北京前門外大街看到一面墻壁紅底上寫紅字，二十年後，八六年不靠觀念是搞不出來的，當時卻很輕易，當然靠的毛澤東的觀念，靠的是“解放全人類”的觀念。

凡屬觀念，一線之差，易為荒謬。比如“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觀念認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這樣一種超現實國家的觀念與努力，近十多年來，很多中國人不斷在批判。

當然不少人的批判，還不是“批判”這個詞的原義，很像困狠了的一個哈欠，累久了的一個懶腰。

我呢，倒很看重這個哈欠或懶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