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訪問東盟國家時提出來的。

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自秦漢時期開通以來，一直是溝通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而東南亞地區自古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和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基於歷史，著眼中國與東盟建立戰略夥伴十周年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為進一步深化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構建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為雙方乃至本地區人民的福祉而提出的戰略構想。

同時，“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我國在世界格局發生復雜變化的當前，主動創造合作、和平、和諧的對外合作環境的有力手段，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創造良好的機遇和外部環境。

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抓緊規劃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歷史背景

海洋是各國經貿文化交流的天然紐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全球政治、貿易格局不斷變化形勢下，中國連接世界的新型貿易之路，其核心價值是通道價值和戰略安全。尤其在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合縱連橫的背景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和拓展無疑將大大增強中國的戰略安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上海自貿區，高鐵戰略等都是基於這個大背景下提出的。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合作夥伴並不僅限與東盟，而是以點帶線，以線帶面，增進同沿邊國家和地區的交往，將串起連通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各大經濟板塊的市場鏈，發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戰略合作經濟帶，以亞歐非經濟貿易一體化為發展的長期目標。由於東盟地處海上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和必經之地，將是新海絲戰略的首要發展目標，而中國和東盟有著廣泛的政治基礎，堅實的經濟基礎，21世紀海絲戰略符合雙方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

自2003年中國與東盟建立戰略夥伴關系以來，攜手開創了“黃金十年”。中國東盟博覽會連續舉辦十年，以點，逐漸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領域延拓，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抗擊重大災害中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形成了合作交流的良好局面。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中國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以自貿區升級為標誌，關系已進入成熟期，合作已進入快車道。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作為重要推力和載體，將從規模和內涵上進一步提升雙方貿易政治關系。

隨著美國經濟模式向出口推動型轉變，亞太多國均面臨出口市場萎縮的巨大壓力，加快建設中國東盟自貿區已成為共識。

影響分析

國際影響：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雖存在一些風險和挑戰，但沿線國家加強與中國合作是大勢所趨。實施策略將從現有區域合作機制著手，把這些國家和地區串聯起來，搭建戰略平臺，攜手重現海上絲綢之路繁榮，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共同富強。不僅保證了中國的國際戰略安全，並能讓沿線國家和中國互惠互利共贏。

國內影響：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是我國深化改革，產業升級的一個強大驅動力。同時，通過開辟這一通道，人才、技術、資金等市場要素的交流渠道將得到更大拓展，將大大彌補我國在創新意識和某些領域的短板不足，從而為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導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突破點。其中上海自由貿易區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能否成功的先導。

上海自貿區的試驗將對國家戰略層面的“兩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推動產生深遠影響，因為無論之於長江經濟帶，還是之於絲綢之路經濟帶或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海均處於核心要沖位置，故而經由上海自貿區的試驗從而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進一步夯實，讓上海在“兩帶一路”國家戰略中發揮畫龍點睛作用。但是，從“兩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全局著眼，僅僅憑借上海自貿區一個節點，是很難支撐起“兩帶一路”國家戰略所涉及到的廣闊半徑。這是因為，長三角經濟涉及到上海、江蘇、湖北、重慶等9省2市，而絲綢之路經濟帶則拓寬至我國西部地區和西亞各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更是延伸至我國和東盟十國。

上海自貿區的樣板示範效應，將遠遠大於其對區域經濟的拉動效應。正是基於此，上海自貿區把制度創新作為核心任務，以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成果為著力點，在上海自貿區“試驗田”運行一段時期後，在總結其所取得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未來我國將有可能在多個城市進行自貿區擴容復制、推廣。

受益地區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一旦成功，受益地區將是全局性的，不僅會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繁榮，更能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產業升級創新，資源有效配置產生強大推力。特別是中國沿海的各個口岸依據不同地緣潛力更會得到相應的大提升，以下列舉幾個國內可能受益最大的潛力地區。

1、上海。上海自貿區試驗中最關鍵的一個目標是成為像新加坡一樣的中轉港。如今，我國的許多期貨交易雖然在國內，但是貨物的交割地點多在新加坡，尤其是中國期交所掛牌的大宗貨物的交貨地多數都在新加坡。主要原因是中轉港是大進大出的物流中心，而物流中心就是資金流中心，資金要能夠自由進出進行交割交易，自由貿易需要自由金融的支撐，但中國不是新加坡這種城市國家，基於國家金融風險考量沒有辦法開放，因此，國外貨物就不能或不便在上海中轉交割，所以，上海自貿區的試驗重點便是金融封關。

航運業中，大船的運費大大低於小船的運費，貨主都希望用大船裝運；另一方面，大船因為太大船上貨物的目的地往往不單一，例如船期到裝船的時候，有部分貨物還沒有買家，又不能少裝10萬噸只裝20萬噸，這樣運費就上去了。那麽船東一定是選擇先用30萬噸大船運到新加坡轉船，然後先轉2條10萬噸的小船運不同目的港，剩下的在有自貿區政策的新加坡交易市場上交易。

由於通過馬六甲的貨物絕大部分是中日韓三國，而上海港距離日韓比新加坡近得多，不僅意味著在上海轉船更經濟，也能為國內企業大大降低運輸成本。而自貿區政策則是實現的前提。上海自貿區的意義不僅是物流，更重要的是貨物交易的平臺，同時也意味著定價權和資源配置權，並帶來幾百萬優質的就業崗位和巨大商機，對於當前的就業形勢尤是利好。

2、寧波舟山。上海雖然有最理想的地緣位置，作為長三角經濟區域的龍頭上海的輻射作用也極其明顯，甚至可以江海聯運通過長江一直滲透到武漢長沙這樣的中部地帶，加上其商業配套齊備，非常適宜建立全國性航運中心，但上海河口港的港口條件遠遠滿足不了航運中心的條件，於是上海向浙江租借了大小洋山島在外海建人工深水港。而作為長三角最好的港口，寧波北侖港在直面上海港的競爭下背靠浙江發達的經濟，依然在2013年勇奪中國大陸港口吞吐量第三 、世界前四位。由於洋山港和寧波北侖港同處杭州灣口，相距不到80公裏。未來怎樣頂層設計統籌分工協作，共同做大蛋糕，將是上海港能否成為國際航運、金融中心的關鍵，也是如何區域整合共贏的課題。

3、泉州。泉州地處上海與香港中間。某種程度上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興衰的代名詞。海上絲綢之路留給泉州的政治經濟遺產是真實巨大的存在，作為中國第一僑鄉，東南亞有七百多萬泉籍華僑，還有超4成祖籍泉州的臺胞，無論基於統戰，或國家層面所需的歷史文化軟實力支撐，整合泉州豐厚又分散的歷史遺存都勢在必然。

而更關鍵的是，泉州擁有超級深水良港。對於泉州和福建來說，地處航運要道，所有北上日韓的船只都經過這裏，便有可能在未來國家層面上獲得一個中轉港機會，中轉港兩個基本條件是自貿區政策和港口條件，由於海運業大船化趨勢越發明顯，對超級良港的要求越發急迫，而整個東南沿海條件最適合當中轉港的天然深水良港是湄洲灣和寧波北侖港。深水港口是泉州和福建的天然地緣優勢，而福建同時擁有湄洲灣、三都奧等超級良港。在福建幾個深水港的深水岸線，面積位置，港口後方土地面積等綜合比較優勢中，湄洲灣是最優選擇。湄洲灣南岸屬於有經濟腹地的福建經濟中心泉州，因此湄洲灣早在1990就被交通部規劃成遠期的國際中轉港。

作為國際中轉港需要泊位，倉儲，維修等等眾多支持系統，又要依托深水岸線發展臨港工業把港口價值最大化，需要的港區土地自然是多多益善。如果福建發展國際中轉港，一定是以綜合條件最好的湄洲灣為主港，整合南北港口，以一個分工配合的港口群來提升福建在沿海經濟帶的位置和競爭力，同時也能解決福建省內南北發展的不平衡。

4、粵港澳。珠江三角洲經濟圈是中國最發達的經濟區域之一，是三大增長極之一。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是我國經濟第一大省，面臨產業轉型升級的歷史性任務。在轉型階段，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將對珠三角的港口覆蓋面、產業升級產生巨大促進和提升。同時廣東也是華僑大省，與沿線國家和地區人文紐帶長期不斷，這個優勢將很好促進廣東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良好結合。

隨著粵港澳經濟一體化水平不斷提高，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各類要素資源加快聚集。廣東和港澳間功能體系對內相對有機聯系，對外則相對完整獨立，對區域內外的。

但粵港澳合作中也碰到像上海寧波一樣的區域競爭合作問題。客觀上說，香港的騰飛是 49年後大陸政權輪換使得香港成為了人才和資本的避風港，並在大陸被封鎖後長達三十年時間裏成為大陸與外界 進出口的唯一中轉港。隨著中國的全面開放，香港的地位下降勢難避免。香港只有融入中國大陸特別是珠三角地區，與之攜手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形成世界級新經濟區域才能並維系香港當前的地位。雖然由於中國的全面開放讓香港失去了世界物流中心的地位，但香港在自由港政策及完善的法律制度經驗借鑒上對中國對珠三角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粵港澳之間加大聯結，合作互利、加速融合，憑借廣東巨大的經濟實力和港澳地區長期的國際化優勢，並不難塑造出一個與上海自貿區截然不同，同時更為自由而繁榮的合作範例。

4歷史經驗

一、概述

海上絲綢之路早在中國秦漢時代就已出現，唐中後期，陸上絲綢之路因戰亂受阻加之同時期中國濟重心已轉到南方，海路取代陸路成為中外貿易主通道。宋元時期東西方世界格局的變化，航海技術的突破和經濟貿易空前訴求使海上絲綢之路達到鼎盛。

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中這樣描述宋元時期的世界圖景：“宋元時代的歐亞大陸展開了前未所有的商品和技術交流。海洋四通八達，技術與市場、原料與商品、生活習俗與宗教信仰、思想與藝術彼此交流、相互影響，從東北亞的日本、高麗，到東南亞各地和印度沿海，乃至波斯灣和東非各港口，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全球化”的活躍貿易網絡，商船揚帆萬裏；回看中國內陸，龐大的絲綢、磁器、茶葉供應基地，這些深受國外客商歡迎的產品，從各地經過車馬、舟船、手挑、肩扛，匯聚到海岸線上的各大小港口，集中到泉州等大港口裝上大船隨著季風運往海外……與此同時，發生在宋朝龐大經濟體內部的商業革命則十分有力支撐宋朝成為整個中國古代最富有的朝代―南宋偏安半壁江山，城市化率，科技商業卻是中國古代的最高峰。

明朝海禁。帝國廣褻的土地與豐富的物產造成一種完全自足的農業經濟，中國不論政治還是經濟，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海外貿易對統治者沒有實際需要和吸引力。中國自古以來儒家思想重農抑商，宋元時代之所以主動發展海洋，很大程度是因為宋朝武弱，歲貢以及後期偏安對海外營收的依賴，而元是外來民族建立的政權 。

明朝雖有鄭和下西洋，實質卻非貿易通商，而是朝貢性質的航海行為，它的後面沒有也不許跟隨民間海商的船隊，難以為繼無法持久。海禁導致民間海外貿易被迫轉型為走 私性質的貿易。民間海外貿易的需求張力和朝廷政策矛盾引發的沖突始終貫穿並撕裂明清兩朝。明清僅有幾次有限度的開禁都是無奈被迫的權宜之策。明清兩朝出洋的中國海商在沒有政治和武裝支持的情況下根本無力挑戰大航海後政治軍事商業合一的西歐擴張勢力，一旦做大就會受到西方殖民地政府的屠殺，而朝廷視為罪有應得，而一旦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又無法見容於中國大陸政權，面臨的將是雙面剿殺。海禁直接導致中國退出海洋競爭，是近代中國積弱落後的主因，鴉片戰爭則是幾百年海禁造成的結果。從貿易對象、內涵、性質上，明清中西方的貿易和以往的海上絲綢之路也是不同範疇。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促進沿線國家文明交流，影響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也塑造著歷史改變著歷史。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吸引了中世紀還在蒙昧時代歐洲對黃金東方的向往，導致西歐想繞過穆斯林世界尋找前往東方新航路，引發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而在西方擴張勢力進入南中國海時，明朝正在海禁，西方擴張勢力迅速以海權優勢制定規則建立海上秩序，一直延續至今。

二、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

從海上絲綢之路興盛與衰落的歷史上，可以看出海洋及海洋航海貿易對大國和文明興衰的深刻影響，也可以看出商業力量是如何推動國家政策的變化，國家和民間商業力量如何合力應對國際間的競爭以及如何創造一個合理的制度來維持長久的繁榮，這些經驗對當前國家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仍然有現實意義。比較12世紀和20世紀末，中國有著驚人相似的繁榮發展之路，這都是由於中國開放政策和海外貿易機遇的激增而帶動的。

一、貿易主導權：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上，宋之前貿易的主導權是在阿拉伯穆斯林手裏，當時的阿拉伯世界擁有高度燦爛的文明，和中國同處第一世界，而西歐當時則是荒蠻落後的第三世界。西歐人想要獲得中國絲綢瓷器都得通過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帝國強盛期橫跨亞歐非三大陸，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技術與最龐大的世界貿易網，在古老的七海航路上所有港口城市，從地中海到中國南海都可以見到他們的大船，大唐稱這些遠來海船為“南海舶”、“西域舶”、“昆侖舶”、“獅子舶”，最常見的統稱為“波斯舶”。宋朝中期之前，中國商人或僧侶出洋，乘的都是“番舶”，這種情況一直到宋中後期中國航海業超過阿拉伯世界才改變。中國開始向海洋發展，有多少受阿拉伯季風番客的影響，如今已難以判定，生活在特殊歷史階級有特殊民族心理背景的中國人，更熱衷於講我們如何影響世界而不是世界如何影響我們。

宋朝前期，朝廷對華商出洋並不鼓勵，甚至一度禁華商下海，屬被動型國際貿易。之後宋朝偏安，出於營收依賴等原因開始轉而鼓勵，國家和民間商業力量的合力，使得中國海商成功地參與到以往幾代穆斯林商人壟斷的海洋貿易，並超過而取代了穆斯林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海上優勢，在12-15世紀間，中國主導著海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並基本上壟斷了中國到印度間的航運，中國商人遍布東南亞及印度港口。15世紀上半葉，鄭和下西洋以近乎瘋狂的形式將這種航海優勢推向瞬間的高峰，然後馬上，中國自動退出了海洋。在15世紀下半葉西方擴張勢力進入南中國海時一片權力真空。而阿拉伯的蘇丹們一樣不懂得利用大海，在葡萄牙艦隊擊潰了無武裝的阿拉伯穆斯林船隊，取代穆斯林們控制了西亞南亞貿易網後，蘇丹說：“海戰是商人之事，無關國王尊嚴。”15世紀，中國和阿拉伯世界退守內陸，而西方則向海洋擴張，東西方強弱由此逆轉。

在貿易主導權上，一旦不能處於優勢或平等的位置，資源和經濟的天平會倒向占優勢的一方，喪失定價權和經濟主權。極端者，像鴉片戰爭後中國海權喪失，沿海口岸被迫開放，成為西方傾銷商品的市場。

二、國家作用：在海絲之路的興衰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商業力量是如何推動國家政策的變化和國家的作用。

1、商業力量推動國家政策變化：

（一）1087年，泉州市舶司的設立，就是這種案例的一個體現。宋朝立國時，泉州的海外貿易已經很興盛，但還是比不上廣州和寧波，出海須報關，往南海諸國或印度洋都須從廣州報關，往高麗日本則要到寧波報關，給在泉州經商的海商造成很大不便，於是到北宋中期，受“重商主義”影響的官員們屢屢上疏請在泉州設司管理對外貿易。1072年泉州轉運使薛向提出“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1082年泉州太守又請設司，這次上疏中采用了更有說服力的邏輯―泉州沒有市舶司，不但海商受損，朝廷收入也極受影響。一次次的上疏都沒有得到批準。直到1087年，泉州的海上貿易正式進入了國家視野，這一年，在戶部尚書建議下，泉州正式設立市舶司。從此泉州港開始進入它的鼎盛時期，國家和商業力量的合力，在此後一百多年的時間裏，開創出一個中國經濟占國際貿易主導地位的“泉州時代”，是海上絲綢之路高峰時期的東方第一大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這時期國家重視海洋的背景下，南宋通過泉州開始對釣魚島和臺灣進行有效管理和行使主權，這也成為今日中國對釣魚島和臺灣擁有主權的歷史法理依據。

（二）明清實行海禁，沿海商人在無法合法開展商業貿易情況下，只能依靠走私和“海盜”行為來組織貨源和交易，有時甚至和當時來自日本倭寇合流在一起對抗政府，後期的明廷顯然發現海禁後海盜頻繁與開禁後“海盜”的數量即下降的微妙關系，明朝隆慶開海有限度開放月港的重要原由則源自一次中國“海盜”和日本海盜聯合沖擊漳州月港事件促成。後期，美洲白銀大量由月港湧入中國，白銀便是由民間首先使用後推廣到全國。

（三）明末，明政府無法剿滅鄭芝龍的武裝海商集團便轉而招安，也使得海禁政策有所放松。清代，中外民間貿易的強力需求使得海禁無法有限執行也使得清政府轉變海禁策略 開廣州一口通商。

2，國家和民間商業力量的結合：比較宋元時期和之後的明清時期，國家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不僅影響本國海商在國際貿易上的競爭力，更影響到國家文明興衰。

（一）宋朝和元朝政府的基本政策，是鼓勵當地人參與海上貿易活動，國家參與國際海洋競爭，這一方面為沿海地區提供了更加廣泛的經濟機遇；另一方面，也為朝廷和地方的各級官府，帶來了新的稅收資源，更重要的是，大大增強中國海商在國際貿易上的競爭力，宋朝中後期，中國開始取代阿拉伯穆斯林在國際貿易上的主導也是這一政策的結果。

（二）海絲之路在宋元時期是東方式的，雙向平等、和平的色彩濃厚，而15世紀後西歐大航海後的海洋貿易則夾帶著軍事強力，時常表現為殖民掠奪和血腥屠殺。如果說在15世紀前民間海商在東方式海洋競爭中沒有國家加持也只是商業競爭力的增減問題，而在西方式的海洋貿易中，中國海商面對有政治軍事武裝的西方擴張勢力，則隨時有生命之憂。阿拉伯商人一樣是因為沒有國家武裝力量支持而退出海洋競爭。而中國海商更慘，不僅沒有國家軍事支持，更不受政策支持，政府用海禁來遏制民間自發的海外貿易，犯禁者隨時要受身後母國的追剿。

三、共贏制度：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不僅需要創造出讓沿線國家能接受的共贏方案，在國內更需要頂層設計一個讓各區域各階層共贏的框架制度，才能維持長久的繁榮。

一個地區或國家可能依靠各種方式取得短期經濟的繁榮，但要持久的繁榮則取決於好的制度，而制度的供給者主要是政府。要想長期的繁榮需要設計一種可以讓大多數人獲益的制度框架，這種制度不僅包括正規的法律條文，也包括非正規的潛規則。再以宋元時期中國的第一大港泉州港為例。當時以海外貿易為主情況下，促進泉州港城經濟發展的法律主要包括海洋經濟的法律框架：市舶條列；海上交易中的財產權保護；宋代海上貿易的締結程序與契約協議，即合同法；商業糾紛的訴訟和調解。這些法律有效維持了海上國際貿易的正常秩序。宋元這個制度體系顯然有降低海上貿易交易成本的作用。而且從實際來看，由於依法貿易的利益大於非法走私的成本，從而使這些法律都能夠得到落實。同時，來自儒家教義、宗教信仰和社會網絡紐帶等文化和社會變量的非正規的制約，對商業行為產生一定的約束力，同樣降低了交易成本。所有這些正規和非正規的變量結合起來，為一個前工業化但高度商業化的區域海洋經濟，提供了一個有利於經濟長期發展的制度基礎[3] 。

泉州在設市舶司後的高速發展形成了其在宋代繁榮的黃金時期，宋室南渡和部分皇族子弟寓居泉州是其繁榮的高峰；但地方政府為了供養在泉州皇族子弟的用度使稅收高企則削弱了泉州商業的競爭力，於是泉州商人大戶為了保證其地位越來越醉心謀求地方政治權利，於是國家權力地方化，利益集團開始盤根錯節並成為食利階層，社會公平也被一點點蠶食，泉州港繁榮的收益人群縮窄，加劇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隔閡；宋元易代，地方勢力重組，在蒙元異族民族階級統治下色目人最終主導了泉州的海上貿易，泉州開始了讓少數人受益但與大多數人無關的畸形繁榮；這同樣反映在元末朝廷權力鬥爭中，各階層對利益巨大的泉州港收益爭奪上，以波斯商人為主的色目人為抵擋叛軍組織了自己的軍隊，但這支軍隊最後自己也成為叛軍。為少數人享有的畸形繁榮不僅是元末兵亂的主要原因，更埋下了明初漢人復國時民族宗教仇殺的誘因。

規劃建設

一、加強政府往來，增進溝通了解,鞏固政治和戰深化與相關國家開展經濟、貿易、能源、金融、服務、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共同建立跨境經濟合作區，完善當地基礎設施建設，在區內實行更加自由便利的貿易、投資及物流政策，利用雙方的互補優勢開展各項經濟合作，促進地區繁榮

二、建立完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合作交流國際化,以海洋經濟為突破口，共同建立海洋養殖合作基地，探索產業園區雙向投資，健全常態化的合作交流機制；構築雙方海上互聯互通網絡，開拓港口、海運物流和臨港產業等領域合作，積極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系。

三、全面拓寬對外開放合作格局，促進共同發展,抓好信息、通關、質檢等制度標準的“軟件銜接”，推動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為企業創造更為便利的原產地證書申領和核準環境，推動優惠政策的更好落實。加強與各國海關和簽證機構的溝通與合作.，建立國際安全合作機制，保證海路資源運輸的安全，加強海上戰略通道的保障能力。

四、以海上絲路建設為契機，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相關產業的技術含量，實現產業升級，提升在國際產業分工的地位，實現共贏。

五、全面提升海上絲路學術研究水平。提升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術研究水平。加強媒體間文化間的交流與合作，增進交流，加強文化，媒體等領域的合作，做好民間友好組織的合作與交流，提高合作向心力。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平行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業金融合作和機制平臺建設，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深沿線區域經貿合作，加強安全領域交流與合作，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加強基礎文化建設，優先發展海上互聯互通，在港口航運、海洋能源、經濟貿易、科技創新、生態環境、人文交流等領域，促進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攜手共創區域繁榮。（收藏自智庫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