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發明了鐘表。它的一年四季有規律的走動，強化了時間之箭絕對向前飛逝的機械性。鐘表是時間悲劇性的象征。它意味著我們對時間節奏的永恒而無可奈何。牛頓說：“絕對的、真正的和數學的時間自身在流逝著，而且由於其本性，在均勻地、與任何其他外界事物無關地流逝著……。”（牛頓《自然哲學與數學原理》）均勻，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種自然之美。它意味著穩定，但也同時意味著它的不可改變與僵直。

對於小說而言，均勻的時間速度，是一種不可取的速度。

小說的速度是雙重性的：故事的時間速度與敘述的時間速度。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這兩種速度都不宜是均勻的。因為均勻意味著節奏的喪失。人的心臟之跳動，其節奏均勻，是一種健康的表現——心律不齊或心速過動，則都是病兆。而小說的生命的魅力與生動，恰恰體現在一種速度的變化不停又恰到好處的節奏上。

關於節奏的奧秘以及它對於小說的意義，我們馬上就要講到。這裏先說一點：節奏是形成美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節奏本身就是可被審美的。足球的迷人，正在於它是一種最富節奏感的運動。越是高水平的足球，就越是有節奏感。那些被認為是大腕球星的運動員，正在於它們對足球的富有節奏性的把握。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運著球，慢速、快速、突進，又忽然地停頓或一個旋身改變方向，我們看到足球像一個音符在運行與跳動，當它應聲入網時，我們的感受則與聽到音樂的最強音時受其震撼的感覺如出一轍。節奏還意味著成熟與老練，意味著它是獲取勝利的一種因素。無論是足球，或是其它，甚至包括一個人對他一生的安排，都應當掌握和保持好一種節奏。

均勻並非不能作為一種節奏存在於小說，就像它並非不能作為一種節奏存在於音樂一樣。一首音樂中，總有節奏均勻的部分，並且正是均勻部分襯托出不均勻——沒有均勻也就沒有不均勻。我們在一段有規則的搖擺中，在不緊不慢地地隨著音樂之流向前流淌或奔瀉，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甚至是我們所渴望的。但是這種流淌或是奔瀉如果是由始至終的，則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沒有變化的節奏，將產生催眠的效果，或引起我們的壓抑、煩躁與沈悶感，最終會因為感到它枯燥無味而終於失去欣賞的耐心。一年一度的奧地利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上，我們從那個叫卡拉揚的或者叫小澤征爾的指揮家的身體搖擺與手勢上，充分領略到了什麽叫節奏與什麽是節奏的魅力。

好的小說，都是那種在節奏的掌握上很有算計亦很嫻熟的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一位小說家是否已是修煉到家的小說家，僅從他在節奏的掌握一項上看便可認定。

與節奏相關的概念就是速度——減速與加速。

泛泛地談減速與加速並無意義。因為無論是減還是加，完全是根據某種目的的需要來設定的。

故事在未進入小說之前，實際上已經處在減速與加速並存的過程中。絕對時間是均勻的，但運動卻不是均勻的。我們日常中所說的“事情發展緩慢”或“事情發展得太快了”，都在說明一個道理：運動的節奏是處在變化之中的。如果運動不是處在這樣一種狀態之中，史德恩的“將小說敘述時間與故事時間同步”的實踐，必定是令人氣悶的。他企圖“將小說情節和處在世界的時序串聯起來”，“把文學世界與真實世界時間的對照發揮到極效——將兩者一對一地對照吻合”。他的理想是，“讀者閱讀一小時的份量，正好相當於主角一小時的活動時間，如此一來，他的小說便能和讀者的經驗完全對等” (見艾恩·瓦特《小說的興起》)。他敢如此假設，蓋因事情的發生、發展並非同一種速度。但即便是為此嘗試，也顯然是一種極端、一種對時間的既深刻卻又不免機械的理解。通常來說，即使故事(運動)已經有了減速或加速，在被寫入小說之後，還要作進一步的減速或加速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