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荒野文學批評，論文方面似乎就做得更好些。不論是對早期的殖民時期或是對美國獨立時期還是南北戰爭時期的美國文學，都有評論家從荒野的角度進行切入、分析和評論。他們普遍認為，關於美國荒野的描寫與敘述，美國獨立時期的弗雷諾（Philip Freneau）和布萊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應該算是先行者，不過他們對於荒野的反映完全來自於英國文學中早已成熟建立的原始主義傳統⑤。

在他們看來，野性的自然不過是聖靈的體現，是被文明汙染了的人類得以尋求精神更新與重建的場所，布萊恩特的《致水鳥》就是很好的例子。對於荒野最早具有原創性反應的當屬庫珀（James F. Cooper），因為正是他定義了荒野的悖論性，那就是：「如果荒野是上帝之作，那麽人類以文明與文化的名義對之進行摧毀的意義何在？」由此必然推論到下一個問題：「如果荒野是聖靈的場所與體現，那麽當荒野消失之時人類該去往何處尋求精神的更新？」①可以說，在接下來的一個多世紀，美國重要文學家都在討論這一悖論，馬克·吐溫、福克納等都是其中的典型。

比較重要的論文應該包括1959年《美國文學》上刊登的《福克納的荒野》（「Faulkners Wilderness」）和發表於1969年的《〈哈克·費恩〉與〈熊〉：荒野與道德自由》（Huckleberry Finn and The Bear：Wilderness and Moral Freedom）。主要討論這兩篇文章有兩個原因：首先，這兩篇文章都討論了對於荒野真正具有美國原創特點的看法；其次，所涉及的作家及作品在美國文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福克納的荒野》一文中，作者指出福克納繼承了庫珀的傳統，從美國人的角度解讀荒野，認為一開始荒野充當兩種完全離散的角色，但最終又以一種超越人類經驗的方式統一起來②。

荒野既是道德與精神真理的導師，同時又是盎格魯·撒克遜貪婪的受害者。雖然一開始，福克納對荒野試圖從兩個主題分別處理，但是最終他在艾克·麥卡斯林（Ike McCaslin）系列故事的最終版本中，將荒野的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方面交織起來處理。比如說，在《獅子》（「The Lion」）與《河口之秋》（「Delta Autumn」）兩個故事中，荒野主要是作為受害者的主題，而在《熊》（「The Bear」）中，荒野又成為導師。直到最後，在《去吧，摩西》（Go Down，Moses）版本中的《熊》（「The Bear」）故事中，兩種主題相互交織，荒野成為一種矛盾體的結合與統一。

在接下來的六七十年代，湧現出大量關於美國重要文學家與文學作品中荒野話題與意象的討論。這段時期關於荒野文學的批評，主要批評對象雖仍然集中於美國國內最為重要與流行的作家和作品，比如流行文學家庫珀、傑克·倫敦等、重量級文學家馬克·吐溫、福克納等，但同時也開始出現一些以美國以外的文學為研究對象的荒野文學研究，比如關於德國詩人歌德與英國詩人雪萊詩歌中的荒野意象研究。這些論文的一個共同點就是，作者在這些非美國的重要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如美國文學中具有悖論特點的荒野，並發現這對於其增強詩歌的美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論文《歌德詩歌意象研究：花園與荒野》（「Studies of Goethes Poetic Images： Garden and Wilderness」）中，作者指出，歌德詩歌中的花園與荒野體現了一種沒有出路的進退維谷。

自然，一方面被認為是有限的、可以理解的、有秩序的，另一方面又被認為是無限的、不可捉摸的與產生混亂的，每一方都設想一種理想的狀態，因而都成為對方的弱點和缺陷。歌德就是通過運用這種易變的意象來參與一種長期而豐富的傳統，使之成為所有美學與玄學意象中的基本沖突③。此外，美國荒野文學批評以《西部美國文學》（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雜誌為重要陣地，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美國重要白人作家荒野文學批評的同時，關於非白人的少數族裔文學的荒野話題討論也開始湧現。1968年刊登的書評《荒野王國——落基山脈的印第安生活》（「Reviewed Work： Wilderness Kingdom—Indian Life in the Rocky Mountains： 1840-1847」）算是最早涉及印第安荒野文學批評的論文之一。（2017-10-28，鄱陽湖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