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呱呱落地，就交給國王身邊最德高望重的太監而不是女人們看管。太監們負責把太子的身體訓練得漂亮茁壯；過了七歲，就教他騎馬和狩獵；到了十四歲，就被交到四個人手中，即國內最賢達的人、最公正的人、最節欲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個教他宗教信仰，第二個教他永遠真誠，第三個教他控制欲望，第四個教他無所畏懼。

利庫爾戈斯的做法頗值得稱頌。他治國有方，本人完美無缺，對孩子的教育極其關心，把這看作為他的主要職責，況且又是在繆斯文藝女神的家鄉，但他很少談論學說，似乎對那些除了美德對其他一切束縛不屑一顧的貴族青年，只須為他們提供教授勇敢，賢明和正義的老師就夠了，用不著傳授知識的先生。

利庫爾戈斯的做法，被柏拉圖引進了他的法律中。波斯人的治學方式，是要學生對人及其行為發表看法，如果對這個人或這件事持批評或贊同的態度，就要說出理由，通過這個方式，共同來學習法律和提高判斷力。


色諾芬敘述了一件事：阿斯提亞格要居魯士敘述上課的內容，居魯士說：“學校里，有一個大個子男孩穿了一件小大衣，他把這件小大衣給了他的一個小個子同學，井從小個子同學身上脫下那件比較大一些的寬袖外套穿在自己身上。先生讓我對這事作出評削，我說，應讓這件事維持下去，因為這對雙方似乎更合適。先生指出我判得不對，因為我只停留在合不合適，然而首先要考慮公不公正，公正不容強奪別人的所有。”

居魯士還說，他為此挨了鞭打，就像我們在鄉下讀書，忘了希臘文中“我打”的不定過去時的變位形式時挨打的那樣。我的老師在讓我相信他的學校可與居魯士的學校相提並論之前，可能會用“褒貶法一給我一頓訓斥。波斯人想走捷徑。既然知識直接學來也只能教給我們賢明、廉潔和堅定，他們寧願一上來就讓孩子們直接去實踐，不是通過聽課來教育他們，而是讓他們試著行動，不僅用箴言警句，而且主要通過實例和勞作生動活潑地教育和造就他們，使得知識不是他們思想的附屬品，而成為思想的本質和習慣，不是一種習得物，而是一種自然的擁有。

關於這個，有人問斯巴達國王阿格西勞新二世，孩子們應該學什麽，他回答：“應該學大人該做的事。”如果說這樣的教育方式成果卓然，那是不會令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