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政策就是重文輕武的政策，水滸傳中武將參加叛亂特別多，108將，武管占40、50%，重文輕武的政策，我在《遊民文化》舉了很多的例子，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特別是下級的武官，清風寨，還在縣之下，找了一個劉高那麼一個人小人管著他，被社會的政策排擠成為邊緣。

另外一個邊緣就是自投，自己願意走上邊緣的。自己走上邊緣人物就更加危險，晁蓋家裏那麼有錢，30多歲，也不結婚，整天老練，封建統治階級的話不逞之徒。劉唐也知道，還找晁蓋，江湖上有這麼一號人，大家相信他，他也打出名聲了。一是經濟條件走向邊緣，另外就是政策，另外就是自願，自願有多種因素。比如柴進受到排擠，也有年輕人追求不平凡的生活，30歲以前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有點沒心靈，但是50歲還相信是沒頭腦。馬克思的確總結人類很多非常優美的東西，打造將來特別美好的前景。青年人有奮鬥精神，想改造社會，想給人民帶來無限光明的人，相信這個是很正常的，就跟遊俠似的，大家都向往遊俠，年輕人最向往遊俠，但是年輕人最沒有資格做遊俠，因為遊俠是一種很成熟的性格，年輕人恰恰缺乏成熟的性格。中國古代很多這種悖論。

自動走向邊緣也有很多自己想，我就反抗這個社會。像魯智深這種，做軍官做得好好的，就是性情使然，不一定有利益追求，也有不逞之徒，像宋江、晁蓋、柴進，都是有追求，魯智深這樣的人物純粹是自找，他追求人間得有公平，他有這樣一個信念，所以才去。先抱打不平，軍官做不了，做和尚，做了和尚之後又抱打不平，結果連和尚做不了，只能上二龍山，江湖人是成熟的遊民和社會邊緣人物構成的，只有有江湖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這個江湖在城市，在鄉村，在海港也在稻谷上。

江湖好像電場，只有電子活動的地方才能構成電場，只有有江湖人活動的地方才能構成江湖。江湖也可以說遍地都是，也可以說社會基本原則公正了，孫中山所說：貨暢其流、人盡其才，實現那種太平情景，那種情景，也許江湖才能縮小，現在遠不是孫中山所想得那種盛世，現在說遍地江湖也不為過。因為江湖實行的規則都是隱性社會的規則，而且江湖本身就是隱性社會，但是江湖又寄生在主流社會，因為江湖本身是不創造財富的，特別是在古代社會是不創造財富的，梁山創造財富嗎？就是搶劫，本身不創造財富，但是江湖藝人創造一些精神財富，大部分江湖人不創造財富。總的來說，江湖和中國古代皇權專制社會互相依存存在，當江湖特別擴大的時候，社會動亂也就到來了，到來之後經過幾十年的戰爭，大量消滅人口，重新洗牌，人口減少了，每人又能分到一塊土地，重建小農制度，重建宗法制度，又開始一個新的朝代。當這個朝代人口逐漸多，不公正現象越來越多的時候，人實在生活不下去了，形成遊民、江湖，又來了一次動亂，但是幾十年的動亂，人民感覺到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希望有一個真龍天子出來，又重新開始新的輪回。

台灣就能和平轉移政權，肖萬長說過一句話，沒有一黨獨大，台灣的情況下，在立法院中的確是國民黨一權獨大，兩百多萬張票，強勢總統，沒有一黨獨大，只有人民最大，人民不是空洞的人民，人民手中的選票最大，這句話非常好，不是空洞的，空洞的人民什麼也不是，你是人民嗎？第二位的人民都可能不是人民，林彪、劉少奇都說過挺大的人民，最後不是人民，成了敵人。

 王學泰：

人民的選票最大，台灣四年一屆的選舉，幾乎每年都有選舉，地方省市縣選舉，或者兩市的選舉，或者立法院選舉或者總統選舉。所以說，雖然小馬哥以兩百多萬張選票作為強勢總統，做得不好，四年沒準就下來了，就一張選舉威力如此之大，我看了之後，我挺感動的，人民從來沒有這麼強勢過，所以我就覺得，只有實現公民社會，實現法制社會，才有可能避免我所說的，一治一亂或者分久必和、和久必分，實際上對於人民來說，人不過就活幾十年，追求的是什麼，最基本的不就是需要一種安定的生活，飽暖的生活，自己能夠在精神上有一定的享受，自我價值能有一定的實現嗎？人民不就追求這個嗎？這對於普通人來說，就是這樣子。也許有大志的人，非得當總統，我非得要打天下等，所以我覺得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是要求不高的，所以說這種不高的。中國現在所謂不公正的現象，兩極分化，腐敗橫行，只有一個解決方法，讓人民有權，人民沒權的狀況下，反腐說一輩子，只能越反越腐，預防腐敗局以後再搞一個預防預防預防局，再搞一個預防預防預防預防腐敗局也不行，讓人們盯著你，小偷左手想偷東西，右手能拽著左手不讓偷東西。那天有一個武安市委書記寫了一部小說，那個小說寫了很多錯誤的東西以外，不符合歷史以外，表彰荀子很好，孟子主張性善論，荀子主張性惡論，性善論是人治的理論基礎，性惡論有可能導致法制，荀子的性惡論不是法制，但是性惡論可以為法制社會提供思想平台。統治者都愛性善論，為什麼？性善論看自己。統治者希望統治這種不確定性，法制社會的統治即使惡法也好是一種規範性的統治，人治不確定性的統治，不規範性的統治。比如鑄刑鼎，孔子持反對態度，把法律公布，既是惡的法，對人民也是尤裏的，因為人民知道，我知道怎麼才能不犯法，但是孔子反對它，孔子沒有說反對的理由，後來做註的時候為什麼孔子反對，其中有一段話非常值得我們大家想一想。

本來這個人犯了看來罪挺大，心是好的，法制條文不是那麼明確，輕者處理他，源情執法，這個人犯罪很小，這個家夥就是壞蛋一個，怎麼也改不了，雖然罪小非常嚴格處理，讓他以後再也不危害百姓。這個說法很講道理的，統治者是天生的聖人，第一他能判斷誰是好誰是壞的動機，第二步考慮自己的利益，按照這個人就是壞的，我就嚴格處置，這個人是好的我就可以從輕發落，這就是性善論的出發點，首先認為統治者全是好的。性惡論往往統治者看下面人恰恰是用得荀子的性惡論，下面大部分都不是什麼好東西。中國的法制化第一就是嚴格執法，按照法律的規定處理社會問題，就是統治確定性的問題。我在隨筆選集裏面有一篇叫《說不確定性》，統治階級就喜歡不確定性，想怎麼弄你就怎麼弄你，而老百姓最初最原始要求就希望確定性。當然民主不單純是這樣子，老百姓最低的要求，您起碼給我一個確定性，您給我畫出一個道來，就跟我辦報紙、我辦刊物，說哪個話說哪個字不行，你得跟我說清楚，不能我發了一個稿子，我就出問題了，不確定性，沒有法律，還不如恢覆書報檢查制度，將來出了事不在乎我們作者。中國新聞法說了三十年，出版都是政策性的規定，這個東西就有不確定性。法制社會第一反映嚴格執行，哪怕最初的法不太合乎道理，但是在法律執行過程當中，應該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尤其是現在立法過程本身就是不合乎道理，郵政法是由郵政系統的人起草，銀行法由銀行系統的人起草，本身就不合乎道理，法制統治就和人治的不同，就是統治的確定性。遊民把不確定性推到極端，為什麼中國36計，陰謀詭計都把人捧上天，認為這是中國傳統的智慧，實際上這種智慧是用明代宋濂一句話，這都是蛇鼠小婦之智，有些操作性的東西，看成立國之道，甚至有人看成遏制霸權，極其可笑。人間重得還是大道，以民為本，建立民主制度。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不一樣，民主是老百姓說得算，集中制是領導說得算，這兩個怎麼能結合到一塊，民主成了參考，鄢烈山寫了一篇文章民主不是領導說得算，一是老百姓說得算，一個是領導說得算統治者說得算。（愛思想網站 201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