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按照福柯的看法，俄狄浦斯的能力是通過語言將人在生活境遇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勾連在一起的能力。這種能力在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謎題時就已顯現出來。俄狄浦斯並非通過看透斯芬克斯謎題表面背後的真相來發現謎底的，而是通過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三個維度在話語中的連綴，將「人」在時間中的存在方式呈現為一種可以被眼睛所直觀的形象，由此才揭示了謎語的含義{21}。而在第二次找出城邦瘟疫原因的過程中，俄狄浦斯如法炮制，繼續通過質詢和追問，試圖將忒拜城邦和自己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個時間點的行動統一於一個完整的情節之中。

然而，正是這種能力讓俄狄浦斯遭遇了災禍。原因在於，這種能力太過強大，已經危及維持城邦秩序的兩股力量：神對城邦的統治和民眾的意見。福柯發現，俄狄浦斯在查找導致瘟疫的真相時，既不聽從代表民眾（polithos）的歌隊的聲音，也不相信特瑞西阿斯的預言，而是憑借自己的認知方式來把握事物的本質。這種認知方式被稱為是一種「淩駕於諸技術之上的技術」（techne technes）{22}。顯然，這是一種通過「追求真理」的手段來維護俄狄浦斯的僭主地位的技術。與這種技術不同，先知和歌隊維持政治秩序的手段並不是這種淩駕於技術之上的技術，而是使城邦秩序合諧的「法」（nomos）。按照福柯的解釋邏輯，俄狄浦斯並非因為僭越自己應有的認識能力遭到了神的懲罰，而是因為他已經具有了與神一樣管理城邦的能力而遭到打擊，造就這種能力的就是俄狄浦斯所擁有的「求知意志」。

正如福柯在對亞里士多德觀點的反駁中所暗示的那樣，「求知意志」不同於亞里士多德的「求知欲」，後者引導人們尋找一個確定、明晰而和諧的秩序，這個秩序塑造了世界的表象，並與神明自上而下統治城邦所依賴的政治秩序（法）有著密切的親緣關係。「求知意志」卻對統治表象的秩序本身沒有興趣，它引導人們關心人自身和人類共同體的起源，並由此把人們對自我和城邦過去記憶的陳述與城邦的現實處境相聯系，從而在揭示城邦的起源意義上的本質時，讓表面上穩定和諧的政治秩序得以崩潰，進而影響到政治共同體未來的命運。

因此，在福柯的心目中，俄狄浦斯憑借「求知意志」所獲得的知識，不僅與正義（dikē）的城邦政治秩序相對立，而且與依賴這種政治秩序、進行求知活動的哲學認識論產生了方法論上的對立：後一種知識用來呈現和維護城邦中自上而下的統治秩序，並與用來宣告城邦秩序的神權話語（以特瑞希阿斯為代表）和諧共處；前一種知識則依賴於語言的象征作用，將斷裂的時間片段整合為對城邦政治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完整認知，從而成為俄狄浦斯顛覆城邦既定政治秩序的重要輔助。

福柯指出，俄狄浦斯之所以遭受懲罰，並非因為其發現了自我認識的限度，也非因為其所具有的認識熱情。俄狄浦斯的悲劇在於，作為僭主的俄狄浦斯王，憑借另一種獲取知識的手段挑戰正義的城邦之法，從而導致了失敗。當然，這種失敗卻也認可了俄狄浦斯的「求知意志」的積極性和真理性。這是因為俄狄浦斯的求知過程恰恰呈現了另一種批判性正義（krieín）的力量，後者依賴於鬥爭、懲罰和暴力來獲得政治權力，並同時擁有與權力相依存的知識和真理。

我們進而可以認為，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福柯對《俄狄浦斯王》的解讀開啟了他對知識—權力關係的全新理解。一方面，福柯繼承了尼采的看法，將《俄狄浦斯王》看作一部呈現真理的戲劇，並高度肯定了俄狄浦斯的穿透事物表象的認識能力；另一方面，在批判海德格爾將俄狄浦斯的求知過程理解為形而上學意義上的求知熱情的同時，也否定了尼采的觀點，即俄狄浦斯的認識能力是一種把握世界本質的能力，而是將之轉化為一種挑戰外在規範的權力意志。尼采筆下的日神精神，被福柯看作是遮蔽城邦歷史起源的現實政治秩序，而俄狄浦斯的求知能力並不能看穿這一政治秩序本身的殘忍和暴力，而是繞到這一政治秩序的外部，將其起源中所蘊含的罪惡、汙染和不潔呈現出來。在這個時刻，維護城邦既定秩序的政治權力與具有奪權意志的僭主俄狄浦斯之間的鬥爭，才成為俄狄浦斯悲劇的真正根源。

{22} Michel Foucault, Leçons sur la volonté de savoir: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suivi de Le savoir d』Oedipe, 2011, pp. 9-11, pp. 89-93、103, pp. 161-163, pp.112-113, p. 229, pp.240-242, p. 238, p. 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