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50年前西方的南洋研究

南洋研究的展開，雖是50年來的事，但50年前披荊斬棘的先驅者的功績，是不可抹煞的。這些先驅者，在歐美日本是一些特出的漢學家或東方學家；而在中國則是一輩具有先知先覺的地理學家和革命家。歐美日本學者所遺下的研究成績，大部分是文獻的翻譯和考證。翻譯向不為一般人所重視，但是一位真正以嚴肅態度治學的學者，一定先從事翻譯有關的重要文獻，以及外國權威學者的重要論文。前者是我們研究的根據，後者又是我們切磋琢磨的借鑒，都是我們必須獲得的。「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所以在這20世紀，更須溝通東西學術界的聲氣，所謂「學術無國界」，共起同努力。就因為要溝通聲氣，必須把握住語文武器。懂得語文愈多，愈精通，他的治學武裝配備便很完備。所以有成就的南洋研究專家，至少精通好幾種語文，要不然，他將如英雄無用武之地。

法國是歐美漢學研究的中心，因此50年前有成就的南洋研究成績，也得向法國去找尋。在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期，在歐洲學術界最負盛名的是沙畹氏（Edouad Chavannes）。沙畹是里昂(Lyons）人，自1893年起，便擔任有歷史性的法蘭西學院的漢學教授。由于他的博洽的知識和對華文理解力的優異，把司馬遷的《史記》法譯了三分之一；研究中國古代的封禪而著《泰山誌》一書；為討論古代中國的宗教而譯注《西突厥傳匯纂》，使中亞和塞北的歷史有偉大的開發；又因深究內典而翻譯唐釋義淨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宋雲和慧生的《印度行記》，和悟空的《渡天記》；又從大藏經譯出譬喻譚五百則，刊成三大本；又描摹漢代的畫像石而著漢代石刻考。1907年游歷華北各地，刊行《華北考古記》巨著。除了這些，還有散見各大刊物的數十篇論文。這些著譯雖都是他的漢學研究成績，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法譯本于1894年刊行後，便成為歐美學者研究南洋歷史的重要參考書之一。他的成為漢學大宗師自是必然，本世紀歐美各國的漢學家，幾乎都出他門下。晚年﹐他和柯迪埃（H. Cordier）同任荷蘭萊敦（Leyden）的《通報》（Toung Pao）編輯，因大戰期間太操勞，1918年便易簀，年僅52歲。在他逝世前﹐其所完成的《流沙墮簡附考釋》，是一件劃時代的工作。

在沙畹之前，法國還有一位漢學大師也是不當忘掉的，那是雷繆薩（Abel Remusat），巴黎一位醫生的兒子，身體很弱，但從小即有神童之稱。因研讀傳教師的漢學著作而專攻中國語文，1811年刊行了《中國語言文學論》一書，聲名大振。1814年法國政府在法蘭西學院開設漢學講座，由台薩西的推荐，雷繆薩被聘為第一任教授。這是歐美最早的漢學講座，雷繆薩也就因此成為學術界的泰斗。1821年，他和親友地理學家瑪爾湯和當時居留在巴黎的克拉卜羅等組織亞細亞學會，編印《亞洲學報》，至今還是歐洲的漢學權威雜誌。晚年任皇家圖書館（現為國民圖書館）東方圖書部主任和其他要職，1832年，傳染霍亂，不治逝世。其著述極多，法人尊他為漢學開山祖，不是沒有理由的。在他著作當中，有關南洋研究的，是《法顯傳譯注》。

法國西學院第二任漢學教授是尤蓮（Stanislas Julien），自1832至1872年，擔任40餘年。他在中國語言文學﹑哲學﹑宗教等方面都開拓了新境界。名著為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玄奘傳記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譯注，《中國語中的文章法新論》，老子《道德經》英譯本，《梵語的漢字音譯法》，法譯《蠶桑輯要》，和《景德鎮陶錄》譯本，及法譯中國小說等。出尤蓮門下的皮奧（E. Biot）譯注的《周禮》，至今還是歐洲唯一的譯本。尤蓮逝世後，門人聖但尼士（de Saint－Denys）繼任漢學教授，有法譯「離騷」和「唐詩」，但為南洋研究學者所尊重的，卻是他翻譯《文獻通考》中的東南夷和西南夷部分。

由此可見法國50年前有關南洋的研究成績，都是卓越的漢學家偶然乘便做的工作，尚無人作專門研究。

英國漢學的發皇，不會比法國遲，漢學家且有和南洋發生直接關係的，那是1807年倫敦布道會所派遣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從澳門入廣州，傳教之餘，兼習華語，在1815－25年間，刊行了他所編纂的《中國語辭典》（華英）6卷，舉世震驚，歎為空前傑作。1814年他派米遴（William Milne）到馬六甲設華文印刷所，刊印華文聖經，明年又編印《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不但為南洋華文出版事業的鼻祖，也是華文報紙的濫觴。這份雜志自1815年創刊，至1821年始停刊，前後共出574頁，凡7卷。內中除數期為馬禮遜和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梁亞發3人合編外，其餘都出米遴一人之手。所載新聞後來為魏源採入《海國圖志》的不少，也可算是南洋研究的原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