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的意義

維柯的《新科學》對後世學者產生了深遠影響。正如柏林所說，維柯在他的時代開啟了比較神話學、哲學、人類學、考古學、藝術史以及人類古代史的相互關系的研究，他的研究在黑格爾、馬克思、康德、塗爾幹、韋伯、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論體系中得以延續。

他以經驗的方式洞察了社會變遷過程中繁複歷史經驗下的秩序與意義，維柯認為我們與早期人類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距離，這一看法使得任何試圖解釋遙遠社會的人們都必須具有強有力的——但是並非不可能的——想像力的跨越（Isaiah Berlin，1976：56）。

通過探討原始人類社會的心智特征及其歷史記憶，維柯最重大的發現在於：比較語言學的概念、人類學的歷史主義和能夠建立一門關於精神之歷史發展的精神科學的觀點，以及他認識到，各種觀念是進化的，不存在永恒不變的人性，有些知識不是一個外在的和普遍的明確真理的靜態結構，而是一個社會過程，可以根據符號的演變追溯這一過程（伯林，2002：136）。

具體到民俗學領域，維柯的《新科學》究竟具有怎樣的學術史意義？首先，維柯探尋歷史規律所運用的歷史材料以及這些歷史事件的實踐者，奠定了民俗學研究的基本對象。他強調，歷史學家不能也不應該忽視啟蒙思想家已經或者正在拒絕的大眾（popular）傳統（Giuseppe Cocchiara，1981：110）。

與啟蒙思想家不同的是，他認為寓言、諺語、軼事是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他並不將它們視為人類精神的謬誤（Giuseppe Cocchiara，1981：106）。從象形文字、古樸的歌謠、神話與傳說、舞蹈與律法以及煩瑣的宗教儀式——這些在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看來僅僅是野蠻往昔的無用殘留，或者是一堆蒙昧主義的騙術——中，維柯發現了其中蘊涵的特定觀點，從中追溯人類的成長和發展歷史（伯林，2002：120）。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伯林將維柯的新科學看做是一種反啟蒙的歷史科學，而且認為維柯在反對啟蒙的運動中發揮過決定性的作用（伯林，2002：4）。在一個思想家致力於啟蒙的時代，維柯獨自認識到，歷史的困難在於要在人類想像的最無理性之處揭示其中暗含的理性。在一定程度內，這些想像事實上充當了社會與文化制度結構的基礎，人們又正是能夠憑借著這種社會與文化制度的結構與自然本身同一或對立地過著自己的生活（海登·懷特，2004：69）。「隨著啟蒙運動強調自我反思的理性，它帶來了兩個相互糾纏在一起的成就——傳統的斷裂以及歷史思考的出現。

正如Nikolaus Wegman所說的，『啟蒙的過程使傳統疏離。將現在與連續分離，傳統只是成為過去』。傳統因此變成了歷史知識，不再需要社會的確證」（Regina Bendix， 1997：28）。維柯的《新科學》描繪的歷史與啟蒙思想家描繪的歷史不同，他試圖描繪的是各民族在時間上經歷過的永恒的歷史，完全不同於啟蒙思想家的斷裂歷史，這一歷史描繪所依憑的證據是「它過去有過，現在有，將來還會有」的憑證（維柯，1989： 164）。這一歷史描繪的原則也成為民俗學區別於歷史學、人類學的主要標志。民俗學正是一門研究傳承文化的科學，它所研究的對象起源於過去，依然存在於今天的生活，並將延續到未來。（本文作者：劉曉春 | 中國民俗學網 / 發布日期：2009-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