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取得的成就對於他人不可能比對於你的意義更大。

無論價值多少，那是他們將付給你的價錢。

在猶太人那裏有不毛之地，可是在其綿薄的石層底下躺著精神和智慧的溶液。

格裏爾柏爾策爾說：“漫遊於遠方的巨大物體之間是容易的，抓住眼前的孤獨東西是很難的……。”

假如沒有聽說過耶穌怎麽辦?

我們會感到孤單地呆在黑暗中嗎?

能否象小孩知道房裏有人和他作伴那樣擺脫這種感覺嗎?

宗教的瘋狂產生於非宗教的瘋狂。

我邊看著科西嘉強盜的照片邊沈想：他們的臉過於堅硬，我的臉過於柔嫩，因此基督教不能給他們打上標記。強盜的臉上兇相畢露，可是他們肯定不比我距離良好的生活更遠，因為他們和我從生活的不同位置上得到拯救。

萊伯的美好音樂絕沒有浪漫色彩。這個特點十分明顯，十分有意義。

人們讀蘇格拉底的對話時有這樣的感覺：多可怕的時間浪費啊!這些什麽都沒有證明，什麽都沒有澄清的論說的意圖何在?

我認為彼得·示路蔑的故事應如此讀：他叫他的靈魂去找魔王要錢。後來他對此感到後悔，魔王要他用身影作為贖金。然而，彼得·示路蔑仍然可以在把靈魂交給魔王和隨同身影與其他人一道犧牲這兩者間進行選擇。

在基督教中，上帝好象對人們說：不要演悲劇，就是說，不要在塵世裏扮演天堂和地獄。天堂和地獄是我的事務。

如果施本格勒這樣說就更好理解：我把不同的文化時代與家庭生活相比較；一個家庭內存在家庭共同點，盡管在不同家庭的成員之間也能找到共同點；家庭共同點與其他共同點在這些、這些方面不同，我的意思是：必須了解比較的對象，即衍生這種看問題方法的對象，否則討論將始終被歪曲。因為不管怎樣，我們將把典型的特征賦予我們如此看待的對象，我們聲稱：“它一定始終是……”

這是因為在表示事物的方式上，我們追求典型的特征。但由於我們混淆了典型和對象，因此發現我們自己教條地將只有典型才具有的特征賦予了對象。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的看法只在個別場合是正確的話，它就不具有我們所希望的普遍性。典型應該清晰地顯示它的本來面目，這樣它就表現了全部探討的特征，決定了探討的形式。這種探討使典型成為焦點，後者的普遍效力基於它所決定的探討形式的事實之上，而不基於某種聲明之上，這種聲明認為一切真正具有典型特征的事物對於所有被探討的事物都是適用的。

同樣，當人們持誇張的，教條的主張時,通常的問題是，究竟什麽是真實的?或者：它在什麽場合是真實的?

摘自《純樸者》：技術之謎。(兩個教授站在一座建設中的橋梁前的照片)上面傳來聲音：“La 日 abi—huah—ta9 abi sag'i-naeha drah'n mer'n anders um!”——“親愛的夥伴，這話太令人費解了，誰能靠這種語言去從事如此復雜精確的工作喲!”

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說哲學確實沒有進步，我們仍然忙於解決希臘人探討過的相同的問題。然而，說這種話的人不懂得哲學為什麽不得不如此。原因在於我們的語言沒有變化，它不斷地誘使人們提出同樣的問題。只要繼續存在與“吃”，“喝”等詞的功能相同的“是”動詞，只要還存在“同一的”、“真的”、“假的”等形容詞，只要我們繼續講什麽時代的河流，遼闊的天空，等等，大家就將不斷被相同的疑難問題所困惑，凝視著一切無法解釋清楚的事物。

我讀到：“……沒有幾個哲學家比柏拉圖更接近‘實在’……。”奇怪的現象。不可思議，柏拉圖竟能走到如此之遠!難到我們不能走得更遠!是因為柏拉圖聰明絕頂嗎?

克萊斯特在某處寫道，詩人最願意做的事是不用語言去傳播思想。(多麽奇怪的表白。)

據說，新宗教往往把舊宗教的神看作魔鬼。不過，這些神事實上可能已經變成了魔鬼。

偉大人物的著作是環繞我們升起、落下的太陽。一切正待再次升起的偉大著作，它們的時刻來臨了。

門德爾松的最優秀樂曲是由阿拉伯風格的音樂組成的。這是我為什麽對他的缺乏嚴肅性的作品感到困惑的原因。

在西方文化中，人們始終用不適宜猶太人的標準去衡量他們。許多人清楚地認識到，希臘思想家既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哲學家，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科學家；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參加者不是職業運動員，與任何西方職業不相適應。這對於猶太人來說也一樣。如果以我們的(語言)作為唯一標準的話，我們就會經常地、不公正地對待他們。因此，他們有時被過高評價，有時又被過低評價。在這方面，施本格勒正確地未把威林格劃為西方哲學家(思想家)。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不可能得到絕對的、最終的維護。然而，只有參照其他的事物，這才是無疑問的。例如，沒有理由能說明你為什麽要如此行動(或已經行動)，除非這種行動給你帶來如此的形勢，即不得不再次成為你所接受的目標的形勢。

也許，無法表示的(我感到神秘，又不能表示的)是與我所能表示的有意義的東西相對立的背景。

哲學研究——在許多方面與建築學研究相仿——更是對自我的研究。關於個人的闡釋。關於個人看待事物的方法。(個人對它們的期望。)

一個哲學家輕易地占據了一個無能的經理的職位。這位經理不去幹自己的工作，僅僅把眼睛盯住雇員們，監視他們得體地工作，接替他們的工作，直到有一天發現自己過分承擔著他人的工作。同時，雇員們面對面地譴責他。

這種觀點已經過時，不再起作用了。(我曾經聽見萊伯對於音樂思想發表過相同的意見。)這正如銀紙一旦弄皺後不能再捋平一樣。我的全部思想幾乎都弄皺了。

我確實靠鋼筆進行思維，因為我的頭腦經常對我的手寫的東西一無所知。

哲學家的行為經常與小孩的行為差不多。小孩在一張紙上胡寫亂塗後問大人：“這是什麽?”——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大人曾幾次給小孩畫圖畫，然後說：“這是一個人”，“這是一幢房子”，等等。後來小孩也塗畫了一些符號，問道：那末這是什麽?

拉姆齊是一個資產階級思想家。譬如，他想象的目標是清理一些特殊社會的事務。他不去思考國家的本質——至少他不願意這樣做——而去思考這個國家是如何合理地組織的。該國可能不是唯一的國家，這個思想一方面使他不得安寧，一方面使他厭煩。他想盡快地開始考慮基礎——這個國家的基礎。這是他的擅長之處，並且深深地吸引著他。真正的哲學思想一直在於擾他，直到他將結果(如果有的話)扔在一旁、並且宣布它無足輕重時為止。

奇妙的比喻基於這樣的事實上：甚至最大的望遠鏡都必須帶一個不大於人的眼睛的目鏡。

托爾斯泰：一個事物的意義(重要性)在於它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東西。——包括真理和謬誤兩個方面。主題之難以理解——如果它是有意義的、重要的東西——不在於在理解它以前特別需要研究深奧的問題，而在於把主題的理解與多數人想認識的事物這兩者加以區別。因此，最顯而易見的事物可以變成最難以理解的事物。必須克服的東西是與意誌有聯系的，而不是與智力有聯系的困難。

現在的哲學教師為學生選擇食物時不帶有取悅他的胃口的意圖，而帶有改變他的胃口的意圖。

我應該只是一面鏡子，因為我的讀者可以通過這面鏡子看到他的思想的全部缺陷，從而借助這個途徑將思想端正。

語言給所有的人設置了相同的迷宮。這是一個宏大的、布滿迷徑錯途的網狀系統。看見一個接一個的人沿著同一條路走去，我們可以預見他們在哪兒會走上歧路，在哪兒筆直走無需留意拐彎處，等等。我必須做的事是在所有交叉口豎立起路標，幫助人們通過危險地段。

愛丁頓關於“時間的方向”和熵的法則是：假如有一天人們開始走回頭路，時間就會改變方向。當然，你如果願意的話可以這樣說；但日後你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你沒有說出比人們已經改變了走路的方向這句話更多的東西。

有的人把人類分成買者和賣者，忘記了買者也是賣者。假如我提醒他註意這一點，他的文法改變了嗎?

哥白尼或者達爾文的真正成就不是發現了一種真實的理論，而是發現了一種豐富的新觀點。

我相信，歌德真正尋求的不是生理的色彩理論，而是心理的色彩理論。

懺悔必須成為你的新生活的一部分。

我從沒有一半以上成功地表達我想表達的事物，實際上還沒有一半，只有十分之一強。這仍然有些價值。我的作品經常只是“結結巴巴”。

猶太人的“天才”僅僅指的是聖人。甚至猶太人的最偉大的思想家只能算是有才幹的人(譬如我自己)。

我認為我的唯一的可以再生的思想有些真理。我相信我從未創造過一線思想，我的思想是從其他人那兒獲得的。我熱情地，直接地抓住它，將它運用於我的分類工作中。這就是博爾茨曼， 赫茨，叔本華，弗萊格，羅素，克勞斯，盧斯，威林格，施本格勒，斯特佛等人對我產生的影響。能否把布羅伊爾和弗洛伊德的情況作為猶太人復生的例子呢?——我發明了新的明喻。

我也曾經為德羅比爾模擬過頭型，刺激本質上是德羅比爾的工作，我的成就的確還是分類。我認為重要。的事情是鼓起勇氣去完成分類工作：否則它只是一種聰明的遊戲。

猶太人必須懂得，從字面意義上看，“一切事物對於他等於空無一物”。然而，這是他特別難以理解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他沒有特別的東西。當你可以變富時，你很難接受貧困；當你不得不變窮時，你更難心甘情願地接受貧困。

或許說(正確地或錯誤地)，猶太人的頭腦沒有創造最小的花和小草的力量，他們僅從他人的思想土壤上將生長的花和草拔出來，移植於綜合圖案中。我們這樣說話，不是指出什麽謬誤。只要所做的事情十分清楚，那一切就是對的。只有猶太人的工作的本質與非猶太人的工作的本質相混淆時，才會有危險，尤其當猶太人作者自己陷入混亂時，更是如此，因為他容易陷入混亂。(他是否看上去神氣十足，好象他自己生產了牛奶似的呢?)

猶太人的頭腦特別對於他人的作品比對於自己的作品能更好地加以理解。

當我精心地鑲嵌一幅畫或者把它掛在適宜的環境時，我經常自豪地感覺到這幅畫是我畫的。這不十分正確：不是“自豪地感覺到它是我畫的”，而是自豪地感覺到我協助完戒了它，似乎我畫了一小部分。這就象一個天資過人的植物管理員一樣，他最後竟認為自己至少創造了一根草。可是，他應該明白，他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中工作。他甚至對最微不足道的小草的生長過程也全然無知，完全不懂。

一幅畫著一株完整的蘋果樹的畫無論多麽逼真，在某種意義上不比一株小雛菊更象樹。同樣，布魯克訥的交響曲不比馬勒爾的交響曲更無比接近英雄時代的交響曲。如果馬勒爾的交響曲是藝術品的話，那它屬於完全不同的類型。(可是這實際上是施本格勒式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