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實際情況是，這些曖昧不清的話那時尚不足以引起人們的懷疑，裡面的暗示並未被注意到。接下來幾個星期是艱難的調查。我開始閱讀關於炸彈和軍需品的材料，了解把硝酸鉀與糖混合起來的反應和功效（在胡魯克辦公室爆炸現場發現了這種線索）。我請教了軍火專家，試圖證明燃燒彈裝置並不具有法律規定的爆炸物的性能特點。

17　George C。Scott，20世紀後半葉著名演員，其最經典角色當屬1970年在電影《巴頓將軍》中扮演巴頓將軍。編者注

7 搜尋告密者

在這幾個星期里，我越來越懷疑同盟里有告密者或化名打入的奸細。政府會在組織里安插鼴鼠（長期卧底），這是對付顛覆性組織的一般做法。可猶太人保衛同盟不是那麼容易滲透，它組織嚴密，非猶太人不得加入；它敵視外族人，成員都是從狹小的幾個居民區招募來的。

同盟以前曾挫敗過政府安插一個猶太裔便衣警察加入該組織的企圖。同盟成員幾乎一眼就看出里奇羅森塔爾的面目，立即揭發他是個警官。里奇身上有明顯的紋身，傳統的猶太人不會在身上刺青，這證明他絕不是來自波洛公園區。

其他的計謀也失敗了，主要是因為在警察系統和聯邦調查局基層組織中缺乏猶太裔人。

政府在這幾個星期中的表現也令我深信確實有告密者。儘管政府承認自己既沒有證人，也沒有指紋證據，可是它卻信心十足，信心足得可疑。突然，一個深藏在腦海中的想法冒了出來。是否有可能被告裡面出了告密者？這恰好解釋了政府為什麼沒有試圖和任何一位被告達成一項庭外認罪協議。是否有可能他們根本不需要協議，因為被告之一自己本人早就成了告密者？

這想法一開始顯得十分荒謬。

三位被告多年獻身同盟的事業，沒有一個人當過警官，這點我們很清楚。三個人從小互相認識，互相信任，敢以生命相托。更重要的是，波洛公園的紀律我很清楚這條紀律叛徒和告密者比任何罪犯都罪大惡極。確實，在東正猶太教徒每天誦詠三遍的十八篇祈禱文中，就有一篇講到告密者今世或來世都不能洗刷贖補自己的罪孽。我重新研究所有的資料。三個人當中哪個人最可疑？我開始到處打探，並了解過去那些被挫敗的滲透計劃。我仔細研究舊的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檢察方面的起訴書。我了解到，眼下的被告中有個人在好幾份起訴書中都有他的名字。

我儘可能地打聽這些案子的細節：證據的性質；罪行是如何被警察得知的；案子最終是如何了結的。我發現，起訴書中出現的那個人與我的懷疑對象有許多共同點：每次都牽涉到一個案件，在沒有明顯線索、提示或證人的情況下神秘地被警察破了案。每一個案子都可能是隱藏的告密者協助偵破的。

在我這些業餘的偵探活動完成之後，我準備測驗一下我的預感是否準確。在猶太歷住棚節18前夜，我在劍橋家中拿起電話，開始打我司法生涯中最痛心疾首的一個電話。我已經得出結論，你就是那個告密者，我告訴在電話機那邊的人。他的反應最初是沉默，然後是啜泣聲，然後又是更長時間的沉默。

感謝上帝，你終於知道了。謝爾頓西格爾終於喃喃說道，我早就想告訴你了，可我知道你會恨我，拋棄我。請幫助我從這個困境里解脫吧！我最初的反應是怒不可遏。

他想得一點也沒錯！我真恨死他了，我恨不得拋棄他，從這個案子上脫身，讓他自作自受。到頭來，我同意做他的律師，我接受他的案子，是為了保護一個愛國者，一個波洛公園老鄉，一個從小一塊長大的人，而不是保護告密者。

我怎麼能再信任西格爾。幾個月來，他一直在欺騙我和我的同事們，使我們誤認為他是一個謀殺嫌疑犯，實際上他正在為另一方效力，大概早已把我們討論的策略完整不漏地彙報給檢察方面去了。我匆匆地追憶，自己是否對他說過什麼我不想讓政府知道的話。

我想到好幾個月的時間都白費了，這些時間都分文未取，我白白地花費時間精力去為他的謀殺罪辯護，實際上他從一開始就清楚，不會對他起訴。（我當時有一種自私的想法：如果他一直在付我律師費的話，他或許會早一些告訴我，這樣他就可以給自己節省不必要的花費。）我在話筒里朝西格爾吼道：你他媽的為什麼不早告訴我，你自己的律師？！

他細聲細氣地回答道：因為你會告訴其他同盟律師這件事。我雖暴怒不已，仍能平心靜氣地想想他的話，因為我是通過馬蒂埃利法特同盟的一位律師介紹參與此案的，西格爾沒有理由認為我跟別人有何不同。我明白無誤地告訴他，如果我接受一個客戶的委託，我就只對這個人負責。

除非他要求我這樣做，我是不會把秘密告訴其他律師的。我問謝爾頓，他為政府工作已經有多久了。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他說，我沒有為他們工作。他們強迫我向他們提供情報。他們威脅說要殺了我，如果我不這麼干的話。他們還答應我，永遠不會讓我出庭證明我的朋友有罪。

可現在他們要我出庭，指證科恩和戴維斯在胡魯克案中有罪。我不想干，他們能強迫我嗎？我怎麼辦才好呢？我還是想甩掉他。可我同意親自見他一面，再做最後決斷，也好給他陳述前因後果的機會。我們約好第二天在布魯克林見面。

幾分鐘后，我給哈維西爾沃格雷特打電話，告訴他我剛才聽到的事情。哈維聽后目瞪口呆，但仍很強硬：我們得退出這個案子。我可不為政府干活。我也不給告密者當律師。讓政府給他指派一個律師吧，他是他們的人。

我向哈維解釋，這裡面牽涉到的法律問題比表面上看起來複雜得多，西格爾聲稱他是被逼迫當告密者的，這樣他的權利就可能受到侵犯。

哈維不為所動：每個告密的傢伙都有借口，他說，可我沒有義務來幫助政府解脫困境。後來，哈維勉勉強強地同意，只要我願意做的事，他就同我一起去做，但是，如果西格爾為政府出庭作證，他就不參與此案。我們倆人同意，為了不影響西格爾，先不告訴他哈維的態度。

我也下了決心，不管西格爾是否決定為政府作證，都不會是我決定是否繼續做他律師所考慮的因素。在飛往紐約途中，我回想起我在為此案準備時去看我弟弟內森一個老練的刑事被告辯護律師。

我們談到這裡面可能有告密者，我弟弟開玩笑說：你怎麼敢說，他不是你的委託人呢？我當時用一種大哥哥的口氣對他說，你這是胡說八道。他提醒我，他比我更了解西格爾，因為他在夏令營作過他的輔導員。

那小子心事重重，他總是鬼鬼祟祟，他是個孤僻的人。只要有一個人對他好，他就一輩子忠於他。你對他小心著點兒。我忙於查找告密者，早已把這段話忘了。我

真想給弟弟打個電話，讚揚他的先見之明。

可我覺得，即使對親弟弟也不能透露西格爾的秘密。我還帶點兒狼狽樣地想到，我在鮑曼法官那兒吵吵鬧鬧地提出動議，聲稱我的委託人的權利受到告密者的侵犯。我坐在東方巴士上，尋思著鮑曼法官是否已經意識到我提出動議時的尷尬處境。

和西爾沃格雷特到紐約以後，我們在布魯克林的一家小猶太自助餐廳與西格爾見了面。我們告訴他，這是他最後的機會。他得告訴我們全部事實。如果再騙我們，或是跟我們繞圈子，我們就完了，我們得了解全部情況。

18　住棚節（Sukkot），猶太節日，意為Feast of Tabbernacles，即臨時遮身之所的盛宴，慶祝秋收，紀念猶太人出埃及時困在沙漠中的歷史。譯者注

8 西格爾的故事

謝爾頓告訴我們，1969年他參加同盟以後，他開始經常出沒於同盟在波洛公園區的總部，那地方既是辦事地方，又是社交場所。因為謝爾頓對電子很在行，他被分派到軍火分隊。他會製造各種各樣的炸彈煙霧彈、燃燒彈，還有炸彈，他贏得了同輩的尊敬。他交了不少朋友，第一次嘗到受推崇的滋味。崇拜他的人中有一個漂亮的姑娘。托娃凱斯勒長著一頭金色捲髮和淡藍色的眼睛，她全家，父母、兄弟都是同盟的堅定分子。柔情蜜意開始在他們之間萌發。在凱斯勒一家堅定的戰鬥精神影響下，謝爾頓越來越多地參與同盟的計劃和行動。謝爾頓第一次主要行動在1971年4月有了結果。下午5點30分，曼哈頓一座大樓的負責工程師接到一個電話，聲稱這座大樓立刻就會有炸彈爆炸。這座大樓里駐有蘇聯外貿機構。打電話的人用猶太人保衛同盟的箴言結束：不許再犯。幾分鐘后，這座大樓里的人就撤空了，整個街區也被警戒起來，幾十名警察趕到現場，其中包括紐約警察局的偵訊處長阿爾伯特西德曼及其他幾個高級官員。一枚炸彈爆炸了，另一枚在起爆前幾秒鐘被起出並拆除了引信，否則這枚炸彈就可能把離它不遠的偵訊處長、情報處長和警察督導都炸死。這些九死一生的警官們得到一個重要的報償頭一回找到一顆沒有爆炸的猶太人保衛同盟製造的炸彈。

它是由幾管杜邦公司出的紅色炸藥管組成，接在一隻售價89美分的聯合碳化物公司製造的1.3伏電池上，再連在一隻麥克隆塔牌廚房用計時器上。有了這個寶貴的調查依據，警察開始去找尋製造炸彈的人，從偵察爆炸縱火分隊的偵探中挑選出一組人馬來專門查找這顆炸彈的部件。這個小分隊的領導人叫桑托帕羅拉，他是一個反爆炸專家。除了對付炸彈很有經驗之外，他還有完成這個任務的另外一個重要素質他是防爆分隊偵探里唯一在波洛公園區土生土長的人，他熟悉那些參加同盟的猶太孩子。

帕羅拉在波洛公園區靠近第六十街和十一大道處的義大利裔人聚居區出生長大。他只比我大幾歲。他父親從義大利移民到賓夕法尼亞州，後來搬到波洛公園區，在一家鞋店當夥計。跟西格爾和我本人一樣，桑托也是惹是生非之輩，他是個臭名遠揚的打群架的孩子，桑托，大家都管他叫山姆討厭學校，既不喜歡專門職業中學，也不喜歡他父親逼他去的當地學校。

可他在孩子中間是個人物，尤其擅長波洛公園一帶街道上的遊戲比賽。我是兩個陰溝蓋子，他有一回在開庭休息時向我炫耀。我告訴他，他太令我佩服了，我自己從來沒超出一個半蓋子。西爾沃格雷特一點兒也聽不懂我們談的是什麼，他在新澤西出生長大，他問我，兩個蓋子的人是不是指小偷？雖說山姆在邊界線羅馬一側長大，但他在他所謂的猶太街一邊有不少朋友。

他們是些聰明傢伙，上大學的料兒，可他們中間也有希望成為硬漢子或金剛鑽的，所以願意跟我們混在一起，穿著帶銅釘的褲子，袖子捲起來，掖上一包香煙，腰上扎著寬皮帶。猶太孩子交上義大利朋友就好像顯得硬氣一點。

反過來說也是如此如果義大利孩子交上猶太朋友，他就顯得聰明一些。山姆了解這個共生關係，這種了解是他用來對付西格爾和我的重要武器。從學校畢業后，帕羅拉參了軍，當上了工程作戰人員。後來他干的是排雷和電子偵訊等工作。

可他最熱衷的是當警察，在25歲時終於滿足了心愿。

他很快就升為偵探27歲時他就成了眾人交口稱頌的出色偵探。到他35歲那年，他參與過在紐約發生的所有炸彈爆炸事件破案工作，他破案率極高。現在，他的任務就是查出購買過在蘇聯外貿使團駐地起獲的那顆炸彈的部件的人。因為炸藥和電池是極普通的物品，他的注意力放在那隻麥克隆塔計時器上。

這種貨只有無線電器材公司，一家電子器件連鎖商店才有貨。帕羅拉翻查一摞摞近期的銷售收據，從中發現有一張1971年4月10日正是爆炸事件前幾天的發票，發票里賣出去的是兩隻麥克隆塔計時器和一卷銅絲。

這筆買賣是無線電器材公司在波洛公園區的分銷店成交的，它就坐落在猶太人保衛同盟總部不遠處。買東西的人留下的名字是費爾德曼，地址是第八街6136號。帕羅拉尋訪了這個地址，發現並無此人。

他又回到無線電器材公司的商店，遞給商店經理（一個跟警察局關係不錯的人）一張名片，叫他注意盯著費爾德曼點兒。

幾星期後，那個經理興奮不已地打電話來：費爾德曼剛剛到店裡來了，買了一些銅絲、電池和電線。經理記下了他的車牌號碼。很快就查出，那輛黃色沃爾沃車的主人是歐文西格爾。謝爾頓開始注意到，他時刻地被兩個開一輛破舊不堪的旁蒂克老爺車的便衣跟蹤著。他的對策是採取主動進攻。他開始給跟蹤他的人照相。

有一次，他向當地警察派出所遞交了一份正式的控告書，彙報兩個身份不明的人跟蹤他的事件。另一回，他攔住一輛警車，報告警察他被兩個流氓盯梢。穿制服的警察把旁蒂克攔住，要求穿便衣的帕羅拉出示證件，使西格爾十分解氣。1971年6月4日，正是西格爾從紐約市立學院畢業的那天早晨，他和同盟的另一個成員艾澤丹齊格開著那輛黃色沃爾沃出去。

他們被一個叫傑羅米霍華德的密探盯著。情景正像一部基斯頓考普斯電影中的鏡頭：車在紅燈前一停，謝爾頓就跳下車，飛快地給盯梢的尾巴照相。在曼哈頓經過一番左拐右彎的周旋，謝爾頓把車開到中區一家停車場里，兩人下了車。霍華德跟了進來，他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搜了沃爾沃，發現了計時器，電線，電池和火藥。西格爾和丹齊格回來時立刻被捕，罪名是攜帶炸藥。

那輛黃色沃爾沃，謝爾頓的歡樂和驕傲，作為物證被扣押。西格爾和丹齊格現在成了蘇聯外貿使團爆炸案中的嫌疑犯。可是警察還有更大的目標。他們想要窺探打不進去的猶太人保衛同盟核心機密，他們需要一個通氣的窗口。警方指示帕羅拉用繳獲的證據作為槓桿，以使兩個嫌疑犯中有一個人跳槽，為警察效勞，這樣警方就可以得到他們急需的情報，了解同盟的計劃。

帕羅拉從未親身和西格爾或丹齊格會過面，他不知道該怎麼下手來完成這件毫不令人羨慕的任務。為了找到最好的方法，他搜集了兩個嫌疑犯出身背景和個人喜好的全部資料仔細揣摩。作為在波洛公園區長大的人，帕羅拉對西格爾和丹齊格這樣的人生長的環境和周圍的關係了如指掌。

他知道猶太人崇尚忠誠本族的信念，鄙視告密。他了解許多猶太人因為對滅猶大屠殺無能為力而帶來的負罪感，他們與蘇聯猶太人深沉的認同感情，以及猶太人對使用暴力的矛盾心理。對兩個嫌疑犯研究一番后，帕羅拉決定把功夫下在謝爾頓西格爾身上。他了解到，西格爾獲保釋后正在卡茲基爾山一所猶太避暑旅館里當電工，包攬雜活。（我自己在那家旅館里也很有根底：我有兩個叔叔小時候就在那兒干活兒，我自己也在那兒待了一段時間。）帕羅拉給西格爾打電話，說想談談他的車的事兒。

西格爾因為極想把自己心愛的車要回來，答應在離旅館幾英里遠的一條偏僻無人的鄉村小道見面。帕羅拉在約定地點找到西格爾，開始了其後無數次秘密約會的第一次見面。帕羅拉一開始就表示出他對蘇聯猶太人的同情，對俄國佬的憎惡。然後他問西格爾，是否聽說過阿爾西德曼。西格爾搖搖頭。

哼，你小兔崽子沒法不知道！帕羅拉吼道，他是你們自己人，你差點把他狗日的腦袋殼炸爛。西格爾縮著脖子，說，我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帕羅拉告訴他蘇聯貿易使團駐地爆炸事件，警察局偵訊處長是如何死裡逃生。這些傢伙想要你的小命，你要是不說出真情，他們肯定會下手。西格爾不為所動。你們這些傢伙把我當成孬種啦。我可沒屁對你放。

帕羅拉轉過身，打開汽車后蓋。西格爾看著他從裡面拿出一把鐵鍬，他有所準備，就問：你用那個東西干什麼，為猶太人種樹？帕羅拉臉上沒有笑容。不，你這狗日的聰明鬼，我們要把你埋了。他一邊說，一邊威嚇著，把鐵鍬舉到西格爾頭上。我們要像以前對付販毒的傢伙那樣對付你。知道我們怎麼把他們從街上掃蕩干淨嗎？不是上法院，聽清楚了，在哈萊姆區空地里埋著不少販毒的傢伙哩。

西格爾嚇得後退幾步。等等，他忙說，他那副傲氣勁已全然消退。我們好說好商量。

帕羅拉告訴西格爾，政府準備就爆炸蘇聯外貿代表處一案判他無期徒刑，唯一可以挽救他自己的辦法是向當局提供猶太人同盟未來的行動情報。他說警方對檢舉參與者不感興趣，只想獲得足夠的預先警告來防止流血事件。帕羅拉又提到謝爾頓的弟弟，那輛藏有爆炸物品車輛登記在他名下，他也會被起訴，除非謝爾頓提供情報。帕羅拉還答應幫助西格爾把沃爾沃車要回來。

西格爾答應考慮考慮。帕羅拉告訴他，如果他決定合作，就用一個特別為他安裝的電話號碼打一個電話給他，並指示他，他的化名是安吉洛，而帕羅拉則是斯蒂夫霍洛維茨。帕羅拉安排西格爾弄回他的車兩天以後，安吉洛用那個專用號碼打電話來了，而斯蒂夫霍洛維茨拿起了電話。有人決定在長島格林科夫的蘇聯大樓里放炸彈，他對著耳機小聲說道。這句話一說完，他就掛上了電話。

警方立即派出一個排爆分隊，起獲那顆炸彈，拆除了引信。帕羅拉心滿意足，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在窺測猶太同盟和謝爾頓西格爾的動向，企圖捕獲他所謂純潔的金絲雀。現在他已經得手。可喂養一隻金絲雀是一樁精細的買賣。這個情報來了以後好幾個星期，金絲雀都沒有歌唱。

西格爾覺得現在已經人貨兩訖，誰也不該誰了他已經弄回他的沃爾沃車，作為回報，他幫助警方預防了一次大爆炸事件。他什麼情也不欠帕羅拉了。

現在到了帕羅拉第二階段任務出台的時候。西格爾必須成為一個長期的卧底，主動地提供活動分子的名字，不斷彙報同盟的活動情報。帕羅拉不斷提醒他，為蘇聯使團爆炸案件可以判他20年徒刑。你知道，在這段時間裡，你不會吃上一頓飽飯，更糟的是，你不能尋歡作樂，至少是沒法跟女人睡覺了。

車中查獲的炸彈部件與蘇聯外貿使團駐地發現的炸彈同出一處，已構成他犯罪的技術證據。西格爾不知道他該怎麼辦，他該去向誰傾訴隱衷。他在蘇聯使團炸彈案中有一個律師，他是同盟的常年法律顧問，由同盟隨便安排給被捕的成員進行辯護工作。西格爾不敢告訴這個律師他和帕羅拉談話之事，唯恐同盟得知他的叛賣行為。他也不敢告訴他的女朋友托娃凱絲勒，因為她對同盟的赤膽忠心，勝過對他的戀情。

謝爾頓急迫難耐地想和托娃結婚，他知道，一旦托娃知道他是個告密者的話，會有什麼結果。帕羅拉越收緊繩扣，西格爾就越感到壓力除非西格爾提供名單，檢察官將對他起訴；把他弟弟也抓進來，揭露他當姦細的面目，而且還得再沒收他的車。

西格爾開始動搖，他要帕羅拉保證，如果他提供朋友的名字，那麼就不能讓同盟知道，這是他干的。帕羅拉滿足了他的要求。我以我孩子的生命發誓，他信誓旦旦地保證。帕羅拉甚至耍了個小花招，保證他永遠不能就西格爾告訴他的任何事情作證。我們還沒有宣讀你的權利，不是嗎？你知道米蘭達警告19。如果我們沒有宣讀你的權利，那麼我們就不能以你告訴我們的內容做證據。最後，在一個8月的夜晚，他們坐在停在西區高速公路下面的一輛車裡，西格爾答應向帕羅拉和盤托出。

他們來到一間廢棄不用的警察防爆炸縱火偵察分隊辦公室里。在那裡，西格爾緊張不安地開始講述，他是如何製造蘇聯貿易代表處和格林科夫大樓用的那幾顆炸彈，他供出誰參加製造炸彈，誰去安放，誰去打警告電話。

帕羅拉建議西格爾去見負責偵察起訴這兩起爆炸事件的聯邦檢察官托馬斯帕特森，他是美國聯邦紐約東區助理檢察官。這些案件都是在東區審判的，包括布魯克林和長島，因為炸彈是在布魯克林製造的，而格林科夫則在長島。那次會見時西格爾沒有律師陪同，帕特森向他保證，他不會因蘇聯外貿使團和格林科夫爆炸案而被起訴。但帕特森告訴他，他們需要先起訴他，把他與其他被告一塊兒逮捕，以便遮人耳目。西格爾要求帕特森給他文字保證。

帕特森同意給西格爾寫一個證明，由帕羅拉保留。他在一張美國司法部公用箋上潦草地劃了幾個字，放進一個信封，打上火漆交給帕羅拉。信的內容是：美國司法部認為，可以給謝爾頓西格爾先生在蘇聯外貿代表團駐地爆炸案和格林科夫爆炸未遂案以免訴豁免權。

西格爾在秘密的大陪審團面前作證，供認了蘇聯代表團和格林科夫爆炸事件中的罪行。第二天，聯邦大陪審團認定西格爾和其他6位被告犯有炸彈爆炸罪。所有被告都被正式逮捕，包括假被告謝爾頓西格爾在內。認定有罪後幾星期，一個狙擊手用一隻殺傷力強大的步槍朝曼哈頓帕克大街附近的蘇聯駐聯合國外交使團駐地的窗戶里打了4槍，差一點就打中4個正在床上睡覺的兒童。

那隻帶有昂貴望遠鏡的雷明頓0.243口徑來福槍，後來在街對面亨特學院樓頂的一根通風管道里被發現。槍擊顯然不是有意識地打偏的。這回，事先並沒有警告。美國駐蘇聯大使在深夜被召到克里姆林宮加以叱責。蘇聯駐聯合國大使譴責美國政府和紐約市沒有阻止猶太復國主義流氓無賴的滋事搗亂。

與之相呼應，要求把聯合國從猶太人的紐約市遷走的呼聲也出現了。市長約翰林賽一個猶太人保衛同盟激烈的抨擊者，受到攻擊，認為他是猶太復國主義暴行的支持者。這場全面的外交危機僅僅因為那個狙擊手的槍法不準而得以防止。帕羅拉接到指示，他一定得叫西格爾指認誰是狙擊手，警方必須把兇手抓到，國際國內的壓力都很大。

斯蒂夫霍洛維茨打電話給安吉洛，但西格爾對此不感興趣。帶著紐約警察局局長的直接指示，帕羅拉開始威嚇西格爾，開頭是隱隱約約地，隨後更露骨地暗示他，儘管他有那封給予豁免的信件，他仍然可能因蘇聯外貿代表團駐地和格林科夫炸彈案而被起訴。他還告訴謝爾頓，任何一種豁免都是根據他是否願意在對其他被告舉行的公審上作證為前提的。西格爾開始感到寒心。

這麼說，他必須在被起訴或被揭露他的坐探面目兩者之間作出選擇，帕羅拉答應過他永遠不會遇到這個難題，永遠也不會向他的朋友揭露他的真面目。可這種事終於發生了。他真是個傻瓜，輕信了帕羅拉，那些警察們只是拿他耍著玩，使他越陷越深，直到他除了徹底投靠警方以外別無他路。

這是一場慘痛的教訓，這就是政府如何用審判告密者的手段行事，特別是在為偵破重要案件除此無他的緊急時刻。政府正在收緊陷阱，謝爾頓無路可退，除帕羅拉外，沒有一個可商量的人。他產生了一個想法！他可以以命相托的只有一個東西他對發明創造的天然緣分。

他發明了一個簡單而又有效的錄音設備，以便在與當局談話時進行錄音。他在車座下面安裝了一架售價29.95美元的西爾斯錄音機，在油門踏板下安裝了一個自動裝置，可以用他的長腿自動開啟關閉。用這種方法，他可以長時間地錄下他和帕羅拉及帕特森的談話內容。

19 米蘭達警告（Miranda Warnings）或稱米蘭達規則（Miranda Rule），指公民被警察或執法人員拘留、審訊前有權獲得適當、及時的警告，即：他有權在開庭審判前保持沉默不回答任何問題，但如果回答了，每句話都可以作為向他起訴的證據。另外，他可以要求他的律師到場，由律師回答問題。如他沒有律師或請不起律師，可由政府幫他找一個。這條法律是聯邦最高法院在1966年對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一案的裁決里作出的，它已經成了美國刑事訴訟程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