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曲求全》的人物不但缺乏個性，而且也沒有生展的痕跡。他們都是福斯特（E. M. Forster）所說的“平滑性格”（flat character），出娘胎時是什麽樣，到老時也還是那樣。你想不到站在張董事面前的王太太和站在顧校長面前的王太太是兩樣的人，你也想不到陸海或馬三在另一情境中會現出另一樣的面目。他們的性格生下來就固定了，劇情的轉變好比一面轉動的鏡子，把這種固定的性格的各方面逐漸顯現出來。

有一兩個人的性格似乎只很輕微的在這鏡子前面拂過，現得很模糊。丁秘書就是如此。假如不是要他在第一幕中做一個傀捨舍得丟開馬三？丟開馬三就是丟開第三幕的大部分精采！假如丁秘書和馬三一樣的生動靈活，我們相信第一幕必定更加圓滿。

不過這番話似近於吹毛求疵。缺乏個性和生展都不能說是《委曲求全》的角色的缺點，因為喜劇中的角色往往如此，而且《委曲求全》之所以為喜劇不在它的角色而在它的情境。單說角色，王太太，馬三和張董事都是很有趣的人物，叫你見過一面之後，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喜劇的最大功用在引起觀眾對於社會上種種醜拙加以嗤笑。但是笑的方法不同，笑的用意也不一致。《委曲求全》出現於美國舞臺時，波斯頓的報紙的評語中有這樣的一段話：“這里笑著一種柔和惡嘲的微笑，自然是王文顯先生在那里微笑，這是法國人最得意的舞臺筆墨，然而這里來得更漂亮。”

我覺得這話有些欠斟酌。纖巧化的輕妙而酷毒的法蘭西式的微笑似乎並不是《委曲求全》的特色。《委曲求全》的作者的幽默似乎與英美人的幽默比較接近。他的對話俏皮直爽，有時令人想到謝里丹和王爾德。

最難得的是他那一副冷靜的客觀的態度。他只躲在後臺笑，不向任何人表示同情或嫌惡，不宣傳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主張。你看完他的戲之後，也只是笑一個飽，不會惦念到什麽問題上去。在聽膩了蕭伯納式的教訓之後，我們覺得《委曲求全》是一種康健的調劑。寫戲時免不著有時要想到觀眾。《委曲求全》原用英文寫成的，作者心目中的觀眾大概是英美人，——至少是受過英美式教育的人。

因此它的幽默或許容易被一般中國觀眾忽略過去。比如王太太和顧校長討論狗好還是孩子好的一段對話，在中國觀眾看來，或許嫌其對於動作加以不必要的停滯，但是這恰是西方的觀眾所慣於欣賞的。

譯書往往比著書難，譯戲劇尤其難。我們慶賀王文顯先生的成功，不能不附帶的慶賀他的譯者李健吾先生。近來譯戲最成功的要算洪深先生，但是他實在不是翻譯而是改造。李健吾先生很忠實地在翻譯，而同時他的行文語氣全依中國習慣，叫你忘記他是翻譯。尤其可貴的他是在譯戲而不只在譯書。他的譯文句句能表現劇情，句句可拿上舞臺去演。這種譯法是值得翻譯家們揣摩的。

原載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138期，1935年2月10日，據《朱光潛全集》（8）